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3日訊】一、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由來
毛澤東在1958年所發動的異想天開的大躍進沒能讓中國「超英趕美」，反而使中國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在全國餓死兩千萬到六千萬人，相當於加拿大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倍到三倍。毛澤東雖然還是繼續做他的流氓皇帝，但是他在中共領導層中的個人威望卻下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已經不再對他俯首貼耳、言聽計從了。對於他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荒謬遁辭，劉少奇甚至指桑罵槐地說，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闖下如此彌天大禍，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不再干預經濟工作。在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領導下，陳雲、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經濟幹才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果斷地「堅決退夠、全面調整」，使國民經濟形勢在幾年之內又有了較大的好轉。
中國人民剛剛擺脫餓死的困境，過上半饑半飽的生活，毛澤東就又迫不及待地要奪回他那日益消失的權力。借助於多年來他在老百姓中培植起來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利用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愚昧思想，毛澤東採取任何封建帝王都不敢使用的下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群眾，搞亂全國，從下至上地推翻共產黨的各級領導，重新建立他個人的封建王朝。
1966年5月16日發表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毛澤東在全國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在黨內得到了通過。但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一線領導人和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對此並不熱心。為了加快奪權的步伐，毛澤東親自批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1966年6月1日晚上八點正在新聞聯播節目中播放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8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公開發表。8月10日，毛澤東夜訪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對在場群眾發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文化大革命」的陰風邪火就這樣被毛澤東煽成了熊熊烈火。
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年幼無知和感情衝動的青年學生，毛澤東提議在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儘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慶祝，儘管這個大會的名稱在語法上都欠通順，但是毛澤東卻神采奕奕、興致勃勃地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百萬紅衛兵。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二、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人民日報》和各級黨報大肆宣揚，把他的個人聲望人為地拔高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毛澤東躊躇滿志，覺得這一招很有效，於是在8月31日再次接見了五十萬紅衛兵。9月5日，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宣佈：「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學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的或有其它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五十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按每十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一人，教職工按每一百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至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經費，由國家財政開支。」
至此，群眾自發進行的、已構成既成事實的「革命大串聯」正式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肯定，在全國範圍內合法化了。所謂的選舉代表進京變得徒有虛名，因為幾乎每一個人都毫無例外地都選自己做進京代表。大家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我熱愛毛主席，我要到北京去見毛主席。」這種毫無意義的選舉使毛澤東看到了青年學生對他的盲目而瘋狂的崇拜。毛澤東龍顏大悅，從9月15日到11月26日，又先後六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連同8月18日和8月31日兩次，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接見人數高達1100-1200萬。
三、不是鄭重其事的隆重接見、而是心虛膽怯的倉促亮相
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見是通過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盛大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而進行的。毛澤東和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政治局委員、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在問過宋彬彬的名字以後，毛澤東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 宋彬彬頓時就改名為宋要武。
毛澤東一句「要武」的最高指示埋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派系武鬥、全國內戰的伏筆。但是，無論如何，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見總算比較從容、有一定過程、有少許內容，還基本上算得上叫接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毛澤東打倒一切、搞亂全國、重建個人封建王朝的意圖越來越明顯，黨內鬥爭日益尖銳化。毛澤東喪失了安全感，再也沒有勇氣和自信通過大規模群眾集會來接見紅衛兵了。從第二次接見起，毛澤東就不斷地改變接見方式、接見時間、接見地點。所謂的接見已經再談不上是接見，充其量只不過可以算作毛澤東的倉促亮相而已。第二次接見（8月31日）時，由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領導同志在前面開路，毛澤東的敞蓬車只在天安門廣場靠近金水橋的地帶轉了一小圈就縮回去了。等待在廣場上的五十萬狂熱的大、中學生無論如何狂呼「我們要見毛主席」，毛澤東卻再也沒有出來。第三次接見（9月15日）時，毛澤東的車隊沿長安街飛馳而過，從凌晨就守候在長安街兩側的絕大多數大、中學生連毛澤東的影子都沒有看到……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11月26日）居然安排在偏遠的西苑機場。無論是神仙還是魔鬼，誰也沒有料到毛澤東會在這裡接見200萬紅衛兵。
四、毛澤東的接見是中國人民的災難
毛澤東虛張聲勢的接見活動給中國人民和國家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在參加接見的往返途中，許多虔誠的革命學生在扒車和擠車中死於交通事故。在接見過程中，許多狂熱的革命學生被另一些同樣狂熱的革命學生擠傷踩死。生活物資出現了空前的浪費，工礦業生產幾乎停頓、交通運輸發生了極大的混亂、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沿。
最荒唐的「接見」是第八次發生在西苑機場的悲劇——筆者認為，如果把它也叫著接見，那是對這一詞彙的侮辱。這次「接見」的參加者凌耿（郭坤仁）在他的自傳體小說《天仇——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中對這場悲劇進行了詳實的描寫。
「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時鐘剛敲過兩響，一陣軍號聲劃破了清華園的寂靜；接著，四周響起了哨聲。排長把我們的寢室的門一腳踢開，開了燈。’起來！起來！大好的機會來了，毛主席今天要接見你們！’」
在軍人的帶領下，凌耿和成千上萬名青年學生結隊開始了長途跋涉。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往哪兒走。在步行二十多公里以後，他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西苑機場。大家精疲力盡地席地而坐。「警衛人員開始搜查危險物品——像小刀、金屬物品和鑰匙等。連地上的小石子也被撿走了。」 凌耿的女友梅梅頭上帶著一個漂亮發朁。排長不由分說就把它從她頭上拔走，因為它「也可以當凶器用。」
大家等了整整一天，都到下午四點五十分了，太陽已經開始下山，毛澤東的車隊才出現在機場的跑道上。「他在一輛吉普車上，神色木然，看不出是高興或是悲哀。他微微撅著嘴，顯得對什麼都看不起似的，雙目死死地瞪著前方，把右手伸到肩膀的高度，僵硬地舉了幾次。」
這就是人們在半夜兩點起床、步行二十多公里、等候整整一天所得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所謂「接見」。辛勞和收穫是多麼的不相稱啊！然而，苦難還沒有結束。西苑機場只能容納20萬人，但是那天卻去了200萬人。毛主席接見完畢以後，200萬飢寒交迫的青年人都急著盡快離場。凌耿寫道，「那一天的收場實在可怕。潰散的人群湧向機場出口，帶著我踏平了麥苗，撞彎了樹木，擠倒了泥草房，四周只見飛揚的塵土，耳邊儘是人聲吶喊，有時，只覺得踏上了軟軟的東西，卻一直不知那究竟是衣服還是人體。」 ……作者無法告訴我們當天究竟踩死了多少人，共產黨也從來沒有向人民公佈過這個數字。
接著，「突然間，前面傳來轟地一響——小河上的木橋垮了。接著是刺耳的尖叫和哭號，這一切離我不過幾十步，我覺得自己就像剛剛撿回來一條小命似的。人們開始涉過淺淺的河水，輪到我進入那最深只有一公尺的河床時，發現水已經完全干了。只剩下軟軟的爛泥。河水被紅衛兵的棉襖棉褲吸乾了！」
這就是毛澤東的「接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所造成的混亂、驚慌、悲痛、損失，超過了一場戰爭。但是，毛澤東是從來不考慮人民的死活和國家的發展的。他關心的只是他的個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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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5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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