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台北特稿）沒有記憶的民族註定是無知的，不敢記憶的民族只能是平庸的。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四十年了，在北京當局的禁令下，今天的中國人仍然不能對這場荒謬進行深刻反省，預示中國仍難以掙脫造成這場瘋狂的幽靈的魘鎮。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的權力鬥爭，這已經是沒有疑義的歷史論斷。不必為毛澤東打圓場了，不必為中國共產黨找注腳了，這場鬥爭的對象，就是毛澤東自己的革命夥伴；鬥爭的手法，是全民參與彼此折磨；鬥爭的結果，是犧牲幾代人，山河全非，人心全非。
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無法體會那種昔為座上賓，今為階下囚的錯愕與刻骨銘心的痛楚；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無法體會那種是非完全顛倒，隨波逐流朝不保夕的怪誕與莫名的恐怖。
在政治的高壓下，父子可以相殘，夫妻可以反目，朋友形同陌路，人性徹底扭曲。即使四十年後，如果有中國人願意向你訴說當時情況，那種感受仍然令人不寒而慄。文革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復的，假裝它沒有發生，不代表它真的已經消失。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宣稱中共黨、政、軍、文化各界，都混進了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將在時機成熟時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為此，必須進行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把被走資派奪走的權力重新奪回。
「通知」同時撤銷原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設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份俗稱為「五‧一六通知」的綱領性文件，吹響了文革的號角。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將文革「合法化」。這份史稱「文革十六條」的決定表明，「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這份「決定」要求「敢自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掀起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猛烈批判。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毛澤東的大字報，連同「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條」，使全中國全面陷入歇斯底里。
在長達十年的文革期間，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以及陳雲、葉劍英、彭德懷、陳毅、賀龍等一大批老幹部被鬥死鬥倒，林彪外逃蘇聯墜機身亡。毛澤東的權力慾滿足了，中國千百萬家庭的幸福葬送了，傳統溫良恭儉讓的價值崩解了，一切都不再正常了。
雖然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結束了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九八一年再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把文革定性為「內亂」、「十年浩劫」，扭轉了顛倒的歷史，但是中共至今沒有對滋生文革的土壤進行認真的清理。
讓文化大革命能作亂中國大地的個人崇拜，還高懸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掛在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嘴上；中國共產黨仍然自詡「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指揮槍、黨指揮政，乃至萬年執政的專斷，依舊被奉為圭臬。
相對於此，中國知識分子對復歸人性的吶喊，被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廣大民眾對民主的渴求，化為坦克下的一灘鮮血；民運人士，被流放國外。現在的中國，缺少了理想，逃離了思想，沒有激動。
這種中國，已經不是曾經產生過堯舜文武的中國；也不是孔孟一脈相傳、諸子百家大放異彩的中國；甚至不是李白、杜甫、蘇東坡的中國，只是簇擁著中南海少數中共領導人徵逐權力的中國。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據香港媒體的消息，中國文化部長孫家正今年三月表示，中國官方不會舉行反思「文革」的活動，他強調，「要鼓勵往前看」。而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宣部，則不批准有關「文革」的書刊出版，也不安排「文革」內容的影視作品播出。
可是，儘管當局把「文革」二字列入敏感詞彙，但在民間，無論是退休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無法忘懷那場人間悲劇。
無法為「中國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問題進行反思，正是中國最大的危機；而無法提出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危機的問題，則是中國最大的悲哀。
誠如北大教授賀衛方在今年三月「西山會議」上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共「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在這種制度之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只能隨著時間而湮滅，中國失去的，風喚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