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注重政治策略
治大國，若烹小鮮。
——老子
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頭腦儘量少犯錯誤——我認為這是必要的——我們就要認真考察一下我們的計畫的可行性，目標與手段的一致性，以及什麼手段適用於什麼目標，怎樣做才適用於目標。近來有關可行性的研究和對手段的考慮在民主理論家中並不十分流行，我希望這樣的工作再度興盛起來。
——[美國] 喬 ．薩托利
何謂「策略」？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比方說，你在一條大河的此岸，有事要過河到彼岸的一個地方去，而河流湍急，附近又沒有橋。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過河、到達彼岸。怎樣才能過去呢？這就要考慮和選擇過河的手段或方法了。可供選擇的對策有：１．造橋：成本很高，且時間上來不及，因此不可取。2．坐船：附近不一定能找到船；水流湍急，有一定風險。3．游泳：最方便，也最危險。4．繞遠到離此地最近的一座橋，然後過河；最安全，但最費時間。5．分段過河：先設法到達河當中的小島上，然後尋找一段水流相對平緩的水域渡過去．．．．．．。總之，辦法還有不少，因人因地而宜。在這件事上，幫助你實現過河、到達彼岸的目的之手段或方法，就可以稱之為策略。想要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決不能不重視手段。借用一句決策學常用的話：就是要重視「可行性研究」或「可操作性」。想法再好，目的再高尚，但卻不具備可行性或可操作性，等於是海市蜃樓，雖然美麗，卻流於虛幻，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筆者也不贊成「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因為手段的卑劣同時意味著人格的卑劣；而卑劣的人格是會毀掉高尚的事業的。
策略問題對於實現憲政民主的實踐至關重要。當正確的目標和綱領確定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有效實施？怎樣積極推進？怎樣爭取達一既定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採取適當的策略是成功的保證。歷史上，由於策略失當、應對失誤而導致功敗垂成的事不勝枚舉；所謂「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局面，也屢見不鮮。但是在事變過後，人們卻往往忽視了對策略問題的省思。誠如薩托利所言，在關於民主的理論當中，對策略和可行性的研究，十分的缺乏。在汗牛充棟的關於中國民主的論著中，討論民主運動策略的文獻只有寥寥數篇。這種情況與民主運動的實際需要很不適應，並且嚴重阻礙了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發展。因此，已經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
老資格的民運理論家胡平曾於1992年發表了《中國民運反思》一書，專門對八九民運以及民主牆時期的民運策略進行反思。書中在對八九民運進行反思時得出了下列幾點結論：1．八九民運遭到了失敗；2．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3．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胡平在書中指出，在運動期間，曾經一度，在學生絕食抗議及各界人士同情聲援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事實上已作出了若干讓步。這包括：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指責。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沒有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複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在這種局勢下，學生們應該理性應對，見好就收。這樣做的話，就可能保持有利於已的形勢，就可能保持勝利的成果，然後再相機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令人遺憾的是，學生們及其他民運參加者失去了對整個運動的控制，沒能這樣做，因而喪失了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
書中還對八九民運為什麼未能做到「見好就收」作了探討。胡平認為原因在於：首先，整個運動缺乏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其次，廣場上組織太多，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再者，運動缺乏兼具聲望與謀略的領袖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他還在書中寫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學運的文章中，提到過群眾運動常有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傾向。當時也計畫著寫一部對民主牆以來大陸民主運動成敗得失以及未來鬥爭的目標策略等進行詳細研討的東西。．．．．．．八九民運興起時，我也只是忙於呐喊助威、廣造聲勢。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寫下《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當前民運策略的緊急建議》一文時，我心中已隱隱感到為時晚矣。」（胡平：《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62）鑒於中國民主運動中存在的忽視策略、感情用事的傾向，胡平在書中呼籲：「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同上，P25)令人感歎的是：胡平先生煞費苦心提出的注意民運策略的理性主張，竟常常被一些勇敢的民運鬥士置之不顧！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的兩部著作，對我們探討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策略是很有啟發的。其中的一本書名叫做《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參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他在書中著重論述了現代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綜合體，而不僅僅意味著經濟的發達繁榮。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自身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才能為改革成功提供保障。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具體社會狀況，他認為它們應走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為此，他在書中用較大篇幅提出了一整套可資借鑒的推進政治改革的戰略和策略。
亨廷頓認為，鑒於發展中國家複雜的歷史和現狀，在這些國家推行現代化，改革者需要掌握高超的政治技巧。對於在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上作重大變革的改革者，他列舉了可資選擇的兩大改革戰略（可以解讀為「改革策略」）——閃電戰略和費邊戰略，前者是指很早就將自己的目標全部公之於眾，並同時為之努力奮鬥，以求最大限度地予以實現。後者則是「留一隻腳在門裏」的辦法，不公開自己的全部目標，把改革專案分開，一段時間只推行一項。他認為，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推進政治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是費邊戰略與閃電戰略的混合使用。他在書中說道：「對改革者來說，問題不在於用一大套無所不包的要求去壓垮一個單一的對手，而是以非常有限的一套要求將反對自己的人減少到最低限度。企圖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頭來將一事無成，或者成就極少。「他還以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和中國的光緒皇帝推行的改革為失敗的例子。指出兩人都試圖在多條戰線上同時推行大量的改革，以求全面改變現存的傳統秩序。結果，他們兩人均以失敗而告終，因為他們志向過高，樹敵太多。幾乎所有的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都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全面出擊，只起到使潛在對手警覺而活躍起來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全面改革——意即劇烈而迅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從來就沒成功過。這種改革等於在不恰當的時間，就不恰當的問題，動員不恰當的階層參政。（總結得十分精闢、透徹！可惜認真加以體會的人太少！）
亨廷頓教授的另一本書，書名叫做《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譯本為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本書雖然不是專門討論策略問題的，但是書中卻不乏對於民主力量應該採取的策略的論述。書中寫道：「維納（Myron Weiner）回顧了具有民主政府之變化多端的社會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解釋民主化，人們應該看一看‘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採取的策略。’這一建議適當地突顯出，政治的領導統禦與政治手腕在實現民主政治中的關鍵角色。」這是因為：
（1） 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家中的民主發展。
（2） 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3） 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
（4） 這些造成民主的原因的組合，因國家之不同而異。
（5） 通常導致一波民主化的諸多原因的組合，不同於導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組合。
（6） 導致民主化的浪潮中最初政權變化的原因，可能不同於導致在這一波中後來政權變化的原因。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使得每個國家的每次民主化運動都會具有與以往發生在各國各地的歷次民主化運動所不同的特點。所以，各個國家的公民在追求憲政民主的現實鬥爭中應該選擇不同的策略，以幫助自身有效地達到最終的戰略目標。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還頗費苦心地提出了五項民主派的行動準則，內容為：一、改革威權體制；二、推翻威權政權；三、就政權變革進行談判；四、處理威權政權的罪行；五、節制軍方權力，促進軍隊職業化。對每一項準則，他都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建議。我認為對於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我很贊同亨廷頓的意見，即在民主化運動的不同場合應該採取不同的策略，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策略。在具體的實踐中，可供參考的策略方法非常之多，我國古代就有十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老子》、《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等，值得我們深入開掘。其他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以我的心得，在此提出幾種策略建議，供大家參考，誠望能收抛磚引玉之功效。
一、審時度勢。這是從事政治活動的第一要義。我們要開展實現憲政民主的活動，就必須注重審時度勢。「時「指的是時世、時局、時機、時效；「勢「指的是形勢、勢力、趨勢、情勢。「審」和「度」則是指審視、思考、研究、分析和把握。審時度勢就是要分析時局、認清形勢、把握時機、正確應對、因勢利導、求得勝利。我國古代的政治家很注重審時度勢，決策的時候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有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例如三國時期的傑出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為了解除北伐時的後顧之憂，保證後方的安定，同時開拓兵源財源，曾多次出兵討伐南中（今川南、貴州、雲南等地）。這一地區居住著一些少數民族，漢代統稱為西南夷。南中地區的部族首領經常反叛，使蜀國邊界總是不得安寧。諸葛亮經過深思熟慮，採用了馬謖（後以失街亭、為諸葛亮揮淚斬首聞名於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計策，對南中的一支屢屢反叛的部族首領孟獲「七擒七縱」，直至對方口服心服，表示永不反叛。成為古代「人和」（民族和解）的佳話。但是，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不顧力量對比的懸殊，一意「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結果損失慘重，大敗而返。「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因此可以說，諸葛亮的成功就在於他（在處理某些事情上）能夠審時度勢；諸葛亮的失敗也在於他（在處理另外一些事情上）不能夠審時度勢。清末民初人趙藩為紀念他，在成都的武侯祠留下了一幅著名的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上聯就是指征服孟獲的故事。下聯則是指諸葛亮答復法正「緩刑地禁」、執法從寬、效法漢高祖的建議，指出為政從寬還是從嚴，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不可機械地施行。這副對聯即高度概括了諸葛亮的成功之處，又充分肯定了審時度勢的重要性，令人回味無窮，真乃千古佳對。對聯中的「審勢」就包含著審時度勢的意思。審時度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天時、地利、人和；我方、對方、友方；上限、中限、下限（底限）；根據實際情況（「時」和「勢」）制定相應的策略和對策（如上策、中策、下策），以盡可能地減少失誤和不必要的損失，力爭取得成功。
二、廣結盟友。每個人或每個團體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夠廣泛團結人，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就會彌補自身的不足，幫助人們走向成功。因此，在政治活動中，必須學會廣結盟友，廣泛團結人，儘量少樹敵，盡可能地化解個人恩怨。否則的話，空有遠大抱負，卻得不到各個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就絕無成功的可能。印尼的新總統瓦希德就是一個深諳此道的政治家。據印尼國內媒體介紹：瓦希德博學多才，喜歡閱讀《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名著以及現代武俠小說，熟諳謀略之道，善於交結盟友。印尼的國情是多民族、多島嶼、多文化，而且貧窮、落後、腐敗，加上在位30多年的政治強人、前總統蘇哈托剛下臺，還有較大的影響力，政治局勢錯綜複雜。
新政府同時面臨清算歷史、懲治腐敗、穩定政局、發展經濟、實現民族和解、抑制軍方勢力等多重任務，搞得不好，隨時可能翻船。瓦希德以年邁之軀、雙目幾近失明，卻毅然挑起國家重擔。他首先與最大的政黨結成聯盟，選擇該黨領袖梅嘉雅蒂擔任副總統，大大地擴充了新政權的民意基礎。然後，又任命華裔的郭建義擔任經濟財政暨工業部長，以安撫華人社會的人心，防止華人資本繼續外流（華人資本在印尼經濟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為了將軍隊置於憲法的制約之下，在新政府組閣中，瓦希德把蘇哈托時期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總司令維蘭托將軍安排為政治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先把他架空；同時任命開明的維多多將軍執掌軍權。接著又不動聲色地對軍隊的頭頭大換血，將維蘭托的親信調職，進一步削弱維蘭托的勢力。隨後不久，又宣佈由最高檢察院立案調查維蘭托涉嫌參與東帝汶侵犯人權案件，並將維蘭托解職。這樣做，基本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又贏得了國內社會各界與國際社會的支持。同時，瓦希德又公開對媒體宣佈，無論維蘭托犯了什麼罪行，他都曾是武裝部隊最高將領，值得國民尊重，即使他涉及東帝汶暴行被定罪，他也將獲得寬恕和特赦。事後，維蘭托不無佩服地說：「瓦希德是一位高超的騎手，還沒見他的刀出鞘，我就已經落馬了」。
對以蘇哈托為代表的舊勢力，瓦希德也不是簡單化地處理。他一方面宣佈恢復被前總統哈比比取消的對蘇哈托貪污案的調查；另一方面為避免內部分裂與政治紛爭，減輕改革的阻力，又表示會赦免蘇哈托（後來又說，只要蘇哈托交出被他侵吞的國家財產，就會赦免他）。對待要求獨立的少數民族，瓦希德主張以建立聯邦制和實行高度自治來保持國家統一；同時對少數堅持分離的勢力採取堅定的原則立場和防範措施。在外交方面，瓦希德非常注重近交遠結，廣結善緣。正是由於瓦希德能夠妥善處理各個方面的關係，廣結盟友，化解對立面，爭取廣泛支持，才使得印尼走上了循序漸進的民主道路，開始出現多元和諧團結的新景象。瓦希德總統執政才短短一年時間，已成為深孚眾望的國家領導人。說瓦希德是「策略大師」，我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我國與印尼有許多相似之處，印尼的民主化經驗可以為我國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鑒。(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