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雙城記》(40)

查爾斯·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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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陰影的實質

我,不幸的醫生亞歷山大·曼內特,波維市人,後居巴黎,於一七六七年最後一個月在巴士底獄淒涼的牢房裡寫下這份悲慘的記錄。我打算把它藏在煙囪牆壁裡–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下了極大的功夫才挖出了這個隱藏之地。在我和我的悲哀都歸於塵土之後也許會有人懷著憐惜之情在這裡找到它。

我是在被幽禁的第十年的最後一個月用生銹的鐵尖蘸著從煙囪刮下的煙炭和木炭末拌和了我的血很吃力地書寫的。我心裡已不再存有希望。我從自己身上的可怕徵兆看出,我的神智不久即將遭到破壞。但我莊嚴宣佈我現在神智絕對清楚,記憶完全準確,我所寫下的全是事實,我可以在永恆的審判席位上為我所寫的最後記錄負責,無論是否有人會讀到它。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第三週一個多雲的月夜(我想是二十二日夜),我在塞納河碼頭邊一個行人已稀的地點散步,想借霜凍的空氣清涼一下。「那地方距我在醫學院街的住處有一小時路程。這時一輛飛馳的馬車從我身後趕來,我怕被它撞傷,急忙閃到路邊,讓它過去,車窗裡卻伸出一個頭來,一個聲音命令車伕停下。

車伕一收馬韁,車停下了,剛才那個聲音叫著我的名字,我答應了。那時馬車已在我前面頗遠,在我走到車前時,兩位紳士已開門下了車。我觀察到兩人都用大氅裹緊,彷彿不願叫別人認出。他倆並排站在車門邊,我觀察到他們跟我年紀相仿,也許略小一點,而且兩人的高矮、神態、聲音和面貌(就我所能看到的部分而言)都十分相像。

「你是曼內特醫生嗎?」一個說。

「是的。」

「曼內特醫生,以前住在波維,」另一個說,「年輕的內科醫生,最初原是外科專家,近一兩年在巴黎名氣越來越大,是嗎?」

「先生們,」我回答道,「我就是曼內特醫生,你們過獎了。」

「我們到你家去過,」第一個說,「運氣不好,沒找到你,聽說你可能往這個方向走,便跟著來了,希望能趕上你。請上車吧!」

兩人架子都很大,一邊說話,一邊走了上來,把我夾在他們和馬車車門之間。兩人都帶著武器,我卻沒有。

「先生們,」我說,「對不起,但我一向是要事先瞭解是誰賞光要我出診,病號的情況如何的。」

回答的是第二個說話的人。「醫生,你的病家是有地位的人。至於病人情況,我們信服你的醫術,用不著我們介紹,你自己會知道的。行了,請上車吧!」

我無可奈何,只好服從,一言不發上了車。兩人也跟著上來了–第二個人是收了踏腳板跳上來的。馬車掉過頭,用剛才的速度飛馳而去。

我是按實際情況複述這次談話的,字字句句都如實記錄,這我毫不懷疑。我控制了我的思想,不讓它游離我的工作。我如實準確地描述了一切。我在這裡劃上暫停號,把我寫下的文件隱藏起來,準備以後再寫。」

馬車把街道丟在後面,穿過北門關隘進入鄉間道路。在離開關隘三分之二里格時–當時我沒有估計距離,是在下次通過時估計的–馬車離開了大路,在一套獨立的宅院前停下了。我們下了車,沿著花園潮濕柔軟的小徑走去。那兒有一溫泉水,由於無人管理,已經溢流出來,流到宅院門口。拉了門鈴卻無人立即開門,等到門開了,引我來此的其中一人便用他那厚重的騎馬手套揍了來開門的人一個耳光。

這個行為並未引起我多大注意,普通老百姓像狗一樣挨打我已司空見慣。但是,另一個人也生氣了,伸出胳膊又揍了那人一傢伙。這時我才第一次發現他們是孿生兄弟。

住宅的門鎖著。兩兄弟之一開了門讓我們進去,然後又反鎖上了。從我們剛在院落大門下車時起我就聽見樓上屋裡有哭喊聲。我被徑直帶進了那屋子。上樓時那叫聲越來越大,我發現一個病人躺在床上,害了腦炎,發著高燒。

病人是個絕色美女,很年輕,無疑剛過二十。她頭髮蓬鬆披散,兩臂用帶子和手巾捆在身體兩側。我注意到這些捆綁用品都來自男人的服裝。其中之一是穿禮服用的繡有花邊的圍巾。在那上面我看到一個貴族紋章和字母E。

這一切是我在研究病人的第一分鐘發現的,因為病人在不斷掙扎時已翻過身子把臉轉向了床邊,讓圍巾的一角捲進了嘴裡,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險。我的第一個動作是伸出手來解除她的危險;在拉開圍巾時,巾角上的刺繡落入了我的眼裡。

我把她輕輕翻過身來,雙手放在她胸上,讓她平靜,也讓她躺好,同時看看她的臉。她瞪大了眼睛,神志不清,不斷發出尖銳的呼喊,反覆地叫著:「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接著便從一數到十二,然後說,「噓!」像這樣週而復始,次序不變,態度也不變。除了那固定的停頓之外一直沒有住口。

「這種情況有多久了?」我問。

為了區別兩個弟兄,我把他倆分別叫作哥哥和弟弟。我把那最權威的叫哥哥。哥哥回答道,「大約從咋天晚上這時候開始的。」

「她有丈夫、父親和弟弟嗎?」

「有一個弟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哥哥說話吧?」

他非常輕蔑地回答道,「不是。」

「她近來有什麼跟數字十二有關的事嗎?」

弟弟不耐煩地插嘴道,「十二點鐘!」

「你們看,先生們,」我說,我的手仍在她胸口上,「你們像這樣把我帶了來,我是無能為力的!我若早知道是來看什麼病,就可以帶好應用的藥品。像現在這樣,只能是浪費時間。在這種偏遠的地方哪幾有藥呢。」

哥哥望了弟弟一眼,弟弟傲慢地說,「有個藥品箱。」他便從一間小屋裡把它取了出來,放在桌上。

我打開幾個藥瓶,嗅了嗅,用嘴唇碰了碰瓶塞,這裡的藥除了本身就是毒藥的麻醉劑之外,並沒有我要用的藥。

「這些藥你不放心嗎?」弟弟問。

「你看,先生,我會用的,」我回答,就再也沒說話。

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想了許多辦法把我要用的藥給她餵了下去。因為過一會兒還得用藥,現在也要觀察療效,我便在床邊坐了下來。有一個很膽小的怯生生的婦女在服侍(她是樓下那人的妻子),此刻退到了一個角落裡。那房子非常潮濕腐朽,傢具也很平常–顯然是最近才臨時使用的。窗前釘了些陳舊的厚窗簾,想要擋住那尖叫聲。尖叫繼續有規律地發出,「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數到十二,然後是「噓!」病人很瘋狂,我沒敢解掉捆縛她雙臂的帶子,卻也作了檢查,設法不讓她疼痛。病人濺出的唯一令我鼓舞的火星是我放在她胸前的手產生了撫慰的效果,有時能讓那身軀平靜一點,但是對尖叫卻沒有作用:沒有鐘擺比它更準時的。

因為自以為我的手有這種效果,我在床邊坐了半個小時,弟兄倆在旁邊看著。後來哥哥說:「還有一個病人。」

我吃了一驚問,「是危重病嗎?」

「你還是自己去看吧,」他滿不在乎地回答,說時拿起了一盞燈。

另一個病人在另一道樓梯後的一間房裡。那房間在馬廄的上方,也可算是一種閣樓。樓頂有低矮的天花板,一部分抹了石粉,剩下的部分卻空著,露出瓦房頂的屋脊和橫樑。那是堆放麥秸和乾草的地方,也放木柴,還存放著一堆埋在沙裡的蘋果。我穿過那地方來到病號面前。我的記憶精確無誤。我用這些細節來審查我的記憶力。在我被幽禁快滿十年的此刻,在巴士底獄我的牢房裡,那天晚上的景象全都歷歷如在我眼前。

一個英俊的農村少年躺在地上的乾草裡,頭下枕著一個扔在地上的墊子。他最多只有十七歲。他右手捂著胸口躺在地上,咬緊牙關,圓睜著雙眼望著頭頂。我在他身邊跪下一條腿,卻看不見他的傷在哪裡。我可以看出他因銳器刺傷,快要死去了。

「我是個醫生,可憐的朋友!」我說,「讓我檢查一下吧。」

「我不要檢查。」他回答,「隨它去。」

「傷口在他摀住的地方,我說服他拿開了手。是劍傷,受傷時間大約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時以前。但是即使他當時立即得到治療也已無術可治。他正在迅速死去。我轉過眼去看那位哥哥,只見他低頭望著這個英俊少年的生命在消逝,只如看著一隻受了傷的鳥或兔,一點也不像看著跟他相同的人類。

「這是怎麼回事,先生?」我問。

「一條小瘋狗!一個農奴!逼著我弟弟拔劍決鬥,把他殺了–倒像個貴族一樣。」

那答話裡沒有一絲憐憫、痛苦,或是人類的同情。說話人似乎承認那個卑賤的生物死在這兒不太方便,認為他還是像蟲子那樣默默無聞地死去為好。對於那少年和他的命運,他根本不可能表示同情。

他說話時,那少年的眼睛慢慢轉向了他,這時又慢慢轉向了我。

「醫生,這些貴族非常驕傲。可我們這些卑賤的狗有時也很驕傲。他們掠奪我們、侮辱我們、毆打我們、殺死我們,可我們有時也還剩下點自尊心。她–你見到她了嗎,醫生?」

「雖然距離很遠,但那尖叫在這兒也還隱約可聞。他指的就是那尖叫,彷彿她就躺在我們身邊。」

我說:「我見到她了。」

「她是我姐姐,醫生。多少年來這些貴族對我們的姐妹們的貞操和德行就擁有一種可恥的權利,可我們也有好姑娘。這我知道,也聽我爸爸說過。我姐姐就是個好姑娘,而且跟一個好青年訂了婚,我姐夫是他的佃戶。我們都是他的佃戶–站在那邊那個傢伙。那另一個是他的弟弟,是一個惡劣的家族裡最惡劣的人。」

那少年是克服了最大的困難才集中了全身的力量說出話來的,但是他的神色卻起著可怕的強調作用。

「我們這些卑賤的狗就要挨那些高貴的傢伙的搶掠。站在那邊的那個傢伙,他搶奪我們,逼我們交苛捐雜稅,逼我們給他們做事、不給報酬,逼我們到他的磨坊磨麵。他的雞鴨鵝大群大群地吃我們少得可憐的莊稼,卻一隻雞鴨都不准我們餵養。他把我們搶得幹乾淨淨,我們若是有了一小片肉,只好閂上門,閉上窗,提心吊膽地吃,怕被他的人看見拿走–我說,我們給搶得、逼得、刮得太苦了,我爸爸對我們說生孩子很可怕,我們最應當祈禱的就是讓我們的婦女不要生育,讓我們悲慘的種族滅絕!」

被壓迫者的痛苦像烈火一樣爆發燃燒的情況我還從來沒看見過。我原以為它只能隱藏在人們心裡的什麼地方呢!可現在我卻在這個快要死去的少年身上看見了。

「不過,我姐姐卻結婚了。那時她的情人在生病,可憐的人,她卻嫁給了他。她想在我們的農家屋裡–這傢伙叫它狗窩–照顧他,安慰他。她結婚才幾個星期這傢伙的弟弟就看見了她。他看中了她的漂亮,要求這傢伙把我姐姐借給他使用–在我們這種人當中丈夫算得了什麼!這傢伙倒很願意,但是我姐姐卻又善良又貞潔,對這傢伙的弟弟懷著跟我一樣強烈的仇恨。為了逼迫我的姐夫對姐姐施加影響,讓她同意,這一對弟兄幹出了些什麼樣的事呀!」

那少年一雙眼睛原先望著我,此時卻慢慢轉向了我身邊那個人。我從這兩張面孔上看出那少年的話全是真的。就是此刻在巴士底獄裡我也還能看到兩種針鋒相對的驕傲彼此的對峙。一面是貴族的驕傲,輕蔑,冷淡;一面是農民的驕傲,被踐踏的感情和強烈的復仇情緒。

「你知道,醫生,按照貴族的權利,我們只是些卑賤的狗,他們可以把我們套在車轅上趕著走。他們便這樣把我姐夫套上車轅趕著走了。你知道,他們有權讓我們通夜在地裡轟青蛙,不讓它們干擾老爺們高貴的睡眠。他們夜裡逼迫我姐夫在有害的霧氣裡幹活,白天又命令他回來套車。可是我姐夫仍然不聽他們的。不聽!一天中午他被從車軛上放下來吃東西–若是他還找得到東西吃的話–他嗚咽了十二聲,每一聲嗚咽正好有一聲鐘聲相伴,然後便死在我姐姐懷裡。」

若不是有他傾訴冤情的決心支持,人世間是沒有力量讓他活下去的。他的右手仍然緊握著,摀住傷口,逼退了逐漸加重的死亡的陰影。

「然後,那弟弟得到了這傢伙的同意,甚至幫助,把我姐姐弄來了,儘管她告訴了他一件事–我知道她一定會告訴他的,這事如果你現在還不知道,馬上也會知道的。他的弟弟把我姐姐帶走了。他拿她尋開心,消遣了幾天。我在路上看見她路過,把消息帶回家裡,我爸爸便心碎而死。他滿腹冤屈,卻一個字也沒說。我把我的小妹妹(我還有個妹妹)帶到了一個這傢伙找不到的地方,她在那兒至少可以不做他的奴僕。然後我便跟蹤他的弟弟來到這裡,昨天晚上刻進了院子–一條卑賤的狗,手裡卻有一柄劍。閣樓的窗戶在哪兒?就在這旁邊嗎?」

在他眼中全屋黑了下來,周圍的世界越縮越小。我向四面望望,看到麥秸乾草踩得亂成一片,似乎這裡有過搏鬥。

「我姐姐聽見我的聲音,跑了進來。我要她在我殺掉那傢伙之前別靠近我。那傢伙進來了,先是扔給我一些錢,然後便用鞭子抽我。可是我卻用劍刺他,逼他跟我決鬥–雖然我是條卑賤的狗。他拔出劍來保護自己,為了保住性命,他施展出了渾身解數。我使他把他那劍折成了幾段,因為那上面染上了我卑賤的血。」

「剛才我曾在乾草堆裡瞥見一把折成幾段的劍。那是貴族的佩劍。在另一個地方,還有一把老式的劍,似乎是士兵用的。

「現在,扶我起來吧,醫生,扶我起來。他在哪兒?」

「他不在這兒。」我扶起少年,估計他指的是那哥哥。

「他!這些貴族儘管驕傲,他卻害怕見我。剛才還在這兒的那個人呢?把我的臉轉向他。」

「我照辦了,抬起少年的頭靠在我的膝蓋上。但是少年此刻卻具有了超乎尋常的力氣,完全站直了身子,逼得我也站了起來,否則我便扶不住他。

「侯爵」少年圓睜了雙眼對他轉過身去,舉起右手,「等到清算這一筆筆血債的日子,我要你和你全家,直到你的種族的最後一個人對這一切承擔責任。我對你畫上這個血十字,記下我的要求。等到清算這一筆筆血債的日子,我要你的弟弟,你那卑劣種族中最卑劣的傢伙,單獨對此承擔責任。我對他畫上這個血十字,記下我的要求。」

他兩次伸手到胸前的傷口上,然後用食指在空中畫著十字。他舉著手還站了一會兒,手落下時人也倒下了。我放下了他,他已經死了。

我回到那年輕婦女身邊時,發現她仍按剛才的順序一成不變地吃語尖叫。我知道那種情況還可能繼續許多小時,十之八九要在墳墓的沉默裡才能結束。

我又讓她服下剛才用的藥,然後在她身邊直坐到深夜。她的呼喊仍然尖利,她的話語仍然清楚,順序也從不改變。總是「我的丈夫,我的爸爸,我的弟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噓!」

從我初見她時算起,她一直喊叫了二十六個小時。其間我曾離開過她兩次。在我又一次坐到她身邊時,她開始虛弱下來。我竭盡全力幫助她,但願能有幾分希望,可是不久她便昏沉了,像死人一樣躺著。

彷彿是一場可怕的漫長的風暴終於過去,風停了,雨止了。我放下了她的雙臂,叫那個婦女來幫助我整理好她的容貌和撕開的衣衫。那時我才發覺她已經出現了最初的妊娠跡象,也是在那時我對她懷著的一點點希望終於破滅了。

「她死了嗎?」侯爵問,我還是把他稱作哥哥吧。那哥哥剛下了馬,穿著靴子進到屋裡。

「沒有死,』我說,『但看來是要死了。』

「這些卑賤的傢伙精力多麼旺盛呀!」他低頭看她,好奇地說。

「痛苦和絕望之中存在著極其強大的力量!」我回答他。

他聽見這話先是笑了笑,可馬上便皺起了眉頭。他用腳推了一把椅子到我的椅子面前,命令那僕婦出去,然後壓低了嗓子說:「醫生,在發現我的弟弟跟這些鄉巴佬有了麻煩之後,我推薦了你來幫忙。你很有名氣,是個前程遠大的青年,也許懂得關心自己的前程。你在這兒見到的一切是只可以看、不可以外傳的。」

我只聽著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

「你給我面子,聽見我的話了嗎,醫生?」

「先生,」我說,「幹我這種職業的人對病家的話都是保密的。」我的回答很警惕,因為我的所見所聞使我心裡很痛苦。

「她的呼吸已很難聽見,我仔細地把了把脈,摸了摸胸口。還活著,但也只是活著而已。我回到座位上回頭一看,兩弟兄都在注視著我。」

我寫得非常吃力,天氣很寒冷,我非常害怕被發現後關到漆黑一團的地牢裡去,因此,我得壓縮我的敘述。我的記憶沒有混亂,也沒有失誤。對我和那兩弟兄之間的對話,我能回憶起每一個字和每一個細節。

她拖了一個禮拜,在她快死的時候,我把耳朵放到她的唇邊,聽見了她對我說的一些音節。她問我她在哪兒,我回答了;她問我是誰,我也回答了。我問她姓什麼,她卻沒有回答。她在枕上輕輕搖了搖頭,跟她弟弟一樣保守了秘密。

我告訴那兩弟兄她的病情已急劇惡化,再也活不到一天了。這時我才有了機會問她問題。在那以前,除了那個婦女和我之外再也沒有讓她意識到還有別人在場。而只要我在場,那兩兄弟總有一個警惕地坐在床頭的簾子背後。可到那以後,他倆對我可能跟她說些什麼彷彿已不在乎了。一個念頭閃過我心裡:我大約也快死了。

我一直感到兩弟兄都以弟弟曾跟一個農民(而且是個少年)決鬥為奇恥大辱。他們唯一關心的好像只是這事非常有辱門風,荒唐可笑。我每一次看見那弟弟的眼光都感到他很憎惡我,因為我聽見了那少年的話,知道了許多內情。他比他哥哥對我要圓滑些,客氣些,但我仍看出了這一點。我也明白我是那哥哥心裡的一塊病。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兩小時死去了–從我的表看,跟我初見她的時刻幾乎分秒不差。她那年輕的悲傷的頭輕輕向旁邊一歪、結束了她在人間的冤屈與悲痛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她身邊。

那兩弟兄在樓下一間房裡不耐煩地等著,他們急著要走。我一個人坐在床前時就已聽見他們用馬鞭抽打著靴子,踱來踱去。

「她終於死了嗎?」我一進屋哥哥便說。

「死了,」我說。

「祝賀你,弟弟,」他轉過身子說出的竟是這樣的話。

「以前他曾給我錢,我都拖延不肯接受。現在他又遞給我一紙筒金幣,我從他手裡接下,卻放到了桌上。我已經考慮過了,決定什麼也不收。

「請原諒,」我說,「在目前情況下,我不能收。」』

兩弟兄交換了一下眼色,卻對我點了點頭,因為我正在對他們點頭。我們分了手,再也沒有說話。」

我很厭倦,厭倦,厭倦–痛苦使我憔悴不堪。我無法讀我這隻瘦骨嶙峋的手寫下的文字。

清晨一大早那筒金幣又裝在一個小匣子裡放在了我的門口,外面寫著我的名字。從一開始我就在焦慮著該怎麼辦,那天我便決定寫封私信給大臣,把我所診治的兩個病號的性質和地點告訴了他。實際上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講了。我明白宮廷權勢的意義,也知道貴族的種種豁免權,也估計這件事不會有人知道,但我只想解除良心上的不安。我把這事嚴格保密,連我的妻子也沒告訴。我決定把這一點也寫在信裡。我並不懂得我所面臨的真正危險,但我意識到若是讓別人知道了,捲了進來,他們也可能會遇到危險。

我那天很忙,晚上沒來得及寫完信。第二天我比平時早起了許多,把它寫完了。那是那一年的最後一天。我寫完了信,信還擺在面前,便聽說有一位夫人等著要見我。

我要想完成自己規定的任務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了。天太冷,牢房太黑,我的知覺太麻木,籠罩在我身上的陰雲也太可怖。

那位夫人年輕漂亮,令人傾倒,看去卻已壽命不長了。她十分激動,向我介紹自己是聖·埃佛瑞蒙德侯爵夫人。我把那少年對那哥哥的稱呼跟圍巾上的字母E一對號,便不難得出結論:我最近所見到的便是那位貴族。

我的記憶仍然準確,但是我不能把我跟侯爵夫人的談話都寫出來。我懷疑自己受到了更加嚴密的監視,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受到監視。侯爵夫人半靠發現、半靠推測明白了那殘暴事件的主要情節,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請我治療的事。她並不知道那姑娘已經死了。她非常痛苦地說,希望秘密地對那姑娘表示一個女人的同情。長期以來這個家族遭到了許多含冤受苦者的痛恨,她希望這不至引來上天的震怒。

她有理由相信這家還有一個小妹妹活著。她的最大願望便是幫助那小妹妹。我除了告訴她確實有這麼一個妹妹之外說不出什麼其它的話,因為我此外一無所知。她來找我的動力是希望我信任她,把那小妹妹的名字和地點告訴她。可是直到眼前這悲慘的時刻我卻對此一無所知。」

這些七零八碎的紙不夠用了。昨天他們從我這幾拿走了一張,還警告了我。我今天必須寫完我的記錄。

她是個富於同情心的好太太,婚姻很不幸福。她怎麼可能幸福呢!小叔子不信任她,不喜歡她。在他的勢力之下大家都跟她作對。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我送她下樓來到門口時,她的馬車裡有一個孩子,一個漂亮的孩子,大約兩三歲。

「為了孩子的緣故,醫生,」她流著眼淚指著孩子說,「我願竭盡我可憐的一點力量進行彌補。否則他繼承下來的東西對他絕不會有好處。我有一種預感,對這次事件若是沒有作出清清白白的彌補,總有一天是會叫孩子來承擔責任的。我僅有的一點可以稱作個人所有的東西只是一些珠寶首飾。若是能找到那小妹妹,我給孩子的平生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這點珠寶連同她亡母的同情與哀悼贈送給這個受到摧殘的家庭。」

她吻了吻孩子,愛撫著說,「那是為了你好呢。你會守信用嗎,小查爾斯?』」孩子勇敢地回答道,『會的!』我吻了吻夫人的手,她抱起那孩子愛撫著他離開了。從此我再也沒見過她。

由於她深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姓名,所以提起了它,我在信裡卻井未提名道姓。我封好了信,不願交給別人,那天便親自去付了郵費。

那天晚上,亦即那年除夕晚上九點鐘,一個穿黑衣的人拉響了我家的門鈴,要求見我。他輕手輕腳跟在我年輕的僕人歐內斯特.德伐日身後上了樓。我的僕人走進屋子,我跟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我心裡最愛的人!我年輕美麗的英國妻子!–正坐在屋裡,她看見那人不聲不響站在他身後,而他是應當留在大門外的。

他說聖奧諾雷街有人得了急病,不會耽誤我多少時間,他有馬車等候。

那馬車便把我帶到了這兒,帶進了我的墳墓。我剛出門,一條黑色的圍巾便從身後勒緊了我的嘴,我的雙手被反剪了起來。那兩個弟兄從一個黑暗角落走出,打了一個手勢,表示已驗明正身。侯爵從口袋裡取出我寫的信,讓我看了看,一言未發,在舉起的風燈上點燃、燒掉了,又用腳踩滅了灰燼。我被帶到了這裡。帶進了我的墳墓。

若是上帝高興,在這些可怕的歲月裡曾讓那鐵石心腸的弟兄之一想起給我一點有關我最親愛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句話–她究竟是死是活–我也能認為上帝還沒有完全拋棄他們。但是現在,我卻相信那血十字已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上帝的憐憫已全沒有他們的份。我,亞歷山大·曼內特–不幸的囚徒,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後一夜,在我無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對他們和他們的後裔,直到他們家族的最後一人,發出我的控訴。我向這一切罪孽得到清算的日子發出控訴。我向上天和大地控訴他們。」

手稿一讀完便爆發出一片可怕的喧囂。是渴望與急切的喧囂,喧囂中除了「血」字之外別的話都聽不清。這番敘述喚起了那個時代最強烈的復仇情緒。這種情緒的鋒芒所向是沒有一個人頭不會落地的。

當初在巴士底獄繳獲的紀念品都曾被抬著遊行,而德伐日夫婦卻把這份手稿隱藏起來,秘而不宣,等待時機。這是為什麼?可這樣的法庭和這樣的聽眾是不想追究的。這個受人憎恨的家族的名字長期以來就受到聖安托萬的詛咒,而且被列入了死亡名單,這也是用不著追究的。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人的德行和功勳能在那一天的那個地方抵擋得住那樣的控訴的沖擊。

使那注定要滅亡的人特別倒霉的是,那控訴他的人是一個聲望很高的公民,是他自己的親密朋友,他妻子的父親。人群的一個瘋狂理想是追效一種頗有問題的古代道德,以自我犧牲作為人民祭壇上的祭品。因此,庭長便說(他若不這樣說,他的腦袋在他肩上也保不住)那善良的醫生是會因為根除了一個令人憎惡的貴族家庭而更加受到共和國尊敬的。他無疑會因為把他的女兒變作寡婦、把外孫變作孤兒而感到一種神聖的光榮和快樂。此話喚起了一片瘋狂的激動和愛國的狂熱,此時人類的同情已蕩然無存。

「那醫生在他周圍不是很有影響嗎?」德伐日太太對復仇女神笑笑說,「現在你來救他吧,醫生,來救他吧!,

陪審團員每投一票,便掀起一片鼓噪。一票,又一票;鼓噪,又鼓噪。

全票通過。從心靈到血統的貴族、共和國的敵人、臭名昭著的人民壓迫者,押回附屬監獄,二十四小時之內執行死刑。(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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