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兩位中共解放軍上校喬良和王湘穗撰寫的《超限戰》一書，被認為是中共鷹派和駭客的經典之作，書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書中和其他相關論壇上，作者明確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隱蔽功能的病毒攻擊美國，並利用「謠言戰」致使美國股票市場崩潰。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會的傳媒和市場等工具對自由社會進行打擊。一場由McAfee和諾頓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變種病毒，在不久的將來試探性的造訪是相當可能的。然而麥克．羅賓遜認為中共知道解放軍所謂的「珍珠港事件電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國太平洋艦隊沒有後備支援，但現在美國的絕大部分資訊網路都具備這一後備支援功能。問題再次浮現出來，中共公安部將如何處理剩餘的10％病毒，即三十多種網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種逐漸展開的攻勢。對美國網路展開持續且快速出拳的攻擊固然可以嚴重破壞美國經濟、損壞基礎設施和削弱人們的鬥志，但是，在攻擊之前手頭上必須擁有足夠的不同種類的病毒，在使用過程中要非常謹慎，自始至終不能給國土安全部門、商業機構、媒體和公眾任何翻身的機會。如果在煙霧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資訊的話，攻勢更應該如此。對美國電訊、金融系統和電力網等基礎設施發動此一精心設計的攻擊確實能夠起到作用。在現實世界中，網路經常會出現中斷的現象，但如果所有的網路都在同一時間中斷的話，美國經濟將會迅速崩潰。
雖然美國人認為網路襲擊不太可能，因為這樣會導致雙方同歸於盡，只會讓雙方的經濟與商業受損、兩敗俱傷，但我們不能忽視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試圖用「紅旗」LINUX作業系統替代廣泛應用的微軟視窗就是一個信號。在不打擾中國大陸國內商業正常運行的情況下，解放軍正在為潛在的網路戰爭謀求一種優勢。思科公司的「防火牆盒」（由北電網路進行了升級處理）不僅可以防止中國大陸公民接觸外面世界的敏感內容，同時還為創建「長城1.0版」鋪下了坦途。我認為「長城1.0版」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互聯網系統，只要得到命令，隨時可以切斷中國大陸與外界的互聯網連接。
為什麼一些積極在國際上爭取良好聲譽的美國公司，要為一個迅速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大哥監控式的互聯網提供審查和監控技術呢？答案很簡單，為了賺錢。對思科、易利信、摩托羅拉、諾基亞和北電網路而言，為中國大陸建造互聯網意味著可以賺大錢。我的一個工作職責是管理中國商務論壇（一個以科技產業為主的西方公司聯盟）。在會議上，我們曾討論如何降低貿易壁壘和中國大陸關於資訊市場的一些沒有必要的規定，但鮮少涉及審查和監控方面的道德問題。如果出現這樣的話題（通常是無意中提出來的，比如怎樣處理互相衝突的規定），往往被視為在中國大陸經商所必須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之一，獲准進入市場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裏流傳著對中國大陸互聯網的三種假設，以茲證明符合中共政权的要求是正確的。
第一，目前的狀況是暫時性的。中國大陸的市場核准完全由中共領導人說了算。為此，我們就必須滿足他們的要求。最終，市場的擴大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會降低經商的門檻。
第二，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商機的市場。美國互聯網增長減緩，但是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人口每六個月就增長數倍。
第三，這裏是狂野的東方。我們這裏所做所為誰會知道呢？
互聯網的淘金熱是如此令人興奮，以致一些來自以節儉為傳統的中國大陸農民階層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記得，在一個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過一個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風好像是被鞭斥著從蒙古高原一路呼嘯而來。我走進北京希爾頓飯店明亮而溫暖的大廳，準備參加一個由美國贊助的資訊投資公司的開幕儀式。我看了一眼宣傳冊，上面的內容講的是如何發揮投資和創意結合的優勢；然後，我觀察了四周的情況。會議室裏擠滿了中國大陸互聯網市場的頂尖人物，他們都在忙著交換名片。我可以認出他們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從房間的另一頭開始走，可以與許多舊雨新知相逢，然後邀請一個潛在的客戶出來抽根煙。
在大廳大約12點方向有一串長桌，擺放著美食佳餚，好極了。正當我向桌子走過去的時候，一個中國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轉過身低頭看他，從他廉價光亮的皮夾克、瘦小的身軀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斷，他絕對來自外省。「您…是來…投資的嗎？」他結結巴巴地用英語問道，帶著不加掩飾的雄心和興奮。我對他的膽量感到吃驚，但不會忘記那一刻他顯露出來的不安。這讓我回憶起了二十年代後期紐約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對他說不是，然後指了指人群中幾個看起來像投資者的人，同時決定我該減肥了。
肥胖得有點令人反胃，這就是當時的情景給我的感覺。也許這個互聯網在中國電信業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搖錢樹，我對任何願意聽的人都講過這個看法。有一天，美國商界的一位高級成員無法忍受我的疑慮，把我叫到一邊。當我們站在富華大廈昏暗的樓梯間，叼著仿冒的萬寶路香煙吞雲吐霧時，他向我宣讀了福音，他說：「伊森，我們談論的是關於電子商務的未來，這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最大的商業創新…是在中國大陸，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他的聲音在樓梯間內迴蕩，「所有這一切讓我興奮！我也希望這能讓你興奮！」
這肯定是受偉哥經濟的影響，但他的一番話聽起來讓人精神振奮。他是對的。所有西方大企業的駐華商務代表都相繼接到執行的命令：制訂電子商務計畫，現在就做。這對他們實在有點像趕鴨子上架。他們之中許多人甚至還不會用掌上電腦和手機，對商業與商業之間和商業與顧客之間的一體化電子商務的前景茫然無知。這對以諮詢業維生的我們而言，至少在短期內可以利用他們的困惑賺上一筆。
為什麼？因為現實中的中國大陸基礎設施仍有許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沒有實際存在的網上付費系統，原因是幾乎沒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於小部分比較富裕的中國大陸公民，而且許多網上付費系統拒絕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線上支付，因為曾發生過難以結帳的先例）。沒有可靠的傳送系統，因為國有機構壟斷了包裹的傳遞。中國大陸國營企業在使用互聯網之前，一直偽造企業的所有庫存資料。從他們的西方夥伴那裏得到網路電腦後，他們繼續偽造資料。許多案例表明網路系統並沒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許多西方企業僅僅解決了表面形式。雖然這種形式讓他們的中國大陸夥伴多一份煩惱，但對一個來訪的美國企業行政總裁而言有很多好處，因為他根本不在乎細節。
絕大部分西方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許多領域嚴重失血，主要由於四個原因：生產規模過大、遭遇刁難、產品仿冒和銷售困難。對其他一些公司而言，互聯網產業為它們賺到大錢。北電網路銷售額達到了一億美元；中國大陸成為摩托羅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場（二○○一年，摩托羅拉取代上海大眾公司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資企業）。其他公司也自吹自擂認定中國大陸在未來十八個月左右將成為他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二○○一年媒體援引思科公司執行長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的預測，報導說，不出三年，中國大陸將超越英國成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
是的，中共部委雖有吳基傳這樣的小鬼當道，互聯網產業方面的革新，尤其是來自西方的革新，卻一次又一次地衝破了原先制訂的規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總結了當時的狀況：「雖然能做的與不能做的寫得黑白分明，但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也是可操作的空間。」
美國政府對這些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疏於監督並認定尚未成為問題，正如麥克．羅賓遜指出的那樣：在網路時代的前四年，那些對中共政权持懷疑態度的人從來沒有消除對中國大陸互聯網高速發展上的疑慮。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當時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賴恩．艾丁格曾這樣描述：「中國人民……越來越喜歡接觸自由的資訊，這是對獨裁政權的報應。」九十年代，在爭取中共獲得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當時稱最惠國待遇）的過程中，商界人士以互聯網為例爭辯說，自由貿易是改變中國大陸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許多商業人士認為適時強調這一點，可以在華盛頓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時他們還認為我們這些商界人士終於把他們唬住了。
我記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這樣一句口頭禪：「比互聯網的速度還要快！」這句話的涵義似乎包括了我們對技術和資金進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國大陸文化發生的巨變以及中共政權對此一籌莫展的無奈。
美國的資訊專家根據證據指出，中國大陸互聯網離密封狀態還有相當距離；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夠上網，中共政权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一個互聯網連接服務，只要用電話撥一六九就可以連接上網。用戶的上網費用將計入本地電話費中。麥克．羅賓遜曾這樣評價一六九網路：「就像金礦裏的女人隨時會遭遇不測似的，他們對安全問題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個傻子。」不像在美國，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電腦用戶並不需要通過網路供應商進行註冊。中國大陸的網路供應商則熱中於在北京大街上銷售上網預付卡（上面滿是最新電視連續劇的宣傳廣告），就像電話預付卡一樣。
在北京有一則流行很廣的傳聞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萬多名警察負責監控互聯網，但這種監控早已淪為恥笑的話題；消息還說，這些官僚們由於太喜歡監控色情網頁，導致「正經工作」大量積壓。中共國家安全部門鬆散、腐敗、漏洞百出，就連美國之音的網站也有中國大陸網民到訪。結黨營私在使用匿名綽號的網民中盛行。
西方記者曾跟隨一群青少年電腦高手來到北京昏暗胡同裏的公寓，發現他們在網上駕輕就熟，隨意穿越中共防火牆，漫步遨遊網路世界，記者們全神貫注地記錄這些神童之間侃侃而談的內容。啊！他們如此年輕，充滿中國人的才華而且時髦，這令年輕美國記者驚訝不已。他們宣布一場「新文化革命」已經誕生，由他們這一群世故且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所動的中國大陸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們關注的是流行音樂、時裝和自我認同感。
這種樂觀並沒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權運動支持者發現這種工具可以傳播新聞報導與組織活動，海外異議人士發現它是個可藉助的平台。許多中國學者覺得他們看到了未來的端倪，互聯網就像一條人民組成的河流，堅定不移地把中國大陸引入國際社會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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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 – 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作者, 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士、國際關係碩士及博士學位，80年代在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外交政策研究員，90年代曾任「美國之聲」電視網絡的首席調查 員，現為《亞洲華爾街日報》、《標準週刊》和《投資者日報》撰稿人。他這本書（英文版）出版後榮獲2004年紐約《太陽報》紀實作品年度獎、亞洲公司 2004季度讀書獎、富士比讀書俱樂部2004年推薦作品，其中譯本出版後獲得了2005年度華語作品的「天安門精神獎」和「萬人傑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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