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新世紀特稿2006年8月24日】從友人借得一套「世紀清華」叢書（以下稱叢書），洋洋三冊，逾1300頁，內容囊括1911年庚款建校到現在的人和事，時間跨越90餘年，空間涵蓋中國和歐美，蔚為壯觀。由於父母曾任教清華和北大，我自小在清華和相鄰的北大居住並上清華附屬小學和附屬中學，後來在1963至1968期間就讀清華，又於1978到1983年期間在清華作研究生和助教，因而從普通學生和僱員的角度，對清華有些觀察和瞭解。叢書詳細列舉了90多年來清華大事和成就，令畢業生和教工同人發思古之幽情。然而掩卷沉思，我感到叢書有意迴避了一些不能忘記的事實，忽略了顯而易見的歷史結論，願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俾能拾遺補闕。
（1）教育獨立局面在1949年逆轉
現代民主社會中，教育如軍隊一樣是國家公器，不是執政黨私產。教育首要目的是教學生如何做人，做獨立思考的公民，其次才是傳授專業知識技能。清華1928年成立大學，到1937年成為世界知名大學，主要原因是大學能獨立於政府及執政黨,由教授治校。中共自成立之初，即把自己勢力範圍內所有教育事業據為一黨私產，由黨委領導，完全為一黨奪權和掌權服務。文化革命期間毛澤東雕像和「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語錄牌成為各學校之必備裝潢，形象地代表了中共的一貫方針：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做執政黨的馴服工具。毛死已三十年，毛的這一方針仍被奉為圭臬，主宰教育事業，也影響了叢書的編輯。
1949年前後的清華之基本不同就在於是否獨立於政府和執政黨，或曰是教授治校還是「黨委領導」。
1949年以前的中國執政者，對大學的獨立有相當的容忍，給了校長和師生很大的自主空間。北洋政府和軍閥閻錫山派到清華的校長，或被學生攔在校門外，或進了門不久又被趕走。清華畢業生羅隆基就以「十載清華，三趕校長」而自豪。1931年3月，清華學生擁戴胡適或趙元任為校長，反對國民政府干預而發動學潮，派代表為校長人選事赴南京與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當面爭論。五十八年後的6月，中共政府以坦克機槍鎮壓了北京學生市民的「暴亂」，旋即派「中共市委大學部」的清華本科畢業生林某任某等接管北大，清查「暴徒」。此時北大師生對「清華管北大」的牴觸可想而知，但是這次市委欽差的來頭遠非半個世紀前輕車簡從上任的校長們可比，背後有「平暴」野戰軍的刺刀保駕，師生誰敢說個不字。任某主管北大數年，自信已經躋身於北大建校初期的校長先賢之列，向全校訓話時竟把自己和蔡元培相提並論，令老教師們咋舌。
梅貽琦校長從1931年到1949年領導清華，歷經戰亂艱辛而維持學校的水平和聲譽於不墜。梅校長居功厥偉的原因之一，是堅持了獨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張學生獨立思考界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學生灌輸。他認同當時的政府，但拒絕幫助政府抓捕獨立思考持不同政見的學生。在他參加領導的西南聯大校園中，容納了國民黨，共產黨，民社黨，民盟，三青團和國家主義派等黨派。西南聯大師生中親共勢力強大，以致中共史家盛讚西南聯大為「民主堡壘」。1940年代末的清華校園中，中共外圍組織和親共學生會公開活動，轉播中共電台，以「小解放區」自詡。叢書表彰梅校長的獨立理念，但迴避了「民主堡壘」和「小解放區」能存在的另一個原因：當時當地的軍政首腦龍雲（雲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龍，李都是國民政府的一部分。沒有這種大形勢的相對寬鬆，校長們向來校捕人的「軍，警，憲，特」講獨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如果龍雲，李宗仁拿出鄧小平六四「平暴」的手段，蕩平「民主堡壘」和「小解放區」當非難事。我父親的同事高望之先生，1947年起在清華以學生身份從事中共地下黨工作，隸屬彭佩雲領導。他見證了內戰後期那一段歷史：
公立大學如清華北大，不收學費。多數學生用公費補助吃飯，任何學生申請補助均得批准。校內中共地下黨人員，即「職業學生」，佔著學生名額，拿著政府的公費，從事反政府活動。他們人數不過一二百，但利用學生會等外圍組織把反國民黨政府的活動搞得聲勢浩大，親國民黨學生活動反而要躲躲藏藏。清華中共地下黨首腦查汝強，以紈褲少爺面目出現，明裡玩樂逃課，放浪不羈，在食堂搶同學碗裡的肉吃，暗中操縱學生會的朱鎔基等中共外圍分子發動學潮。內戰拖垮國民經濟，北平市民啼饑號寒。財政支絀的國民政府仍然撥款保證了公立大學學生不至凍餓。清華北大學生在食堂飽餐之後，又帶上食堂的乾糧，上街遊行反飢餓，反政府，理所當然地引起北平市民反感。
所以，被毛澤東譽為「第二條戰線」的學生運動得以存在，靠的是校方對學生的保護，和國民政府當局的寬容。內戰時期的清華工科學生艾知生，參加中共地下黨，1949年以後成為清華團委書記。按叢書介紹，因死記馬列教條考得滿分，晉級為校黨委副書記，後來調升為廣播電視部部長。1989年六四屠殺之前，廣電部職員要求播出二老帥五上將關於軍隊不開槍的呼籲，艾拒不批准，在良知和官位之間選擇了後者。1949年以前，艾從鼓動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起家，1949年以後，艾自己成了中共當局，反過來以管制鎮壓學生為業，1980年代學生開始掙脫思想禁錮和挑戰校黨委時，他最不願聽的就是學生稱黨委為「校當局」。以艾的親身經歷，國共兩黨對待學生，哪個殘忍，哪個寬容，他應該心中有數。90年代初艾罹患癌症，自知不起，向清華歷史系教師朱玉和口述了自傳。艾的夫人齊卉荃教授卻在艾身後阻止公開自傳，令人猜想艾可能有些反思不見容於中共當局。我期待著艾的自傳公開的一天。
國民黨治下大學校長堅持教育獨立理念的不只清華梅貽琦一人。吳有訓以辭職阻止國民黨軍警進中央大學捕人，胡適每有北京大學學生被捕就奔走北平各軍政機關營救，傅斯年為保護台灣大學學生甚至面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將領彭孟輯「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1949年以後大陸情況大變，中共建立起對大學師生的思想管制網絡，由黨團組織，政治輔導員及非黨團「積極分子」組成，觸角深入每間宿舍，每個班級，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任何獨立思考的言行，都難逃監控。觸犯律條的學生會被批判，處分，開除以至勞改和監禁。大學都由中共黨委書記主事，個別學者出身的校長只是陪襯，他們囿於「花瓶」身份，再也不敢像1949年以前的校長那樣保護獨立思考的學生。如果校長本人也是黨棍，當然更是當局的打手。所以半個多世紀以來當局多次對無辜學生下手時，例如肅反，反右，六四和法輪功，大學校長們表現乏善可陳。
叢書也以相當篇幅表揚了1949年以前清華教授對政府的獨立性。例如在國民黨政府軍警來校捕人時馮友蘭，費孝通等保護中共學生，張奚若，吳晗等放言論政，尖銳批評國民黨政府等等。其實，清華教授痛詆政府而國民黨仍予優容的例子，還有叢書未提到的聞一多。1944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此時中共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尊蔣介石為全國領袖，連毛澤東也對蔣呼萬歲。蔣介石嫡系第五軍軍長邱清泉駐防昆明，邀聞一多等教授座談時事。聞因戰局失利和民生困苦責怪政府領導無方，在座談會上當面對邱說要造蔣介石的反，而邱對聞仍以禮相待。聞一多顯然是按教育獨立於政府的理念向蔣介石叫板。但是，聞一多當時不知道的是1942年延安的知識分子王實味因為批評中共首腦而被監禁和砍頭，聞自己的侄子聞立訓投奔延安也在1943年毛澤東和康生主持的「搶救運動」中被「審查」致死。聞一多更不會預見到二十幾年後知識分子被執政的中共徹底踩在腳下，文革當中清華教授絕不敢對毛派來的8341部隊（毛的御林軍）軍代表說要造毛澤東的反。
叢書忘記提到，這同一批清華教授，在1949年以後集體「失語」，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簞食壺漿迎來的「救星」共產黨，比自己慣於嚴厲批評為專制的國民黨更專制的多。教授們在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連番大棒之下為保住工資教職和身家而自顧不暇，遑論援助因獨立思考而落難的學生。中國的大環境和清華的小環境都沒給教授留下一點保持獨立性的空間。與清華近鄰的科學院，不在教育部（委）管轄之內，可能小環境稍微寬鬆，所以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敢在全院大會上說「我們犧牲了三個同志」。科學院理論物理所郭漢英研究員，前院長郭沫若之子，是研究生導師。他的學生在院內出示從天安門揀回的彈殼以駁斥當局關於軍隊沒開槍的謊言。公安保衛部門要追究學生，郭拍案而起，對學生說「讓他們來找我，就說子彈殼在郭老師這裡！」父親郭沫若是毛的首席御用文人，但是1964畢業於清華的兒子郭漢英卻出「馴服工具」之污泥而不染，保持了獨立人格。「虎父無犬子」的諺語在這裡改成了「犬父有虎子」，郭漢英讓多數清華教授相形見絀。
清華出身的哲學教授賀麟，在1949年以前曾精闢地闡述學人要有人格，學人和學術應獨立於政府的理念。1947年他任北大訓導長，與校長胡適等共同主持北大。他對包括中共職業學生在內的助學金申請人來者不拒，一概批准。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三次將北大學生「異黨分子」名單下發賀麟，令北大予以開除，賀頂住不辦，並當面向國民黨主管學生和青年工作的黨棍陳雪屏說「大學有民主自由傳統，豈可為政治開除學生？」他身體力行「教育獨立」理念，獲得學生擁戴。學生贈錦旗稱他是「我們的保姆」。1949年北平中共學生地下黨首腦王漢斌派手下學生汪子篙勸阻賀隨國民黨南逃，叮囑汪為安全計不要對賀公開自己中共身份。汪卻堅信賀不會「給（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打電話」。賀果然放棄了四次國民黨「搶運學者」的飛機票，原因據說是「妻女不同意」南下。1950年代他的住處與我家不遠，我常常見到這位恂恂儒者。後來他批判了自己早年的學術和思想，甚至在1982年加入了中共，不知是否有妻女壓力的原因。賀麟教授的女兒賀美英在1949年以後的體制中如魚得水。她1956年入清華電機系，1958年加入中共，合理的推測是她在1957年反右有功。1960年代賀美英在清華官至校團委副書記。她督導我們這些低年級學生受軍訓時穿裙子挎手槍的威武，顯示書香賀家改換了門風。30年後她更晉陞為清華校黨委書記，但對於獨立思考的清華學生不再是她父親那樣的「保姆」，而更像禁錮思想的「獄卒」。在中共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和打擊法輪功教師學生時，未聽說她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倒可能曾「給警備司令部打電話」，或經手「為政治開除學生」。她來美國訪問被問及清華學生楊某因法輪功而遭迫害事，答以「楊某不是清華人」。1940年代國民黨統治末期，全國各界腐敗嚴重，唯教育和衛生領域除外。多數國立大學負責人以抵制權勢人物為子女錄取關說為起碼的操守,例如傅斯年就在辦公室門外貼告示謝絕此類訪問。1990年代清華卻招收了一屆90年校史上空前絕後的「走讀班」，教職工好奇這是要照顧誰家考分不夠的子女，發現一位李姓走讀生之母是賀美英書記。大學不再是淨土，後人不知自重，賀麟教授如泉下有知，可曾一歎？賀家父女兩代在清華前後同學，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分別主持過北大和清華這樣的知名大學，但父女在教育獨立理念上卻漸行漸遠，在為官操守上南轅北轍，形象地代表了中共上台前後中國教育的變遷。
大學的招生錄取標準，在1949年前後也大有不同。有1949年以前清華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在叢書中為文,深情回憶自己在生活，課業上受益於學校，終於學有所成的經歷。研究他們的家庭，發現不少屬於小康和窮困階層，例如貧農出身的季羨林，家道中落的吳晗等人。1949年以前的大學，錄取新生時重在分數，發放助學金來者不拒，不考慮政治因素，做到了「有教無類」，並非如中共宣傳所說1949年之前大學只向富家子弟開門。而中共一上台，政治卻立刻成了錄取大學生的重要考慮。1964年我親聆中共大員彭真到清華訓話。提到有「出身不好」的考生詢問為什麼自己考夠分數不獲錄取的時候，彭厲聲說「我們的大學就是沒有你的位置！」，因為位置要留給中共大員子弟。賀龍（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賀鵬飛，憑國務院一張條子就進了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還有其他大員子弟轉學入清華，通通無需高考成績。這是文革中廢除高考，憑「政治標準」保送的先河。中共的「政治標準」將大量資優學子拒於大學門外。
由於梅校長的教育理念，1949年以前的清華為中國社會造就了有健全人格，能獨立思考的公民，內戰後期，北平國民黨當局開列名單準備到清華逮捕中共地下黨，在情治機關任職的清華畢業生對此不認同，利用職權事先把名單傳給梅校長，梅校長召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事，決定通知有關學生躲避。1949年以後清華畢業生也供職中共情治機構和黨政中樞，例如有清華「學生政治輔導員」出身的賈春旺長國安部，吳邦國長上海市和國務院，胡錦濤長貴州西藏直至中央，但未見他們敢在全國性迫害狂潮中站出來保護無辜。
做「馴服工具」的政治灌輸不但扼殺獨立思考，而且把學生變成思想感情和隱私無一不交給黨的精神奴隸。1960年代，清華有位男生暗戀一位不同系的女生，猶豫再三才寫了情書。女生轉手就上交了「組織」。男生立即在本系受批判，長時間抬不起頭來。這時的學生被調教得不但不能獨立思考，連人格都不健全了。
清華大學的校格，和師生員工的人格，在1949年都發生了不幸的轉折。
（2）「反右」進一步剷除教育獨立精神
1957年是清華校史中慘烈的一章。經過1949年以來「鎮反」「肅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敲打，清華人知道了中共治下「禍從口出」之嚴重。但是許多教工秉持1949年以前梅校長的教育思想，繼續向中共爭取教育獨立。當時的在校學生，是在國民黨中小學教育下開始建立人生觀的，仍然保持獨立人格，拒絕當中共的「馴服工具」。親歷反右的學長告我，鄧小平為毛組織反右，到清華禮堂做反右報告。學生聽眾離開禮堂，表示抗議中共以「整風」誘人發言再以言入罪的「陽謀」。主席台上的校長蔣南翔坐不住了，打出鄧早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招牌，站起來喊「你們不要看不起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是留學生！」但學生們繼續魚貫退場，集體用肢體語言向中共說了「不」。反右以後中共對青年學生的思想鉗制大幅度升級，清華當權者把反右作為黨化教育的利器。「你想要教育獨立於共產黨嗎？那些被開除勞改關押的右派就是你的榜樣！」。黨委宣傳部的刀筆吏們製作了反右展覽，讚頌毛澤東「引蛇出洞」偉大，謳歌蔣南翔「黨委領導」的英明，而對秉持教育獨立理念批評中共的師生員工大肆詆毀醜化。這個顛倒黑白的展覽是每年新生入學教育的主課，搞亂了一屆又一屆青年學子的是非善惡觀念。清華畢業生作為「馴服工具」的奴性逐年加強，梅貽琦校長的教育獨立理念被斬盡殺絕。1957年清華禮堂的一幕幾成絕響，下一次清華學生集體向中共說「不」，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後的「六四」了。
「反右」結果是全校教工學生570餘人被「戴帽」，批鬥，開除，勞教和關押，體育教師曹寶源率籃球隊外出比賽亦被缺席定為右派。清華校園中的荷花池和荒島現在風光旖旎，那時因被害師生自殺而血跡斑斑；清華東區鐵路過處現在有各式樓堂館所爭奇鬥艷，那時卻是右派因絕望而臥軌的熱點。與全國55萬右派一樣，清華落難教工學生一經「戴帽」，求學，就業和擇偶立即發生問題，許多人一生就此斷送，而且株連親屬。不論右派在1957年自殺，或者在以後的政治迫害運動中致死，他們的災難肇源於清華所在單位黨棍給他們帶的右派帽子。半個世紀過去，大量右派已經含冤去世，倖存者也已風燭殘年，他們至今沒有聽到清華黨委代表加害者的一句道歉。歷屆中共清華黨委書記中，我只知道羅徵啟對體育部教授曹寶源說過「曹先生，共產黨對不起你」。
1957年我在清華附中讀初中一年級，參加課餘無線電小組，小組輔導員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學生。他教我安裝礦石收音機，既是領我課餘玩耍的兄長，又是我日後學無線電的啟蒙老師。礦石機剛出了聲音，他就不再來了，附中校方宣佈原因是他已定為右派。1963年，我自己成了清華無線電系的新生，幾次想向校系當局打聽他的下落，都因怕禍及自己而退縮。以後的幾十年，我時時想到清華的右派學生。他們比我只大六，七歲，與我哥哥姐姐同齡。因為堅持獨立思考和自己的人格，就劃為右派，被投入北京草嵐子和半步橋等監獄，或流放到黑龍江興凱湖等勞改農場，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莊等勞改營中度過半生。許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異鄉。我希望我能向這些右派大哥哥，右派大姐姐中的倖存者問候，對他們的人格表示敬意，對他們的苦難表示慰問。可是找到他們絕非易事。在官方壟斷資訊的中國，政府當局控制所有有關資源：右派原單位檔案，公安局，法院，勞改農場紀錄等等，民間研究者取得資訊的渠道極為有限。我到美國以後，開始在出版物和互聯網上注意清華反右歷史事實和清華右派，尤其是學生右派的下落。
清華68級畢業生丁抒寫的「陽謀」是最早紀錄全國反右罪惡的重要中文著作之一，介紹了清華反右的重要史實和若干右派師生的遭遇。例如：
徐璋本教授建議中共「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死於勞改營。
錢偉長教授主張「教授治校」，不同意校長蔣南翔「今日的知識分子吃共產黨的飯」之說，被蔣親定右派。
孟昭英教授批評中共和蘇聯，遂成右派。
校長助理（前黨委書記）袁永熙反對在師生中抓右派，被蔣南翔定為右派，勞改多年。
學生孫寶琮在油印小報發文反對神化毛澤東，坐牢十五年。
學生張德寰以舊衣和糧票資助經濟困難同學，同學因言獲罪，張也被牽連成右派，獲三年徒刑。
學生黨治國在清華全校大會批判錢偉長，黃萬里兩教授時上台為錢黃辯護，被定右派，遣送勞改，後升級為反革命，判死刑，僥倖未被執行。
學生馮國將定右派後在數個勞改營渡過幾十年，判死刑，因是華僑得免執行。
學生張心濤，劉雪峰，二人都身高體壯，被發往清河勞改三分場，那裡「犯人」多數是清華，北大，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的學生右派。在1960年中共人為造成的饑荒期間，張，劉和其他300餘學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全部在夏季之前餓死。張，劉的右派同學楊小平，因矮小體弱得免苦役未死。1957年張，劉，楊三人與賀美英同為清華電機系學生，三人定為右派時賀起了什麼作用，值得探討。由於倖存犯人極度虛弱，掩埋難友只能浮土遮蓋了事，屍體隨即遭野獸嚙食。清河三分場摧殘人命之慘烈，在中國直追甘肅酒泉夾邊溝和四川樂山沙坪等處的勞改場，在世界則「媲美」德國希特勒的奧斯維辛死亡工廠，蘇聯斯大林的西伯利亞「古拉格」和柬埔寨波爾布特的殺戮場。
在互聯網上，我又尋得以下一些線索：
土建系教師陶德堅回憶錄記述了清華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冰迫害土建系教師始末。由於給土建系中共首腦劉小石提意見，曹昌彬、宋元謹、廖景生、顧岱琳、李風順五位教師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謹帶著帽子送回原單位天津大學外，其餘四人均被送去勞改。英若聰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為「整風」發言的周卜頤教授也定成右派。
礦業學院右派學生吳弘達和清華電機系右派學生陸浩清一同勞改，吳著「昨夜雨驟風狂」描寫了陸因右派帽子而被開除，勞教，遭戀人（清華同學）拋棄，不堪勞改農場虐待而發瘋，三次自殺終於成功。
北大右派學生陳奉孝著「夢斷未名湖」，回憶自己在興凱湖農場勞改，難友中有清華右派學生智淼源，因對抗中共迫害而升級為反革命。
……等等。
反右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操刀的中共無法完全掩蓋這場大迫害的荒謬和殘忍，於是扔出一個55萬右派的空洞數目和一句抽像的「擴大化」，就算作了交代。即使受害人真的不超過55萬，今天中國也有55萬個失學失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鐵窗和勞改煉獄中被虐待折磨，甚至致死致殘的案例要記錄，刊布，並且追究責任人和補償受害者，豈可只用一個數字一句話就了結。這場大迫害的責任人和受害者的面目其實很清晰具體：在全國的元兇大惡當然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在清華的打手則是校級的蔣南翔，劉冰等和各系黨棍們。而清華右派人數那五百七十幾的統計數字，個個都是有血有肉，音容笑貌各異的教師，職工和學生。
中共對於歷史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對於中共自己聲稱的「豐功偉績」，它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對於中共已經無法掩蓋的罪責和惡行，則倡導「遺忘」。開明如胡耀邦的中共首腦，竟然也提出要「宜粗不宜細」（對於被害人的控訴不要仔細記錄）和「水落石不出」（對加害者不要揭露）。叢書照此辦理，刻意掩飾反右對清華的這場浩劫。不但沒收錄一篇清華反右受害人的回憶，反而刊布清華反右責任人為自己開脫的文章。無線電系和土建繫在全校各系右派人數最多。無線電系副主任常同教授，在美國取得哈佛物理學和麻省理工電子學兩個學位後回國效力，因為「外行領導內行」的意見，被系中共書記李傳信主持定成右派。十年後李傳信在文革中被整肅，常同教授以德報怨，派女兒給李送雞湯。李在叢書中著文回憶常教授，把自己定常為右派用一句話輕輕帶過，卻大講自己與常家的友情。李還私下散佈反右時打常最力的是自己手下另一個黨員教師吳佑壽，因為吳視常為自己業務晉陞的障礙，以此推卸李自己的責任。常同教授含冤忍辱，摘帽後仍然敷衍中共，以求一業務報國的機會。身為清華附中語文教師的常夫人則對中共不假辭色，告誡兒女不要相信李這種黨棍，並在六四之後從常教授紀念文集中撤出李鵬訪問常家的照片。
叢書打著表彰梅校長的幌子，逆梅校長的教育獨立理念行「黨化教育」之實。對清華反右事實的處理，缺乏治史起碼的誠實。
（3）蔣之於清華猶如毛之於中國
蔣南翔是中共化教育公器為一黨私產的要角。1951年他率張大中指揮燕京和清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給兩校教師一個「下馬威」。歷史系聶崇琦，齊思和等教授曾批評中共，蔣將他們關押，逼迫寫檢討後才釋放。著名民主個人主義者張東蓀教授為中國民主政治奔走多年，參與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燕京校長陸志韋是中國心理學先驅，抗戰期間曾被日軍關押，抗戰勝利後主持燕京復校。蔣對他們橫加批判羞辱，甚至唆使陸志韋女兒上台「揭露」父親是「美帝侵華走狗」。
1952年到1966年蔣主持清華，時間不到14年，管制教師學生思想卻大有建樹。1957年鳴放初起時，校長蔣南翔率親信撤出工字廳辦公室，蟄伏新林院住宅區，以低姿態「引蛇出洞」。毛號令一發，即對師生大行整肅。清華各系被定為右派的教授職工學生超過570人，連前黨委書記袁永熙與蔣有不同意見，也落了網。袁的家屬回憶，當時是蔣向袁妻宣佈對袁處理的「組織決定」。袁先在京郊昌平勞改五年，再被發配河北南宮縣時，又是蔣對袁訓話「沒送你到邊疆，已經是很大的照顧了」。蔣無疑是手上有血的清華反右第一責任人。
蔣的教育思想的中心當屬「工具論」：共產黨要學生作「聽話」「出活兒」的工具，作「馴服工具」，而且是「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如果學生做到了，那他個人的利益也就來了。清華歷屆畢業生中此類工具甚多，最成功的一例當屬胡錦濤：中共得到毛的可靠接班人，胡得到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可謂「雙贏」。蔣南翔為毛皇帝調教王儲，也功不可沒。「輸家」自然是中共權貴以外的國人。令我不解的是，許多我的同齡學友，畢業數十年後仍然對蔣的手法津津樂道，念念不忘蔣提供的其他院校所沒有的好處：
女生食堂
病號食堂
學生政治輔導員津貼費
女生不准彎腰提重物
學生體育代表隊食堂
等等。
以上各條均屬實情，而且比蔣更左的中共黨棍的確因此攻擊過蔣。但是清華學生享受這些優惠的前提是完全放棄獨立思考和健全人格，無條件地做中共和毛，蔣的馴服工具。若生二心，立即有嚴苛批判處理措施，學籍前途都不保，遑論這幾條優惠。物質條件再好的大學沒有了思想自由，與出產耕牛馭馬的馴養場所何異？
蔣南翔主持的清華黨委，不但自己實行「政治第一」的新生錄取標準，而且越出清華校園干預其他院校新生錄取。清華校友文叢披露以下案例。清華土建系陶葆楷教授被懷疑有政治問題，其子在1965年報考北京外語學院，始終未收到錄取通知，父子相對落淚，只能認為是分數不夠。幾十年後，陶教授去世，其子被告知，外語學院當時的確發出了錄取通知，但半路殺出個清華黨委，發給陶教授兒子的錄取通知被截留，在清華保存的陶教授檔案裡一放幾十年。蔣南翔清華黨委的專橫可見一斑。
雖然蔣離開清華已三十多年，但是「南翔精神」陰魂不散，因為清華仍有不少位居要津的人把自己今日的權位歸因於蔣當年的直接間接的垂青和提拔，蔣之於清華猶如毛之於中國。蔣定的學制年數不能改，蔣整過的人不能翻身，仍然是不成文的律法。例如，錢偉長教授在鳴放中推崇1949年以前梅校長的「教授治校」，直接威脅了蔣的「黨委領導」，由蔣親定右派。到了全國平反右派時，蔣已多年不長清華，卻敢出狂言「清華誰都能平反，就是錢不能」，霸氣不減當年。1986年清華召開紀念一二九大會，錢作為一二九積極參與者被邀上主席台，恰巧與蔣鄰座。清華校刊記者搶拍有錢蔣的照片上報黨委宣傳部批准，部長劉樹理嚴令「這樣的的照片在清華決不能用」，足見蔣的餘威。叢書為蔣隱惡揚善，略去蔣的種種劣跡，「黨委領導」有無介入編務，耐人尋味。
（4）現在的清華當局和校史叢書編輯應該從善如流
現在的清華當局者和叢書編輯者，對於梅校長教育獨立的理念，想必有或多或少的認識。可惜他們言論上高度評價梅校長對國民黨保持獨立性，對梅校長遺孀韓詠華待為貴賓，行動上卻把清華作為一黨私產緊抓不放。由於毛的黨化教育在全國流毒仍烈，清華自己當然做不出取消黨委，教授治校的大動作。但是應該考慮從小處著手，在此我願提出以下幾件供考慮實行。
1952年清華照搬蘇聯經驗，在中共院系調整的旨意下取消1949年以前卓有成就的系科。校長王大中在1999年4月校友返校大會把恢復舊清華系科作為重要政績來報告，而對院系調整隻字不提。如果恢復舊清華系科是政績，那末當初取消就是錯誤。要改正錯誤，先要公開承認錯誤。「悄悄改正」的做法不夠正大光明，應如實交待那些系科失而復得的來龍去脈。
目前校史編寫中為中共粉飾和護短的做法：對於清華人中的中共黨員宣揚不遺餘力，對中共以外其他黨派的清華人的成就則十分吝惜篇幅。例如，1920年代從江西考入清華的「安福三才子」羅隆基，彭文應和王造時，在校時成績優異，畢業後為把西方憲政民主理念引入中國嘔心瀝血，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傑出代表，而在1957年全被定為右派。叢書對他們避而不提。1923級畢業生孫立人是國民政府軍隊傑出將領。叢書表彰了他抗日的赫赫威名，卻「忽略」了他內戰時從中共名將林彪手中收復四平的戰績。這些中共以外清華人的「文治武功」也是校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清華的光榮。遺漏他們凸顯了編者的黨派偏見和權勢依附，再版校史時應予收錄。
清華90年校史正值中國內憂外患頻仍的時期，眾多清華同學按自己選擇的理念，參加自己認同的黨派，為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奮鬥犧牲，不論他們的理念和黨派的成敗，母校清華都應該敬重他們的精神。有些黨派在軍事上暫時失敗，其理念卻在長遠歷史時期內顯示了正確性和生命力。編纂校史時對死於北洋軍閥，國民黨，日寇和共產黨之手的清華人應一視同仁，不應只紀念共產黨一方的烈士。
美國南北內戰雖然傷亡慘重，北方戰勝後卻對戰敗的南方同胞表現了容忍和和解。南軍的旗幟標誌和將士紀念碑至今遍佈南方各州城鄉。南方人民對戰敗雖有心結，卻願意留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大家庭內。缺了這種寬廣的襟懷，美國就難有長治久安和今天的富強。
清華校史紀錄彰顯的烈士，絕大多數是中共方面的清華人，可見編者心胸狹窄。1935年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熊大縝，投奔中共晉察冀軍區作軍需技術工作，功績卓著，卻被中共當作國民黨派遣人員逮捕處死。此時國共合作抗日，即使熊真是國民黨所派也是友黨友軍，晉察冀軍區將熊捕殺，證明中共對聯合抗日了無誠意。晉察冀軍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誣陷熊大縝是他的物理導師葉企孫教授經手派遣的國民黨間諜。物理學大師葉企孫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卻被誣為中統特務，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因為要掩蓋上一個錯誤，不惜再犯下一個錯誤，是中共自毛澤東起一貫行為模式。清華校史部門等因奉此，對熊低調處理，僅在烈士碑上語焉不詳地說「1939年在冀中犧牲」，不明真相者會以為是被日寇殺害。校史部門讓熊死得不明不白，愧對烈士，愧對歷史。
4．如果當局者發動迫害，犯下罪惡，幾十年後坐上相同位子的權力人物應該有良知和擔當去改正前任的錯誤。
1940年代德國的納粹總理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時，德國青年勃蘭特正進行抵抗納粹活動。30年後當了德國總理的勃蘭特在波蘭紀念碑前下跪，悼念被自己前任殺害的受難者。
1947年台灣二二八慘案在中國國民黨首腦蔣介石任內發生，國民黨現主席馬英九那時尚未出世，上任後卻代表前任承擔責任，賠償道歉。被害人家屬出於積怨，啐他一臉口水，他能唾面自乾，繼續爭取諒解。台灣政府當局也撥巨款撫恤遺族。
清華畢業生朱鎔基1957年曾被定為右派。1998年朱就任中國政府總理，在中共第二把交椅上坐了5年，沒有替幾十萬右派難友說一句話。記者追問朱對反右的看法，朱顧左右而言他。2004年另一個清華畢業生胡錦濤成了中共首腦，在反右問題上至今尚無作為。這兩位知名校友交了道德考試的白卷。清華現當局者如果良知未泯，願意為本校挽回些許顏面，不妨從重評反右開始，代表前任蔣南翔等責任者向570餘被害教工學生道歉賠償，並慰問撫恤遺族。現在清華財雄勢大，從不斷開辦新學院，新系科，修建新樓堂館所的巨額資金人力中抽九牛之一毛，即可辦起此事。當年清華「反右」的打手們，許多人後來業務有成，在學科領頭人被打成右派之後，打手取而代之，成了知名教授，學術大師，「享受國務院津貼」，受青年學子膜拜。這些1957年的加害者，現在通常只談自己在1957年以後歷次整肅中被害的經歷，而不提害人的前科。清華現當局應該鼓勵他們正視自己不光彩的過去，向自己加害過的右派，或者右派遺族道歉。
570餘件右派冤案的文字記錄深鎖清華檔案室50年，應該一見天日。每件冤案是哪個告密者經手羅織罪名，是哪個打手參與批判鬥爭，是哪個黨棍「代表組織」簽字定案，受害人在毛澤東號召整風「引蛇出洞」期間提過什麼意見建議，在反右高壓下做過什麼違心交待，最後又被送往哪個監獄或勞改營，檔案應該都有記錄。這區區幾張紙，是每個受害人一生苦難的起點，是教育獨立理念在清華，在中國遭到扼殺的見證。公佈這些材料，能替受害人一吐冤屈，能促加害者懺悔認罪，更能教育未親歷反右的青年。
1949年以來清華經歷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肅反」「反右」「反右傾」和「文革」等政治整肅和迫害運動，自殺和迫害致死人數越來越高，以至新名詞「非正常死亡」應運而生。現在清華欣逢「盛世」，校園內紀念像，紀念碑和其他飾物琳琅滿目。我曾在1999年校慶時建議用校友捐款製作一個簡樸石碑或銘牌，紀念1949年以來非正常死亡的所有教師職工學生，遭校系兩級校友會駁回，特再次向校當局提出此議。
5．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說過「大學不應該是官員的養成所」。1949年之前的清華北大等大學當局，的確不鼓勵學生以從政為第一選擇。1949年以後，大學的職能變成培養執政黨的「馴服工具」，而衡量「馴服」的標誌則是獲得的黨政官職。由於「官本位」文化從執政黨蔓延到社會，畢業生的黨政職位比學術成就更令母校驕傲，清華也不能免俗。叢書津津樂道與清華有關係的中共大員，並在第一冊中花九頁篇幅列出陞官圖，囊括上百名戴了省市部委級烏紗帽的校友。如果編者有意記錄全部史實，在列出諸如姚依林，朱鎔基，胡錦濤等之後，還應列出慕綏新，李嘉廷。清華有高官，外校也有，不應驕傲；清華有貪官，外校也有，不算丟人；兩者都應以平常心對待。如果畢業生裡出了個把執政黨魁和政府總理，母校就忙不迭出書立碑，未免失之淺薄。英國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是歐美多種經濟和政治學派的重鎮，造就過世界各國社會科學精英，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羅隆基，儲安平等也曾在該校求學。許多國家的元首，總理和經濟部長是該校畢業生。如果統計校友做官之高之多，世界名校無出其右。我曾去該校追尋羅，儲等人的足跡。走遍狹小的校園，沒看見任何有關知名校友的雕像或銘牌。1982年清華機械系研究生許成剛在此校任教，他說學校為任何校友都不搞那一套，因為此例一開，全部校園的地皮牆壁佔滿也不夠。校園位於倫敦建築擁擠的平民區，橫向無法擴展，縱向亦無摩天樓。比起清華那些美輪美奐以富翁命名的新樓，顯得樸素甚至寒酸，恰是清華梅校長名言的英國版：「大學是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校方重視對政府的獨立性，也和梅校長有相同的風骨。2001年以來美英政府因反恐怖與穆斯林世界尖銳對立，該校的阿拉伯國家留學生卻繼續以集會和出版鼓吹泛伊斯蘭教義，引起英國警察注意。而校方堅持只要阿拉伯留學生不宣傳暴力，就拒絕政府治安部門介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做法值得清華參考。
本人是一布衣校友，希望清華重拾梅貽琦校長「教育獨立」理念，擯棄毛澤東的「黨化教育」。冒昧提出以上建議，未知清華現當局者和校史叢書編輯以為然否？
(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