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爭取國際支援
「高貴的思想，從四面八方來吧！」——印度憲法的制訂者正是懷著這種吠陀祈禱者的精神，尋求世界各國憲法的指導。
——[印度]索利.J.索拉布吉
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事業決不是孤立的、與世隔絕的。它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開放世界的和平民主潮流息息相關。近代以來之中國，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非中國之中國，也非亞洲之中國，而是世界之中國。中國之發展、進步與富強，只有在參與世界政治經濟大循環的潮流中才能得以實現；自我孤立與閉關自守只能導致自甘落後和自取滅亡。從國際關係層面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意味著國際交往的增多和國際依存的加強，意味著各個國家要接受一些共同的價值標準與規則（如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的規章）。因此，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全球化、國際化，它是從各種文明和各個國家獨自發展的狀態向著全球文明和地球村過渡的一個歷史時期。全球化意味著伴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世界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繫互動與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們的全球意識逐漸形成並不斷強化。
同時，由於世界各個部分之間的資金、生產、貿易、資源、市場等方面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日益加強，使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的全球性經濟。因此，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治家認為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他的書中寫道「全球一體化的新時代已經開始」；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在1992年聯合國日致詞中指出：「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國公民爭取憲政民主的事業無疑是屬於世界和平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國際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全球的和平民主力量利益一致、命運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我國的憲政民主事業離不開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時，一個實行憲政民主體制的中國，也必將會成為世界和平民主事業的堅強保障力量。反之，則可能構成對世界和平民主事業的威脅。
從近代歷史看，我國的憲政民主運動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幫助，並且從國際社會獲取大量精神和物質能量。例如，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運動——1898年的戊戌變法，主導變法的維新派所操持的思想武器，就有來自西方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尤以嚴複譯述的《天演論》(原著為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據今人考證，赫氏原著本意是批判進化論，尤其是批判將進化論用來解釋人類歷史；嚴複在翻譯過程中進行了加工，使之變成了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利器)所起的作用最為強烈和深遠，書中闡述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對中國的革新力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由於世事變遷，時移勢易，如果繼續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來解釋今天的現實，是很成問題的。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其在我國近代歷史上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戊戌變法的改革內容主要就是學習西方國家，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發展現代工商業等。「變法」失敗以後，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紛紛流亡海外，得到國際友好人士和海外華人的真誠幫助。偉大的民主主義先驅孫中山在其領導的革命鬥爭失敗後，也曾多次流亡海外，得到了國際友人和海外華人巨大而無私地支援。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優秀兒女從未停止過追求憲政民主的奮爭，許多人為之獻出了生命。在這一過程中，未曾間斷地受到國際進步社會和海外華人的有力支持與慷慨幫助。我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路還很長，其間還會有許多艱難險阻；儘管它將主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內部因素的逐漸演化；但是，國際社會的呼應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將提供必要的動力和壓力、經驗和教訓、人力資源和物質援助，加快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進程，並使我們儘量少走彎路。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在爭取國際支持方面，既存在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如：
第一，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經構成人類文明和政治現代化的主流。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中，自由民主事業在世界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一大批國家加入了實行憲政民主政體的行列。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基本價值正在成為愈來愈多的人們的信仰。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政體，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與之對抗，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和不明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中國有句古話，叫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此推論，失人心者終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政權是否穩固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我想：中國共產黨最清楚這一點。清朝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為其太腐敗失去了人心；北洋軍閥政府之所以垮臺，也是因為其暴虐無能失去人心；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統治之所以土崩瓦解，仍然是因為貪污腐敗失去人心。所以，中國還有一句古話，叫作「多行不義必自斃」。做了太多不仁不義的事情，必然要失去人心；而失去人心的結果，必然是自取滅亡。歷史上這方面的事例數不勝數，執權柄者當深思！席捲全球的實行憲政民主的洪流，給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注入強大的推動力，並且遲早會衝破重重障礙，幫助中國人民到達勝利的彼岸。
第二，蘇聯、東歐、南非、韓國、印尼和臺灣的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政權的解體與政治民主化，昭示著中國大陸的明天。蘇聯、東歐國家在二十世紀末發生的巨變，影響至為深遠。它宣告了存續半個多世紀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由此，危及人類安全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冷戰」隨之告終。它明確地告訴世人：實行一黨專政和極權式的社會主義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於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須改弦易轍；舍此沒有別的出路。改得愈早愈好；否則的話，拖得越久，包袱背得越重，就會形成積重難返的局面，社會轉型的代價就越沉重（這正是今天俄羅斯與前蘇聯各國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步履艱難的重要原因）。同時，蘇聯、東歐的變化也並未出現有人斷言的「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局面；改革進行得雖然很艱難，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序的和有成效的；關於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看得愈加清楚。臺灣的總統大選和政權的和平轉移，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建立憲政民主政體更具有切近的參考價值。因為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臺灣能做到的，大陸也應能做到；臺灣民主化的經驗正可供大陸學習與參考。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憲政民主變革與和平民主轉型的經驗教訓，對於正在爭取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中國公民來說都是極為寶貴的。
第三，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進行的英勇卓絕、可歌可泣的鬥爭，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和許多國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憲政民主結下了不解之緣，並為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論述中國民主化的書中寫的：「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探尋一種政治形式，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都沒有這麼痛苦和殘酷。」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奮爭雖屢遭挫折，但並沒有付諸東流。國人所作的犧牲，足以贏得世界上所有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關注和尊重。尤其是1989年爆發的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威震全球，令全世界的獨裁者膽戰心驚，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士氣，有力地推動了蘇聯、東歐的政治變革。赤手空拳的王維淩隻身攔截全副武裝的坦克車的英雄形象，已成為中國公民爭取民主視死如歸的象徵！只要我們繼承和發揚這種「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在爭取憲政民主的道路上接力競走，一定能夠得到世界上愈來愈多的人們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與資訊網路的飛速發展、地球村時代的臨近，使得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今天傳媒與資訊的穿透力極大地削弱了邊界的藩籬，人類各個部分之間的互相瞭解、溝通與共同感已經達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國發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與它國無關的事件。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而不會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和科技領域。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簽署國際人權公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因為不能無視外部世界的影響。
今日世界通訊和技術資訊的飛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大量新鮮的資訊；而這些新鮮的資訊，同時就是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它會促使人們不滿足於現狀，向著先進看齊，追求高質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閉人們的思想，已無法做到；封鎖資訊，也難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種改革資訊都會鼓舞我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的信心和決心。對於統治者來說，可供選擇的方案，只有主動地改革和被動地改革兩種，不變革是肯定不行的。(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