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 (22)

—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張祖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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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群體:這裏指的是大中專院校的在校學生、包括在校的研究生。他們一般在經濟上還不能自立或不能完全自立,學生也不是一種職業身份,因此不能把他們作為一個獨立階層。但是考慮到他們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一貫的先鋒作用,把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來考察是必要的。1999年全國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總數為413.4萬,研究生23.4萬,中等專業學校的在校學生人數為515.5萬,這還不包括未列入招生計畫的民辦院校的在校生。大中專學生絕大多數集中在大中城市。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大中專學生與10年以前的學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對此前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而對於他們生活其中的外部世界的變化卻非常敏感;他們經受了市場化、全球化、資訊化的洗禮,觀念上更加開放,更加富有競爭性,更加個性化;他們普遍受到系統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科學文化方面的素養明顯提高;他們變得趨向理性、務實和世俗化。由於社會的劇烈變遷,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都在發生重大變化,加之教育體制與教育思想的落後,使得這一代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有所減弱。但是,校園文化、校園民主的傳統仍然在沿續,學生們追逐新鮮事物的熱情和先鋒意識始終是濃厚的。學生時期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意識方面正處於逐漸成長、成熟的階段,可塑性很強,同時也很不穩定。學生階層沒有與民主價值相衝突的既得利益,相反他們所崇尚的現代性使其天然地要求民主。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十分有限,對什麼是民主和如何建設民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得很清楚,因此在行動上容易出現激進、急於求成和失控的情況。今後,學生階層不太可能成為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他們仍會以生力軍的姿態發揮著自身的衝擊力。

八、流民群體:流民是指離開常住戶籍所在地,到其他地區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或其他活動的人口。流動人口的成份比較複雜,主要由下列幾部分人組成:(1)流動到城鎮找工、打工、無穩定工作的農民;(2)外出找工、打工、無穩定工作的下崗、失業或離職的城鎮職工;(3)四處流動做各種生意的小商小販;(4)無業或待業人員。在上述幾類人之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流浪乞丐、江湖術士以及對社會危害很大的流竄犯罪分子等。他們是一個在數量上處於動態變化之中的邊緣群體,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速度很快(1990年2月,在全面人口普查的基礎上形成的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提供的數字表明,到1990年2月全國已有流動人口6000—8000萬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P548)。另據調查統計:到1999年全國的流動人口已達上億人。

近幾年春運期間,僅「流動的民工」一項,每年即達1億多人),引發的社會性問題也比較多。由於我國是為數不多的實行戶籍制度的國家,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是分開的。所以,幾乎所有的城鎮都存在著為數眾多的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帶給城鎮的效應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給城鎮帶來了生氣和活力,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和勞動後備軍,負擔了城鎮的大部分服務業與第三產業,承擔了各種沉重的體力勞動,並帶動了城鎮的房地產業。因此,從總體上說,他們對城鎮的發展貢獻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若沒有他們,城鎮居民的生活是難以想像的。同時,他們也為家鄉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國的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外出工作的流動人口給家鄉寄回的匯款都成為當地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他們回家帶來的資訊、技術、管理知識和新的觀念,也大大促進了家鄉各方面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大量湧入城鎮,又給城鎮的住房、交通、供應和社會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他們的工作機會趨於緊張,他們的子女入學也遇到很大困難。尤其是在宏觀經濟不景氣或經濟蕭條時期,很難找到工打,經商也賺不到錢,有的還上當受騙,有些人甚至連回家的路費都有困難;這時就難保不引發社會問題。加之人群一多,什麼樣的人都會有,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少數人素質較低,也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再加上極少數的職業犯罪分子混跡于其間,混水摸魚,確實給社會管理增加了不小的難度。管理得好,就會有力地推動城鎮的發展;管理得不好,則會成為社會動亂的重要源頭。當然,現實生活中的流民與中國歷史上的遊民有顯著的不同。

歷史上的遊民,是無業遊蕩的人,他們主要是迫於饑餓、生活窮困無著或生命受到危脅等十分險惡的生存條件而淪為遊民的。而現實中的流民卻大多是為了改善生活環境、打工掙錢;或者外出從事經營活動、勤勞致富。因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守法的公民,只有極少數人會做違法犯罪的事。現實中的流民,大部分來自農村,與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他成份之間差異也很大,他們的政治意向是較為複雜的。總的來說,流民群體處於社會底層,談不上有什麼既得利益,實行憲政民主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有好處的,因此,他們是會擁護民主的。

以上我們簡略地描述和分析了當今中國的八大社會階層或社會性群體的狀態以及他們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之所以採用「狀態」語詞,意在表明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並非是凝固不變的;恰恰相反,它正處在歷史上罕見的大分化和大變遷的過程之中。通過對社會階層的大致狀態的描述與分析,從總體上看,實行民主對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是有好處的;與知識份子階層的自由化要求和價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對中產階層利大於弊;對官員階層的影響不一樣,素質好、有能力的官員會從中受益,而素質較差、能力平庸、擅長以權謀私的那部分官員的日子會變得不好過;學生群體較少利益瓜葛,他們總是沖在要求民主的浪潮的前列,並且不惜作出犧牲;軍人雖然是特殊的社會群體,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憲政民主和反對改革,關鍵要看改革給他們帶來的是什麼;流民則比較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反對民主的社會勢力主要是貪官污吏和某些權勢集團,這部分人數量很少,在人口比例中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但是他們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且精通權術,固守著既得利益不放。社會各階層對民主雖然擁護者眾多,然而處於無權決定的地位,遂使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進程步履艱難。

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動力究竟在何處呢?根據先行民主化國家的經驗,民主化的動力主要來源於自由市場經濟、民間社會(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和進步的政治文化。這幾個因素對我們均有借鑒意義。因為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勢必會要求建立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和其他基本人權的憲法秩序;勢必會要求政府在收取稅賦的同時向納稅人負責和為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勢必會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實行憲政,以保障納稅人的權利。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有助於現代民間社會的發育,而充分發育的民間社會和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正是實現憲政民主的主要社會基礎。進步的政治文化的傳播則會促進公民意識的形成,催化良性的政治參與,增強體制內外的民主派的力量。

結合我國的實際來看,民主化的動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來自國內的主要有:(1) 知識份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對民主和自由的呼喚和實踐活動;(2) 新興的中產階層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財產權利和其他基本人權的聲音;(3) 廣大農村和億萬農民正在開始進行的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4) 工人階層對於社會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訴求;(5) 城市市民開始萌發的公民意識和民主要求;(6) 社會各階層反對腐敗、要求對權力進行制約的強大輿論;(7)執政黨內部的政治開明力量與贊成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士。來自國外的有國際民主力量和廣大的海外華僑、華人、留學生的大力支持和聲援。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匯合在一起產生作用、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到最終確立憲政民主體制,將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對這一過程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與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難一些、長遠一些。魯迅先生倡導的「韌性」也就是堅持不懈的精神尤為必要。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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