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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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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異,侯官(今福建長樂)人。少時治醫學,醫術高明,與南陽張機、譙郡華佗齊名,並稱“建安三神區”。如當時交州刺史吳士燮病危,延董奉診治,以三丸藥納之口中,以水灌之,並使人捧、搖其頭,經搶救而愈。董氏醫德高尚,對所治癒病人輕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圍種植杏樹,以示報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時於樹下作一草倉,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穀賑濟貧窮,後世以“杏林春暖”,“譽滿杏林”稱譽醫術高尚的醫學家,據載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醫處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漢未至西晉期間高平人,其籍貫一說山東巨野,一說山西高平,後魏高湛《養生方》稱王氏“專好經方,洞識養生之道”,唐。甘伯宗《名醫錄》謂其“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深曉療病之說”,近代對王氏是否任晉太醫令以及是否如清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所言為張仲景之親授弟子,尚未有定論。

  王氏著述《脈經》厥功甚偉,還為整理張仲景《傷寒卒病論》作出貢獻。宋《太平御覽》引高湛謂王氏編次此書為“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氏在編次過程中,增入他自己編選的內容:如現行成無己本《注解傷寒論》中最後包括《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之後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補,與其所編《脈經》時的相應篇章核對,可資佐證。

  由於王氏編次《傷寒論》,後代醫家對其毀譽不一。譽之者認為張仲景之學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來,認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毀之者則責備王氏把張仲景原著之本來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無法得窺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兩種觀點尖銳對立。事實上,張仲景之《傷寒卒病論》確因有王氏之編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編修時有所錯亂,亦不至於弄得如“錯簡派”所指責者那樣,完全已非本來面目。

  除以上有關脈學和整理《傷寒雜病論》之外,王叔和在養生方面還有一些精闢的論述。王氏在養生學上屬於醫家養生流派,主張從起居飲食方面進行謂攝,以求得長壽,卻病延年。他提出飲食不可過於雜亂,要適量,是我國早期對飲食制度養生的最早的較系統的論述。

  三、皇甫謐(215~282)

  皇甫謐,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一作靈台)人,後隨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繩池縣附近)。其曾祖是漢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謐時,家境已清貧,而他幼時也不好讀書,直到二十歲以後,才發憤讀書,竟至廢寢忘食,終於成為當時著名文人。《晉書•皇甫謐傳》說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林億在校《甲乙經》的序言中稱他“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當時晉武帝曾徵召他入朝為官,他婉言辭絕,在他的《釋勸論》中,表達了他對愛好醫術的願望,對古代醫家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晉武帝愛惜其才華賜給他很多書。由於他身體素弱,加之長年勞累,也捲入當時社會上服食之風,後來竟罹患風痹,右腳偏小,十分痛苦,幾至自殺,自此立志學醫,終於習覽經方,遂臻其妙。“(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林億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對此,他不無感慨地說:”若不精通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無以濟之,此因聖人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謐《針灸甲乙經•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醫學理論的基礎上,他除廣泛閱讀各種醫書外,將《靈樞經》、《素問》、《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部書中針灸,加以整理歸納,使其“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編成《針灸甲乙經》,成為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為歷代研習針灸學的必讀課本。

  皇甫謐出於自身的感受,即僅以“百日”的治療,就把自己的風症及耳聾症治癒;又有感於《素問》、《九卷》等等之經義深奧難懂。為了著述能條理分明,便於讀者尋檢,他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從而使《針灸甲乙經》這部專著成為什灸學著作的嚆矢,歷代對之評價甚高。王燾認為皇甫氏“洞明醫術”,認為他的這部著作為“醫人之秘寶,後之學者,宜遵用之”。《四庫總目提要》盛讚皇甫氏這部著作“與《內經》並行,不可偏廢”。除《針灸甲乙經》外,皇甫謐還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響較大者有《高士傳》、《逸士傳》、《玄晏春秋》、《帝王世紀》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撲子,東晉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後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參軍,後來退出仕途,專事煉丹、醫藥及著作。由於他涉獵很廣,在古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裏,幾乎無所不及,從而成為一個博物學家、哲學家,尤其在煉丹化學、醫學等方面,成就顯著,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醫學家之一。他所遺留的著作:醫學方面主要是《肘後備急方》;哲學、煉丹、養生方面的則是《抱樸子》,分成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前者主要論述煉丹,後者則是有關倫理道德的哲學著作。

  葛洪博覽群書,他的治學態度是博采百家之說,他曾說:“但貪廣覽,於眾書無不暗誦精持,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抱樸子•自敍》)他的這種態度在醫學上表現猶為明顯,十分重視其前代各醫家的寶貴經驗,所謂“窮覽墳索,以著述餘暇,兼綜術數。省仲景、無化……近將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調查,俾能“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他明確提出“諸後作而勝於前事”,“古書雖多,未必盡善,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乎伐獵其中”(《抱樸子•鈞世》)。並宣稱“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書無黃帝倉公和鵲窬跗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強乎?” (《肘後方序》)。的確,在《肘後方》一書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現。他十分注重實踐,不僅親自實踐煉丹的過程,對種種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觀察和親自治療。在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進行“目驗”,反對“信耳而疑目”。這也是他在醫學實踐中能取得那麼多前人所沒有取得的成就,達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對醫學問題,不是局限在簡單的驗方單方治病方法中,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曾從哲學的高度,整體的高度來看待醫學。在諸如人體、疾病、治療、預防等等方面、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和論述。

  葛洪對人體患病的原因,認為“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人也”,“體己素病,因風寒暑濕而發之耳,苟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之能傷也”,(《抱樸子•極言》)。這是對人體精神、肉體關係與對疾病發病的辨證關係的透徹的論述。《肘後方》明確提出“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錯雜”(《抱樸子•雜應》)這只能在深入具體實踐,細緻入微的觀察,分析和綜合的基礎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區,要求簡便驗廉的治療方劑方法,並明確提出這個方劑的療效及疾病的預後。在許多方劑之後都附有“驗”、“佳”、“立效”、“差(瘥)”等。他摒棄用貴重藥、大方、如對傷寒,他沒有照搬麻黃、桂枝、青龍、白虎、四順、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個應急的易得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己須買之者,亦皆草百賤價,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這種醫療風氣,對後世也有較大的影響。

  五、秦承祖(西元五世紀)

  曾在劉宋初期任大醫令,並奏准設立醫學。似此,則當為我國古代醫學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於針灸術,著有《偃側雜針灸經》三卷,《明堂》三卷,《側偃人經》、《本草》和《藥方》等,另有《脈經》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號隱居先生或華陽隱居,卒後溢貞白先生,丹陽秣陵(今江蘇鎮江一帶)人。陶氏生活于南朝,歷經宋、齊、梁三朝,是當時一個有相當影響的人物,博物學家,對本草學貢獻尤大。

  陶氏為世醫出身,祖父及父親皆習醫術,且有武功。他自幼聰慧,約十歲時即讀葛洪《神仙傳》,深受影響,三十六歲辭官隱居句容茅山,並遍曆諸有名大山,訪求仙藥。當時,他深受梁武帝蕭衍的信任,雖則他時梁武帝多次贈官不受,但梁武帝有關國家大事都要向他諮詢,所以時人對他有“山中宰相”的稱號。

  陶氏思想是釋、道、儒三家融于一體的代表人物。

  就醫學而言,是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貢獻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餘家之多,但無統一標準,特別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遠,內容散亂,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臨床運用頗為不便,他擔負起“苞綜諸經,研括煩省”的重任,將當時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別整理成《神農本草經》及《名醫別錄》,並進而把兩者合而為一,加上個人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著成《本草經集注》,共收藥物730種。成為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該書的主要特點是開創了使我國本草學成為一門包羅萬象的博物學。他還創立了一些具有獨創性的發明,例如創立按藥物治療性質分類的“諸病通用藥” 分類法,在體例上,又開創本草著作分總論、分論敍述的先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又應用朱書、墨書的方法來區別《本經》和《別錄》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陶弘景具有科學的探索精神。在當時的條件下,他敢於提出新的本草分類法,而不囿于原來那種三品分類法。他本人原來是個道教徒,但他卻能從實際出發,打破三品分類法,足以證明他在科學道路上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有著“一事不知,深以為恥”的探索精神,這又是他在科學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動力。如他多次親驗細腰蜂(即嬴)的蜂窠,終於得出正確的結論,認為《詩經》的說法“斯為謬矣,選詩者未審,而夫子何為因其僻也?聖人有缺,多皆類此。”直率地批評古聖人的謬誤。

  據記載,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賈嵩《華陽隱居內傳》記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種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養生方面,有《養性延命錄》、《養生經》,在本草學方面,除上述者外,還有《藥總訣》等。

  陶弘景在醫學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醫藥並不分家,是本草學家,在醫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後方》為《補闕肘後百一方》,並著有《效驗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學科如天文曆算、養生學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據稱還制有“渾無儀”,可惜已無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詳)

  為南朝時齊梁間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並為訛字,據《南史•王僧儒傳》稱,全元起在注《黃帝內經•素問》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訪王僧儒。他的《注黃帝素問》,為我國最早對《素問》之注解。該書雖佚,但宋林億等在校正《黃帝內經》時,尚得見其書,並引錄其《內經素問》篇名次序。全氏醫術高明,當時有“得元起則生,舍之則死”之譽。

  八、於法開(生卒年不詳)

  晉代醫家,剡縣(今浙江嵊縣)人,精於醫術及佛釋之道,據《紹興府志》載。于氏曾於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針術治難產,須臾胎兒娩出,範行准氏認為此為我國羊膜之最早記錄。《隋志》載有於氏所著《議論備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西元五世紀)

  南北朝時期北魏醫家。字思祖,陽平館陶(今河北館陶)人。其父李亮,曾學醫術,李修與其兄元孫均習醫。李修醫術在其父兄之上。後投奔劉宋,精究醫術,有所長進,針藥並重,療效甚佳。病者預後,所言多驗,曾任太醫令,並奉命集諸學士及工書者計百餘人在東宮撰《藥方》百餘卷,後佚。卒後曾贈封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貫及生平欠詳。據《隋書。經籍志》載,甘氏所著有《癰疽耳眼本草要草》、《癰疽部黨雜病疾源》及《療耳眼方》。看來,甘氏實為六朝時期外證及耳鼻喉方面的醫家,當時耳目外證似已有專門著作問世。

  十一、褚澄(西元五世紀)

  褚澄字彥道,陽翟(今河南禹縣)人。於南齊建元(479~480)中拜為吳郡太守,後官至左中尚書。據《南齊書,褚澄傳》載,澄醫術高明。褚氏著作兩種,即《雜藥方》二十卷及《褚氏遺書》,前者散佚;後書系唐代人整�

文章來源:山草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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