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一個偶然機會，使我有幸讀到《文革受難者》一書，那是由《開放雜誌》社出版的關於「文革」期間的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作者王友琴博士，系北京大學校友，現執教於美國。她用十年時間，歷盡艱辛，查閱資料，調查尋訪當事人、見證人，分析整理，彙集635名受難者的實際遭遇。在層面上涵蓋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以及社會平民。在重點人物的剖析上，追溯到三五反、思想改造（含「忠誠老實」）、肅反、反右、反右傾等歷次政治運動。該書內容翔實，立論鞭辟入裡，文筆細膩生動，情節真切感人。從搶救十年浩劫的民間記憶考量，該書堪稱價值無與倫比的絕代巨著。
196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指揮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實際上是大革文化之命！頭一把火是利用中學生組織「紅衛兵」造反，掀起狂飆驟起。首當其衝遭殃的是中小學校長、老師以及在校學生以及附近居民。然後逐步捲入大學師生。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毛澤東先後五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上百萬「紅衛兵」，對「造反」給予鼓動和支援。大批「紅衛兵」揪斗校長、老師，有「問題」的同學和社會平民。勒令被揪斗者掛黑牌，剃陰陽頭，坐「噴氣式」，以墨汁澆頭，批鬥，遊街，關押，唱「牛鬼蛇神嚎歌」。「紅衛兵」反覆抄家、抓人、打人、殺人，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堪稱是滅絕人性，慘無人道。
這些「紅衛兵」把辛勤培育他們的師長，雙手捆綁，拳打腳踢，煽耳光；用銅頭皮帶、棍棒、擰成麻花的跳繩，狠狠抽打；用帶釘的桌椅腿打得血肉模糊；把人裝入麻袋並以亂棍猛打；讓被斗者跪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強逼被斗者喝尿、吃屎、喝痰盂內臟水、喝水溝有毒污水、吞嚥整只死麻雀和整盒鞋油；用冷水、開水澆燙；不給飯吃、不給水喝、幾天不讓睡覺；勒令被斗者自己打自己、互相打、讓兒子打生母；把人打休克後，向眼裡揉碎玻璃或向頭上澆開水，以試其死活。有的家庭被同時打死數口。對病傷的被斗者，醫院不得救治。
有的人不堪忍受毒打折磨，尋找機會自盡。對自殺者還不放過立靈牌繼續批鬥。不論打死者、自殺者，均不留骨灰，還要死者家屬掏28元火葬費。有的「紅衛兵」狂妄地叫囂：「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嗎！」
有些人被毒打致死，紅衛兵或拋屍入水，或扔出樓外，或吊以繩套，偽造自殺現場，詭稱被害者畏罪自殺，甚至不讓家屬察看遺體，以逃脫罪責。
可憐這些獻身教育事業的教師，花季妙齡的青年學生，安分守己的社會平民，被橫扣上各種罪名，有的因出身成份不好，或有歷史問題，或有海外關係，或有思想言論問題，有的只因擁有一點房產等等，便大禍臨頭。遭受揪斗毒打，逼上絕路。有的人喝安眠藥或殺蟲農藥；有的上吊、投河、以頭撞牆、跳樓、跳鍋爐煙筒；有的迎撞汽車、臥軌；有的以利刃割斷動脈、擰開煤氣；有的撲向高壓電線、觸電；等等。有的夫妻雙雙自盡；有的全家數口同時自殺。無辜知識分子與平民落此慘烈結局，在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
「文革」十年浩劫，僅北京即有十萬平民被掃地出門，攆往（名為遣送）農村。人只允帶一件衣，每戶只允帶一口鍋。而有些人在火車站或列車上還不免被追上的歹徒活活打死。真是無法無天，駭人聽聞。
當年革命領袖利用「文革」把青少年煽動起來，教唆和放縱其踐踏人倫道德，淪為嗜打嗜殺的野獸。令人憂慮的是，這一代青少年給國家帶來什麼樣的未來？
北京最早開始打人的幾所著名中學，如師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等，高幹子弟眾多，如宋彬彬（後改名「要武」）、鄧榕等。這些有高官家庭背景的，最先知道內部消息，有恃無恐；加以年輕思想單純，又受仇恨教育、鬥爭哲學、個人崇拜洗腦，易受教唆煽動，嗜斗嗜殺，以手染鮮血為榮。有位女生打人過於疲勞，以致胳臂累得抬不起來。當年打人最凶的是中學生，女生尤甚，其次是小學生和大學生。北京女三中曾湧現打人凶狠的「四大閻王」。還有的女中出現四個剃了光頭的打手，以出手狠毒聞名遐邇。
1966年8月20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後二日）迄9月底，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共打死1772人。火葬場排了長隊，忙不過來。有的人還未斷氣也被送進焚屍爐。
通過「紅衛兵」大串連，把北京紅衛兵造反、打人、殺人的赤色恐怖，迅速推向全國。繼之以1968年的群眾專政、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進一步擴大打人、殺人狂潮，把野蠻殘暴的赤色恐怖推向頂點，血腥遍及了全國城鄉。
作者通過各種渠道調查了115所學校，僅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不含自殺）者有：北京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101中學教師陳葆民，女三中校長沙坪，八中負責人華錦，師大二附中負責人姜培良、教師靳正宇，十五女中校長梁光琪，十女中教師孫迪，六中老校工孫霈田，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教師呂員先，138中學黨支部書記張冰潔，25中教師陳沅芷和一名工友等等。
大學領導人「文革」期間受難者，已知有19人（除註明死因者外，余均為「自殺身亡」）：趙宗復（太原工學院院長），江陵基（蘭州大學校長、黨委書記），高芸生（北京鋼院院長、黨委書記），陳傳綱（復旦大學副校長、副書記），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李敬儀（南京師院院長、副書記）被斗死，李達（武漢大學校長）被斗死，邵凱（遼寧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田辛（華東工院代書記）被打死，孫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瘐死獄中，魏思文（北京工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打死，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彭康（西安交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斗死，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常溪華（華東師大校長、黨委書記），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被打死，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張自人（上海工大校長、黨委書記）被斗死。上述受難者自殺的11人，占58%.
北京燕園等師生在文革中死難者，據記載有七名：
張東蓀，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73年瘐死於秦城監獄，時年87歲。
吳興華，北大英語系教授，1966年8月3日在燕園被逼喝陰溝有毒水而死，年45歲。
沈乃璋，北大哲學系教授，1966年10月9日服安眠藥自殺，年55歲。
蔣蔭恩，中國人大新聞系教授，1968年4月在被批鬥後告知家屬：「上吊自殺」，年58歲。
許政揚，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8月投水自殺，年41歲。
姚祖彝，外貿部翻譯，1970年元旦前後在南京被槍斃。
李鏗，北航學院外語教研組教師，1968年6月跳樓自殺。
據瞭解，燕京校友在文革中受難者絕不止上述七名，尚有若干未被錄入者，如閻簡弼、孫會鑫、顧之安等等，皆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該書還記述了文革中軍代表讓侯仁之先生交代時，採用的方法是和他談一顆子彈的價錢，話外之意不言而喻。
當年在北大校園，有位外籍學者目睹打人場面，就用不太流利的漢語勸阻兇手說：「他已經認錯了，就不應再打了。」然而野蠻的兇手置之不理，照打不停。
一些民主人士和著名學者，早年曾因對國民黨政府口誅筆伐而名噪一時，當局多不追究。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審時度勢，謹言慎行，但仍不免以文賈禍、因言獲罪，終致緘口封筆。雖極力扮演順民角色，猶動輒得咎，甚至步向死亡。如清華大學潘光旦教授便自悟了「四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即投降、屈服、活命、滅亡）。今昔對比，恐怕「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有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在如今出版回憶錄時，對自己當年毒打老師，手上有血和人命的史實，均刻意迴避，毫無反思，更無懺悔和謝罪之意。暴露出其品質上的欺世盜名與靈魂上的醜惡。難道這些當年的造反「英雄」、殺人「好漢」，至今仍不受到良心的譴責？
更有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在尋訪當事人時，竟遭遇到許多困難。有的知情人心有餘悸，疑慮重重，迴避訪問，或不願提供細節，甚至表示：「讓自己有一個平安的晚年吧」！這反映了人們至今仍對當局的撥亂反正將信將疑，對中國的前景缺乏足夠信心，也說明了浩劫之後的炎黃子孫仍為深沉痛苦所束縛而難以解脫。這不能不使讀者仰天浩歎，感慨萬端。
（脫稿於「文革」4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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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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