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運動逐漸走向低潮。二○○三年，中國的大地上興起維權運動，也為民主運動帶來了生機。
維權運動是在民主運動多年經營的基礎上發生的，民主運動為維權運動準備了道義資源和人才資源；民主運動又從維權運動獲得助推力，維權運動則為民主運動擴大了活動空間和思維空間。
只有不民主的社會才會發生民主運動。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不民主社會，都會發生維權行動或維權運動。在民主的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了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六十年代發生了黑人民權運動，現在爆發的百萬移民示威風潮也是維權運動。在不民主的中國，維權的行動更為頻繁和普遍，僅二○○五年一年發生的群體性維權事件就達八萬七千多起。
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各有特點
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是互相聯繫、互相依存的，但又各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從運動的訴求來說，民主運動是為了實現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維權運動是為了保障切身的利益，抗議政府的侵權。第二，從運動的主體來說，民主運動是群體的事業，任何個體無法實行民主。民主運動有一個內在的矛盾：運動的訴求是在全社會實行民主，但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全社會都來參與運動。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形成全民發動，因而在高潮過後走向低潮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九年之後，堅持民主運動的旗幟不倒，這就是重大的貢獻，為等待時機迎接下一個高潮準備了歷史的連續性。
維權運動必須從個體出發。由於命運相關，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體，進行群體抗爭，例如失地農民群體，拆遷戶群體，農民工討薪群體，愛滋病、血友病受害者群體等等，最終維權的成果也必須落實到個體，不能落實到個體的維權運動是空虛的、無謂的。
維權就是為了獲取，滿足現實的利益要求。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追求的是全體的、長遠的利益，對個體來說只能是奉獻；如果在民主運動中追求個體的獲取，必將發生腐敗。
由於維權運動個體性的特點，而且是為了獲取，不必強求奉獻，任何個體隨時可以加入，因此維權運動比民主運動具有更廣泛的參與性。
第三，從運動的客體來說，民主運動作用的對象是政治制度，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變不民主的制度為民主的制度。維權運動作用的對象是政府行為，以改變政府行為來消除對自己有害的結果。在民主社會，沒有必要改變政治制度，但針對政府行為的維權也是必要的。無論何時何地，人權、公民權的享有和實施，都必須靠自己來爭取。在不民主的社會，維權運動雖然並不直接針對政治制度，但只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保證維權有效。民主運動比維權運動具有更深刻的徹底性。從維權運動到民主運動是相通的。
「權利」應改譯為「利權」
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之所以相通，因為它們出自共同的根源：民主運動所反對的不民主制度就在於權力不可制約，維權運動所救濟的對人權、公民權的侵犯也是來自權力不可制約。
用什麼來制約權力？直接的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根本的是以權利制約權力。我這樣說，大家聽起來一定不知所云。英文的power and rights譯成中文是權力和權利，發音相同。中國人常常在概念上、思想上混淆power and rights，相同的發音更是助長了這種混淆。問題是出在將rights誤譯成「權利」。「權利」的詞義是強調「利」，意為有權享受的利益，例如盈利、紅利、專利就是「權利」。這不是rights的原意。rights強調的是「權」（《牛津詞典》有關的釋義為authority to do some thing），應當譯成「利權」，意為保障利益之權。例如財產權、繼承權就是「利權」。有財產而無財產權，財產沒有保障。有遺產而無繼承權，遺產不能繼承。保障公民的利益之權就是公民權，保障人的利益之權就是人權。言論自由權、遊行示威權、集會結社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等雖然不是保障物質利益，同樣都是保障公民和人的存在所必須的廣義的利益。
將「權利」改成「利權」，我就可以說明權力和利權的關係了。
民主運動要實現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維權運動要保障的切身的利益、抗議政府的侵權，根本問題都在於正確處理權力和利權的關係。
在皇權專制的制度下，權力有三個特徵：第一，權力是不可轉移的；第二，權力是不可分割的；第三，權力是不可制約的。人民沒有利權可言，多少有一點利權也是官方授予的。在權力和利權的關係上，是權力決定利權。民權官授，官權君授；那麼，君權是哪裡來的？據說「君權神授」。這是專制制度確立的一個不容置疑的當然前提。推翻了這個前提，將「君權神授」代之以「政權人授」，專制制度就轉變為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權力和利權的關係顛倒過來了，是人民的利權產生政府的權力。因而，權力的三個特徵完全相反：第一，權力是可以轉移的；第二，權力是可以分割的；第三，權力是可以制約的。
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實質上並沒有觸動深層的社會變革。其原因就在於革命的目的只是奪取權力，不是改變權力的特徵。國民黨和共產黨先後建立的一黨專權，專制權力的特徵依然如故：黨權是不可轉移的；黨權是不可分割的；黨權是不可制約的。稍有一點變化，不過脫去龍袍換上了中山裝，「黨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反思中國一百多年社會變革的道路，首先要變革的正是社會變革的方式。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中國的問題是要改劇本，不是換演員。暴力革命，奪取權力，只是換演員，沒有改劇本。把蔣介石領銜的國民黨演員全部趕下台，換了一批毛澤東領銜的共產黨演員，結果還是上演一黨專權的連續劇。相反，蔣經國這個演員沒有換，但劇本改了，將國民黨的一黨專權改為多黨競爭，結果台灣就從專制政治變為民主政治。所以，劇本非改不可，演員換不換都行。
在專制權力的三個特徵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權力不可轉移，但改變專制權力的特徵必須從權力的制約入手。首先是以人民利權制約政府權力。受人民利權制約的政府權力才能加以分割；在權力分割的條件下，才能以權力制約權力；既然權力可以相互制約，不可轉移的極權統治就結束了。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表面上看起來，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行政權（國務院）、司法權（法院）也有分工，但一切之上還有太上黨權。如果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完全分割，相對獨立，太上黨權就無容身之地了。政治改革改什麼？就是要改權力的特徵。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沒有正確的提法，就像清朝末年和袁世凱的改革只是改「官制」，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是停留在「精簡機構，轉變職能」等行政措施。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共同的戰略方針就是以人民利權包圍政府權力、制約政府權力，促成真正的政治改革，從而達到改變權力的特徵，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這是一條不同於暴力革命、奪取權力的社會變革的新路。
呼應配合，齊頭並進
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既有不同點又有共同點。根據它們的不同點，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根據它們的共同點，又不能使兩者分道揚鑣。維權運動的參與者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為自己維權；另一部分是為別人維權，以維權為事業，例如民主社會中的各種NGO（非政府組織）和律師群體等等。在中國，民間社會不發達，民運人士大多投入了維權事業。同一個人既可以參與民主運動又可以參與維權運動，但在不同的運動中有不同的定位，不應造成角色錯亂。
能不能說維權運動是民主運動的轉型？恐怕不能這樣說。如果民主運動轉型為維權運動，民主運動自身就消失了。事實上並非如此，民主運動沒有消失，仍然存在，而且正在重振旗鼓，我們這次柏林大會就是證明。再者，如果維權運動從民主運動轉型而來，維權運動就必須接受民主運動的全部遺產。事實上不可能，拆遷戶、農民工等等不會按照民主運動的綱領來採取自己的維權行動。
能不能說維權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集大成？也不能這樣說。這種說法與上述轉型說差不多，似乎更強調維權運動高於民主運動。從時間上來說，民主運動在先，維權運動在後，兩者的關係並不是後來者居上。維權運動發生的根據是公民利權意識的覺醒。民主運動發生的根據是反對政治不民主。正是民主運動多年不懈的鬥爭，才促成公民利權意識的覺醒；在公民利權覺醒的條件下進行維權，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並沒有立即改變政治不民主的現實，民主運動不能放下武器，轉移陣地。有人主張將維權運動升級為政治運動，是否可取？不可取。如果將維權運動升級為政治運動，就不是維權運動了。對維權者強加政治訴求，同時增加了政治風險，將使許多人裹足不前。民主運動是政治運動，維權運動是非政治的人權運動。政治運動不能不反對政敵（不是仇敵）。人權運動是出於對人的關懷，即使是政敵，人權、公民權受到侵犯也應當為之辯護。政治運動必須堅持自己的立場，面對利益衝突。人權運動不只是維護自己的人權，也要維護別人的人權。維護自己的人權時，不以侵害別人的人權為報復，也不以剝奪別人的人權為補償。人權運動的理想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仇恨，結束冤冤相報復仇的歷史。國際人權公約指出，任何煽動仇恨、鼓吹歧視的主張，應制定法律加以禁止。現在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還沒有這樣的法律。從維權運動到政治運動也不能稱之為「升級」，人權運動才是體現人類的終極關懷。
既然維權運動不是政治運動，是不是維權就不能採用政治手段？倒也不是。一般來說，維權運動應採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不夠用了，怎麼辦？當然不能排除採用其他手段，政治手段、經濟手段、輿論手段等等都可以採用。
「天賦人權」與「天然利權」
維權有兩個層次：首先是維護法定利權，更進一步還要維護天然利權。
什麼是「天然利權」？我們中國人又有一個對西方人權概念的錯誤翻譯，natural rights被翻譯成「天賦人權」。中國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又來批判「資產階級人權觀」了，據說「資產階級人權觀」首先認為人權是「天賦」的。其實，natural rights毫無天賦的意思，是中國人自己加上去的，它的準確含義是「天然利權」。是人，就應有做人的利權，不證自明，天然如此。所以人權是天然利權，不是「天賦人權」，不是人以外或人以上的力量賦予的，而是人自身固有的。由法律規定的利權是公民權。規定公民權的根據正是人權。各國對公民權的規定並不一致，對公民權的規定是否合理必須以人權為準作出矯正。公民權也不可能窮盡人權的全部，因此不應當以法定利權代替天然利權。中國政府認為，人權是國內立法問題，這就是以法定利權代替了天然利權。維權運動首先是維護法定利權，即公民權。上世紀六十年代，馬丁‧路德‧金率領黑人隊伍向華盛頓進軍，他們的口號是：我們來向政府兌現一張支票。因為這張支票所開出的法定利權，公民並沒有完全享受到。最後的結果，黑人爭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國的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大部分是空頭支票，維權運動就是要使這張空頭支票切實兌現。法定利權中包括政治利權，維護政治利權不能不採用政治手段。例如廣東太石村的維權行動就是維護政治利權。
兌現法定利權，當然必須採用法律手段。但有時法律手段失靈，採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內的其他手段，還是為了樹立法律的權威，回到法律手段上來。而且，有的法律本身是惡法，不足以成為維權的手段，首先必須採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內的其他手段反對惡法。反對惡法是要求以上位的法律來修改或廢除下位的法律，並沒有超越法治的邊界。
更重要的是，法律手段並不能完全消除有害的結果，因為受侵犯的是超出法定利權的天然利權。上海有一批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了某廠家的血液製品而感染愛滋病和丙種肝炎，導致有人死亡。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法院的判決認為，廠家生產該種產品期間（現已停止生產）獲得衛生部的批文，因而是合法的，不予賠償。雖然是合法的生產，其後果害了人以至死了人，侵犯了人權公約所規定的「人人固有的生命權」。例如這樣的個案，在法律範圍內得不到救濟，不能不採用除了法律之外的包括政治手段在內的其他手段，以維護人的天然利權。
維權運動即使採用了政治手段，仍然不是政治運動，因為它所針對的是具體的政府行為，不是根本的政治制度。
以上提到的一些說法和主張，有的企圖將民主運動納入維權運動，或者將維權運動又搞成民主運動，抹殺了兩者的不同點。打仗的時候，高明的軍事家總是將一支軍隊兵分兩路，形成犄角夾擊之勢。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本來已經對中國政府形成犄角夾擊之勢，非要將兩者合而為一，是很不明智的。另外一些人又忽視了兩者的共同點，主張維權運動與民主運動保持距離，對民運人士避之唯恐不及。這是畫地為牢，自我設限。總之，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彼此隔絕，必須呼應配合，齊頭並進。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柏林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６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