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特別報導﹚近年來，中國各地群體事件接連不斷，並湧現出許多不畏強權的維權人士；為維護民眾正當合法權益的民間抗爭行為也漸漸發展成影響深遠、動人心魄的維權運動，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就此採訪了多名站在中國維權活動第一線的人士，為您製作了四集特別報導《中國的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四集：經驗教訓及前景 聯結收聽
中國維權人士或被判刑監禁，或被監視跟蹤騷擾的遭遇，顯而易見地表明了維權活動在中國受到的打壓。然而，近年來被中共政權稱為群體性事件的許多維權活動在各地不但沒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接二連三地出現，維權者隊伍也在不斷擴大。這種狀況也表明維權之路雖然充滿艱辛坎坷，但在艱難之中仍有發展。曾多次遭到拘禁、毆打威脅的維權人士郭飛雄說—
郭飛雄：「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維權運動是多中心的，不是說我們這幾十個、幾百個人被制伏了、被控制了、人身受到了其他的限制、不能跟外界接觸以後維權運動就走下坡路了、停滯了。
就是說雖然我們無法走到的第一線，但是我們還可以發動聯絡其他的朋友，還有其他朋友會更勇敢地站起來。我認為當這一批活動人士被壓制以後，會有更多的人站出來，推動更多不同形式的維權活動，所以我們照樣還是可以做工作的。通過今天的信息工具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一些大城市，雖然歷史上曾是大規模民眾抗爭事件的發生地，但當前的大規模維權突發事件發生在偏遠鄉村的似乎更多些。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時事評論家胡平認為，這種現象表明，儘管維權隊伍在擴大，維權意識在民眾中有所擴展，但仍有大量民眾對維權表現出冷漠；而如何使更多民眾走出冷漠，也是維權活動人士必須考慮的問題。胡平說—
胡平：「北京、上海等許多大城市雖然有很多知識界的精英、異議人士，很多都是出自這些地方，但這些地方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並不太多，當然一方面可以說這些地方的政府做的要聰明一些；當地老百姓的權益侵犯的不是那麼惡劣，或者它比較注意侵犯的規模和方式，以至於不太容易發生大規模的集體抗爭。
但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很多民眾，特別是在政治的中心地帶對政治的一種冷感，對於他們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的，發生在他們每一個人身邊的種種侵犯權力和利益的這種惡劣行為，採取的這種漠然的態度，所以才會使這種罪惡在持續地發生。我想怎麼讓人們走出這種漠然的態度，是關係到下一步維權活動能不能繼續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喚醒民眾維權意識，越多越多的維權律師和學者本著正義道德公平等理念，主動投身維權活動，為草根維權民眾提供法律、宣傳、策略等多方位諮詢。其中，郭飛雄本人長期以來以農民權益保護為突破口，多次深入廣東太石村等地為村民提供法律服務。他認為，律師學者的介入以及民眾受到公民權益的啟蒙教育和鼓勵本身，既是當前維權活動最大的成效，也是其意義所在。他說—
郭飛雄：「維權運動的一個主要觀念就是通過推介法制來促進中國社會的轉型，當然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共政權為了自己的集團利益經常性的破壞法制，所以維權運動中的個案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失敗的，這個很正常。但是通過跟權力來抗爭促進了老百姓學法；促進了老百姓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達到了一種對農民進行啟蒙、培訓、動員、組合的作用，它其實在給中國未來的民主培養基本的群眾和幹部。
中國每年在沿海地區徵地拆遷案的糾紛衝突是幾千例，我們介入的只是極少數經過精心挑選的符合我們推進法制的理念，基本上提高了抗爭的法制水平，事實上並沒有提高抗爭的規模。」
當然，談到維權活動的成效，在具體維權案例方面，外界不會忘記四川省八九「六四」死難者周國聰家屬向政府索賠一案。雖然該案結果在維權者之間引起一些爭議，但它仍被外界許多媒體解讀為維權活動的一個成功案例。四川天網網站負責人黃琦說—
黃琦：「效果是檢驗民間維權的最好標準。因為我們這兒沒有誰強調有什麼偉大意義、能彰顯什麼，我們只談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效果，歸根到底維權是維老百姓的權，不是通過維權來炒做自己，把自己變成名人那就不好了。讓老百姓得到實際效果，它需要維權，辦一件事兒就要得到辦那件事兒的效果這就行了，沒必要弄得那麼複雜和政府形成敵對狀況，任何一個問題都上崗上線，只能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目前的許多維權活動中不斷有律師學者等的介入，但鑒於中共政權從上到下對維權活動的打壓不遺餘力，甚至不惜動用武裝軍警和黑社會分子，不少維權事件最後仍以失敗告終。那麼，在當前的困境中，中國維權者進行維權活動的空間究竟在哪裡，又有多大呢？直接站在中國國內維權活動第一線的郭飛雄說—
郭飛雄：「表面上看它的空間是越來越小，這個空間就是兩個字「法制」，如果我們和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政府沒有一個交叉點的話就變成對抗了，實際上今天的中國，包括政府也偽裝相信中國需要法制。法制就是我們的空間。
但在政府內部我們必須承認有公檢法內部，還有改革派的大量人認為中國需要走向法制，有些甚至認為要完全的司法獨立，這些觀點都與我們有著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我們的「空間」。我們現在就借助這個空間拼命地往裏面擠，甚至可以說假戲真唱，對方玩假的我們就要把假的變成真的。所以這個空間到底有多大就必須要靠我們的智慧。」
然而，即使在憲法法律框架下的維權，其空間也無法得到保證。作為當前維權運動領軍人物之一的高智晟律師說—
高智晟：「在去年之前我們始終是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談我們的人權。今天回過頭來看的確是我們的一種天真。
但是我們需要這種天真的過程去教育更多的人，使更多人警醒。但是即便是這樣的天真，也就是建立在憲法和法治框架內的維權，這樣天真的嘗試，還是不為中共所接受。
所以最近一年多來中共的這種野蠻打壓已經沒有了邊際；手段和過程已經沒有了底線，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維權運動，尤其是那些維權運動的領軍人物，處在長期的危險之中。」
「失敗是成功之母」。過往失敗的維權運動也帶給維權者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維權之路應如何走才能避免彎路和誤區。因投身維權活動而被中共政權變相逐出國門、現居加拿大的著名人權律師郭國汀說—
郭國汀：「要避開的誤區就是想盡辦法接近和喚醒民眾，不觸犯法律不留下任何把柄讓政府可抓，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不能單槍匹馬的做，我當時就是單槍匹馬的做，我很天真地認為我做的很正又沒有違法行為，他們能奈我何?？
而事實上不對，事實上維權一定要聯合，聯合就是要有團隊，這個團隊不僅要有法律圈子，還應該有記者、學者、教授、大學生、工人、農民等都要有廣泛的聯繫，聯繫的要越多越好，這樣當局才不會輕舉妄動。要廣泛地聯絡各方面廣大的力量來形成民間抗衡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對抗強大到武裝牙齒的中共幹警。」
顯然，維權運動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民意的支持和團隊的協作；而其產生的根源則是社會的不公和壓迫。中國民間俗語也有「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說法。然而當社會不公、權益受損、受侵犯的事例在中國各地都有發生的情況下，為什麼有的地方就發生了維權活動，而有的地方卻又顯得平靜呢？郭飛雄解釋說—
郭飛雄：「維權運動的興起是和人口和受害程度有關係。一般拆遷徵地為什麼會產生群體性抗爭？是因為這最起碼要涉及到幾百人的切身利益，有時候還涉及到幾萬人的切身利益，這樣人多的時候就容易聚起反抗。
另外就是受到的侵害程度有多大。涉及到土地、房屋和家裏面具體金錢的這種侵害就比較嚴重了，但是現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沿海一帶的反抗，抗爭往往越來越具規模，越具模樣，這和它當地農民開化的程度有關係。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出現空心化，青壯年的男子都出去打工，使得這裏的矛盾緩解，隨著人口的遷移和半遷移未來的矛盾會集中在城市。」
另外，對於維權活動從個案上來說，成功例子仍然較少的情況，居住在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問題工作者劉青分析說—
劉青：「雖然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維權運動，維權者不再是單獨的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但是真正能夠維護到權益、爭取到自己、保護了權益的這種事例，在中國非常少非常罕見。
為什麼說中共政權採用了這種黑社會流氓的手段呢？就是對這種明顯的侵犯和迫害，他們不是推來阻去、便是毫不理睬、甚至進而鎮壓和迫害。在這種情況下要取得成效，恐怕還要等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等待一定的變化和改革的到來。」
劉青所談到的這種社會變革，實際上就是公民社會的建立。他進一步解釋說—
劉青：「公民社會是公民在這個社會裏能夠起到相當的關注保護自己的作用，公民社會簡單來說意味著個人權利受到保護、有尊嚴、有相當的自由度、公民是能夠發揮作用的。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維權運動就是因為發揮不了作用，不管是維護本身權益者還是那些同情幫助維權者的，都還很難發揮作用。」
雖然當前中國的維權運動在現階段成效有限，但它卻有必要繼續下去，因為它同時是促進中國向公民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胡平說—
胡平：「因為公民社會無非就是每一個人可以以公民的姿態，而不是以一種消極的、順從的、臣民奴僕的姿態，以一種享有一定權利的公民，對公共事務表示關心和參與的姿態，從這麼一種角度來講，維權活動實際上就是在營造公民社會的一種持續的努力。這種抗爭只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一個轉折，而這個轉折一旦出現，前面就是一馬平川了。
在這之前成果不會看得那麼清楚，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必要性，實際上恰恰證明還要繼續努力，起碼這個時候就更需要大家去堅持這種抗爭。」
正如維權運動的發展受到許多阻力障礙一樣，公民社會的建立也必然困難重重，不可能一蹴而就。儘管如此，郭國汀、郭飛雄等維權人士仍對未來抱持樂觀態度。郭飛雄認為，維權運動在未來幾年內就應該會有所突破—
郭飛雄：「我認為中國的維權運動會在奧運會之前一直朝上走，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原因就是中國社會已經走到這種地步了，到了要破局的階段了，而這個破局首先會通過我們所說的推進法制促進政改來破局。而維權運動所走的道路就是推進法制，建立一個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
我認為公民社會在今天已經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自由，總體上也有我們所說的鬆散的、寬鬆的文化氣氛了，現在缺的就是政治上、法律上擁有一定權利，如果維權運動能夠成功地推進中國，在法制上做出實質上的進展的話，那麼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就有了骨架，使它能夠站立起來。」
然而，對於下一步該怎麼走，維權者之間似乎並沒有能夠統一協調或總體部署的跡象。劉青認為，維權運動現在仍處於摸索階段，但民眾不會就此沈默；郭國汀律師認為，在具體做法中，當前可以利用高科技互聯網的發展，使各個維權群體之間都能相互結合，並增加輿論宣傳。
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在過去的宣教中曾有句口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一說法套用在中國維權人士進行的維權活動和促進中國建立公民社會的努力方面，似乎也有著意義。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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