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六十年間，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用他的詩歌、公開信、批評和反思，給德國和世人展現出如此高端的「德國道德良心」的形象：他是第一個堅持德國必須「全盤招供」本國歷史的人，也是號召同代人不要甘作希特勒納粹意識形態犧牲者的最重要人物；作為「現今德國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 」，他的《鐵皮鼓》備受讀者推崇。在作品中，他始終倡導德國人應對戰爭進行徹底的懺悔和反省。格拉斯的譴責和懺悔，顯得同樣高調，他掌控著德意志民族整體記憶的清晰度和反省的深度。他用一系列獲得追捧的文字，在民族記憶的傷疤上豎起了一道道德防火牆，人們不曾懷疑他及整個德國對戰爭犯罪懺悔的真實和懇切，德國懺悔還被與日本的不認罪作以比對，世人還給德意志民族足夠的寬容和諒解，然而，也是他，在對整個國家無的放矢的堂而皇之的認真中，隱瞞了自己曾是納粹「武裝黨衛軍」這一重要事實。他給世人的記憶與他還原個人歷史的真相，都一樣的真實。但是，他的個人自傳《剝洋蔥》，讓世人無法接受並原諒他的誠實。事實和記憶，隨著今年8月他的自傳的面世，一併呈現給了這個世界，二者的悖謬，在於按照各自的邏輯都存在合理的一面。馬爾科斯在其著作《百年孤獨》中宣示：「事實並不重要，關鍵是人們是如何記憶的」。而「格拉斯事件」公然顛覆了這句經典名句，格拉斯親身製造的德國記憶和污點事實，都顯出同等的份量，面對道德拷問，都不容迴避。
記憶和事實同等重要
真相不等同於史實，後人挖掘的真相，總有未知的細節不曾展現出本來真容。據格拉斯回憶，起初他把黨衛軍視為一支精英部隊，直到後來才開始產生罪惡感。「但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格拉斯說，他知道自己總有一天要把這部分經歷公之於眾。但是，他是否錯過了公開的最佳時機？在被問到為什麼隔這麼多年才將秘密公佈於眾的時候，格拉斯說：「它在我心中的份量異常沉重。污點是揮之不去的。」記憶也總是靠不住的。我要說的是，君特·格拉斯即使作為享譽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也有沉默的權利。他所承認的自己的「武裝黨衛軍」污點，恰恰為某些道德苛求的人士提供了攻擊的口實。事實上格拉斯曾有意無意的早給出了答案。1999年，在諾獎頒獎儀式上，他有一句重要的演講詞：「我15 歲穿上了制服，16歲學會了害怕， 17歲進了美國的戰俘營， 18歲重獲自由……」。制服——戰俘營，從常識判斷是士兵身份，設若一個戰時穿制服的德國消防員，怎麼會被關進盟軍的戰俘營？再設若格拉斯是一個垂暮的平頭百姓，公開懺悔自己少年時身不由己加入了黨衛軍，公眾說不定會讚賞他的道德勇氣！
世人不能原諒格拉斯，在於他呈現了兩個極端的事實：作為道德楷模對納粹德國高調、持久的譴責和反省；和作為世界聲譽作家對自己極力批判的納粹軍人歷史的長久隱瞞。其實，格拉斯的所作所為跟公眾對名人的預期，大相逕庭，他有自己的一套凡人思考邏輯。自我曝光，正是格拉斯按照凡人方式解脫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行為。公眾咒罵他是「大偽君子」；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瓦文薩呼籲取消格拉斯的格但斯克市榮譽市民稱號；一些評論界、史學界和政壇人士猛烈批評他，甚至強烈要求剝奪他在1999年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章。儘管該市回絕了瓦文薩的呼籲，諾獎基金會也回應「已經作出的頒獎決定是不可撤銷的」，但是，格拉斯付出了誠實的代價，應是無疑的。好在格拉斯沒有把自己的污點當作個人隱私來做辯護。實際上，一個78歲的老人撕裂自己遮掩在外衣下的傷疤，已經拿出了極大的勇氣。格拉斯的誠實還反映在對待聲討的態度上，他沒有為青少年時期的誤入歧途尋找借口和托詞。筆者認為，格拉斯是主動的誠實，這貫穿於他的公開反省和自傳中。格拉斯也有不公開自己污點的權利，他完全可以讓自己一生的聲譽保持美好的濃度，直至告別世界。世人應該反思的是，為什麼格拉斯沒有永遠隱瞞下去？而格拉斯不惜站出來「糟踐」自己，正顯示了他高貴的道德，和德意志民族反省的質量和抵達的高度，世人應該為格拉斯感到欣慰。某些觀眾批評他，實際上是否定他的誠實，並拒絕給予一個誠實的人說真話的機會，實則帶來一個鼓勵人們說謊的危險傾向。
良知的感召
在一片批判聲浪中，不乏極力聲援的聲音。印裔英國著名作家薩爾曼·拉什迪是最先挺身而出者當中的一位，他聽聞消息後感到「極為震驚」，但又說這次招認不會傷及格拉斯的文學名望。他說，譴責格拉斯為「大偽君子」是「不對的」。拉什迪表示，格拉斯承認曾信奉納粹觀念，但後來終於認識到自己屬於受蒙蔽的一代，並因此而成長為偉大的作家。事實上，在格拉斯70餘年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作為「目前在世的最偉大作家」而度過的。這樣的作家只有兩位，拉什迪說，一是格拉斯，另一個便是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始終是我的朋友，」拉什迪說，「我不想僅僅因為發現他犯過大錯便有所改變。」。美國作家約翰·歐文則以更高昂的姿態在《衛報》刊文：「對我而言，格拉斯仍然是個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指南。」歐文說，「他的勇氣，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德國公民，都是好榜樣。」 他反問那些抨擊格拉斯的知識分子，是否還記得自己15歲的時候對納粹抱著怎樣的態度。歐文隨即擺出了自己的經歷，1961年，他19歲時，報名參加了軍官訓練營，雖然他在政治上反戰，但「確實想去」越南打仗。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大作家，同時也是超級大左派的若澤·薩拉馬戈說：「我認為，他所招致的反響是偽善的，那些人很多都沒有捫心自問。」，薩拉馬戈說他「驚訝於這種反應的暴力性」，「那會兒他只有17歲。他一生中的其餘時間難道就不算數了嗎？」
良知最後征服了格拉斯，他對自己隱瞞的歷史通過自我揭露作出了懺悔。隱瞞還是公開，整整折磨他60年，最後選擇在自傳中披露出來，他有些分裂的人格被自己治癒，他一貫的道德形象和個人歷史得到了完美的對接，顯得完整起來。格拉斯隱瞞的歷史確實不算什麼，一味聯想納粹黨衛軍的殘暴，無形中將整個納粹的罪惡，讓格拉斯一個人來承擔，對格拉斯確實不公平。再說，一個被納粹裹挾的未成年孩子，並沒有在戰場上殺人。那場人類災難，罪魁禍首固然是希特勒，難道德意志的民眾就不該承擔什麼？
誠實的代價
1958年，格拉斯在德國著名社團「47社」的一次聚會中，朗讀了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讚揚，格拉斯為此也獲得了該年度的「47社」文學獎。評論界對它倍加讚賞，稱之為聯邦德國50年代小說藝術的一個高峰。隨後他又連續發表了中篇《貓與鼠》（1961）和長篇《狗年月》（1963）。前者敘述了納粹統治時期一個少年受法西斯英雄崇拜宣傳的毒害走向毀滅的故事；後者描繪了一幅從希特勒上台前夕到戰後初期德國歷史的畫卷，揭露了法西斯對人們在肉體上的折磨和心靈上的摧殘。1974年再版這三本書時補加了「但澤三部曲」作為總書名之後，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將其作為整體加以研究，人們普遍認為三者之間有著相互關連的內在聯繫：三部小說不僅有著共同的時空範圍（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德國歷史和現實以及但澤地區的地理環境），而且還有一些貫穿始終而又時隱時現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們有著共同的主題：探索德意志民族為何會產生納粹法西斯這個怪物；在藝術風格上，它們也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代表了作家創作中的一個統一的發展階段。「但澤三部曲」被認為是德國戰後文學早期重要的里程碑。瑞典文學院對《鐵皮鼓》的評語為：「嬉戲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歷史被遺忘的面孔」 。幾年之後，格拉斯用自己的方式跟世人來了一個黑色幽默。
一般來說，穿著這種或那種時代衣冠的當權者對文學本身並沒有什麼要反對的，他們甚至想要一種文學來裝飾他們的房間，並且很樂意促進其發展。無論是專制政府或者民主政府，都製造維護自身利益的強勢主流意識形態。格拉斯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自願邊緣化，以個人獨立姿態解構納粹時代和德意志歷史，他用一己之力闡釋一個民族的記憶。我們暫且不討論格拉斯舉世公認的文學成就，作為活躍在德國社會的著名公眾人物，他以抨擊和懺悔一段醜陋的歷史，證明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和責任。當然，我們避免陷入「用一種事實替代另一種事實」的誤區。世人譴責格拉斯有其合理的一面，格拉斯的誠實坦白值得敬佩。那麼，世人譴責格拉斯並不證明他作錯了什麼，格拉斯誠實坦白也不能反證公眾說錯了什麼。這是一場注定只有主角沒有贏家的遊戲。那些抨擊格拉斯在個人自傳《剝洋蔥》出版之際故意炒作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格拉斯早已功成名就，享有世界聲望，版稅和銷量，他已經看淡，用不著作踐自己。
《德國金融報》對此事的評論，比較公允：「今天沒有人會指責格拉斯曾經是一個盲目和錯誤的17歲年輕納粹，沒有人質疑他的文學品質，但是作為作家，人類心靈的雕塑者，他一直以來的道德權威卻被晚來的記憶顛覆了。」不能否認，公眾也被自己的盲目蒙蔽了眼睛，放鬆了對社會公眾人物應有的戒備心。權威和道德，並不完全靠得住，政治盲從必然要付出代價。算是這次遊戲的唯一果實。
2006年9月24日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