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月11日】大雪紛飛中迎來２００７年。
整整五十年前，１９５７年《中國青年報》的新年社論，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出的點子：從１９１７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歷數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７中國歷史的進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１９５７，號召在中共「八大」路線指引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這篇社論對當時一心跟著共產黨想要建設一個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青年讀者，帶來歡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數以千百萬計的讀者，而且社論的執筆者，連同創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沒有想到，在剛剛迎來的這一年，毛澤東以他後來自解的「陽謀」，實施了從黨內整風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轉變，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領域的所謂頭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至不問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職降級，或監督勞動，或收容「勞（動）教（養）」，以至在嗣後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數超過五六十萬，涉及親屬面達數百萬。當時的黨內檔和公開宣傳，還有後來若幹年的歷史教科書，都稱這一次運動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獲得了偉大勝利，云云。
早在１９４７年秋的內戰中，中共轉入反攻不久，毛澤東1１月３０日致史達林的一份電報，就曾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所有政黨，除中共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也就是鞏固列寧所指的「不與別人分享」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當時，該是出於某種實際的考慮，史達林以中國的民主黨派不同于蘇聯和東歐的非共產黨，否決了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不過，毛澤東終於在十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達到了把原先的民主黨派徹底馴化的目的。
對於廣大知識份子來說，反右派鬥爭其實也並非突如其來。１９４９年後，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場合強調和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對外的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級機關團體學校，發動與「審幹」相結合的「忠誠老實學習」（很像美國麥卡錫搞的「忠誠宣誓」），認定知識份子群在階級出身、本人成份（經濟）、學歷職業（文化）、黨派歸屬（政治）、社會關係（國內外親友的家產和政治面目）種種原罪，做「包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篩選，也便於在追查、批判和組織處理後控制使用。不是呼喚「為國（國家，民族，社會）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攬「為我（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用」的奴才(彭真１９５８年公然號召「做黨的馴服工具是共產黨員的最大志願」，據說此語首發權屬劉少奇；這實際上從對黨內擴大為對全民的要求)，不肯馴服為奴的，即使賢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機會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夠在夾縫中存活下來，並有所作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識未泯的幹部的保護，這些幹部在歷次運動中難免都蒙「右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鬥爭中就也被打成右派，掃數在文革中受到打擊。而在１９５７年，則是在不斷「反對右傾」的過程中，一步步擴大戰果的。
中共有關決議認定毛澤東晚年的左傾路線乃自１９５７年始。當年確是他躊躇滿志之時。其實從１９５３年史達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拋掉四年前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拋掉他曾信誓旦旦的關於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承諾，同年底就公佈「（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到１９５６年初即已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通過敲鑼打鼓的「高級（農業合作）化」，把土改後農民所有的土地收歸「公」有，把個體手工業者的作坊、擔子收歸「公」有，通過敲鑼打鼓的「公私合營」，把工商業者的工廠企業收歸「合營」，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剝奪，不費一兵一卒，不戰而勝，而不但被剝奪者的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們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一樣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而且還到處發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頌聖之聲。於是，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剩下一個資本主義陣地沒有攻克，那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盤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澤東把他們即少數高級知識份子和他視為他們能夠影響的一般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看作威脅其政權的敵對勢力，是一旦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入侵時「裏通外國」的內應，更是當前可能呼應「波匈事件」，利用國內黨政幹部的官僚主義等缺點錯誤「鬧事」危及政權的主導力量。因此，必須防患於未然，「我們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為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讓黨政幹部「整風」，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點錯誤，增長執政和應變能力，就不怕工農群眾「打扁擔」，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則在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中，欲抑先揚，利用知識份子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誤讀，突出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這是一箭雙雕乃至一石三鳥之計：這些批評意見可能鍛煉基層幹部黨員，一也，如果矛頭向上，哪怕指向高層，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後來針對毛本人的意見出來，這才打住，並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言），二也；而在「鳴放」期間，鼓動群眾「暢所欲言」，以期把隱患引發出來，造成分隔在不同單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個擊破，三也。毛澤東運籌帷幄，重點在第三的這一預防性戰役大獲全勝，促成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兩項中的各級幹部，他們樂得因勢利導，讓上了鉤提意見的群眾承擔全部災難性後果。這一次毛澤東「發動群眾」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所謂的章羅同盟實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於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了。
這一套形同誘捕的戰略戰術，在毛澤東是駕輕就熟的。１９４０年代在延安「整風」「審幹（包括「搶救失足者」）」當中，就這麼幹過。而製造恐怖氣氛，利用群眾的恐懼和從眾心理，圍剿獵物，則在１９５５年的反胡風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中，一再試驗成功。於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全民整風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規模，上自全國人大和政協會場，下至窮鄉僻壤的民辦小學，都以「群眾運動」方式「揪」出右派分子來。而所有這些施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約束」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且不說當時幾乎無法可依），「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以黨治國原則（對基層黨組織或幹部有意見就是反黨，基層有權處置），到處可見以批判鬥爭會甚至是「幫助會」形式出現的「私設公堂」，「逼，供，信」成為通例，「隔離反省」，勒令「檢查交代」，則是以辦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檢法部門的看守所、預審處了。
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鬥爭時，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一套對知識份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一年多前周恩來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對改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政治處境和工作生活條件做出某些許諾，其後也有部分付諸實現，但不到一年後就遭到毛澤東指責，說對知識份子不敢講改造了，就是說「右」了。周恩來和決策層中有識之士包括一些高級將帥，看待知識份子，也是從使人盡其才用於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點出發，其中一些知識份子幹部也許還不無惺惺相惜之意，但他們不能違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現了全黨動員對付知識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鬥爭後期後不得按過去運動常規搞一下「甄別」，而且在處理右派分子時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辦法加強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懾，並發明「勞動教養」新規，將半數左右的落難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監禁勞改，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澤東在一派得勝還朝的氣氛中，「乘風破浪」，把這一大兵團作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施之於經濟生產生活領域，發動破壞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大躍進」包括所謂大煉鋼鐵，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國普遍的大饑荒和生活資料嚴重匱乏，導致兩三千萬至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是在至今沒有正式公佈數據情況下的保守估計）。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作了一次承擔責任的簡單表態，隨後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他以重提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發動反擊，為三四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伏線鋪墊，就不必多說了。
１９７８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此前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文革結束後，有過力求取信於民，爭取民族和解的意願，雖然這在決策意識中更多地是為了重新取得執政合法性基礎，但並不排除許多經過文革災難有所反省的幹部，突破了這一狹隘功利性的邊界，是在為恢復歷史的真相，並在實踐中追求並檢驗真理的天真願望。胡耀邦就屬於這樣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覺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黨人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對於他們來說，我是後來者。同樣經歷了１９４９年後的歷次運動，論覺悟我也是「後覺者」。我在１９８２年初的一篇《代自傳》中，才寫了這樣一段話：「談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難道能夠只是戚戚於個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問：對於當時已肇其端的，不僅給首當其衝的幾十萬‘右派分子’，而且給五百萬知識份子、億萬勞動群眾、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深重的痛苦與危害的左傾災難，作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我就沒有一份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這篇東西在《文學報》發表的當時，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誰要你承擔這份責任？你承擔得起嗎？一個普通黨員，又淪於右派深淵的邊緣，不用說你不瞭解必要的資訊，也沒有必要的覺悟，就是你想建言，誰聽你的？在黨內沒有民主的情況下，你若真有所見，發為議論，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嗎？你承擔哪家的責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個不適當的位置上了？
這無異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沒有聽到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耳邊只有所謂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老生常談，文革也漸成諱莫如深的禁區。一直到世紀末，楊憲益夫人、英籍翻譯家戴乃迭逝世時，楊憲益之妹楊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間的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最後說了一句話：「我要替我的國家向你說一聲‘對不起’！」看到這裏我忍不住兩行老淚。這句話是應該由楊敏如來說的嗎？我雖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擊，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聲的中國共產黨，向所有１９４９年後的無辜死難者說一聲「對不起」！？但我深知，沒有哪一級黨組織授權，讓我來履行這一個道歉的義務，並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我這不又是沒有「擺好自己位置」的嚴重越權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對於受迫害的死者和他們的親人後代，這有什麼意義？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報導了北京法院的一個判例，即某富人雇兇殺人已處死刑。他生前欠款數百萬元的債務，經債權人起訴其遺屬後，法院判決，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兒子繼承了他的遺產，依法就應該繼承他的「遺債」，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遺產繼承者償還。在這裏，情理法也是統一的。
根據這一常識以下的原則，其普遍的適用性不言而喻。國民黨在１９４７年在臺灣製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臺灣人民一筆血債。半個世紀之後，臺灣當局為那次事件有關的死難者平反昭雪，發放了撫恤金。已經在野的國民黨負責人馬英九也向死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和道歉。這表明了臺灣政權的延續性，其執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選擇，至少他們懂得如魯迅所說「背上的死屍」有多麼沉，更不願再為千古駡名的前人背黑鍋，且避免以賴賬者的形象面世，總之這是應該得到肯定評價的。這是海峽那邊的事情。在海峽這邊，如上所述，即以毛澤東當政的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６這個時段來說，對中國人民首先是大陸人民也欠了債，數額的大小和時限的長短都是不容忽視的。
劉少奇是為毛澤東樹立個人權威，推行極左路線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１９６２年初，面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餓死成千萬人的慘酷局面，他開始懼怕歷史的譴責，對毛說：「餓死人是要上書的。」而毛則行若無事，他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劉少奇並因這一碰撞而失寵。
毛澤東在回顧平生時，把他親自發動的文革，跟奪取全國政權並列為自己的不朽貢獻。他在反右派前後著作和講話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選」第五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的有關言論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時至今日，這都有待歷史的核對總和評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這裏，長期都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因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度宣佈「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為尊者諱」，文革以至反右派等歷史事件，全都變成所謂敏感問題不許重提了。據說新聞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連文化學術界提出「如果魯迅活著」的話題，都被有關部門指為挑撥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書中開了天窗，到新世紀巴金身後的悼念文字裏，依然遭到刪除和封殺。可見，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包括文革時期控制輿論、掩蓋真相、歪曲歷史的思路和操作經驗，是何等積重難返。
這就是說，曾經對人民欠債的歷史，連同當時的若干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絕如縷地影響到今天。這裏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體制一經由一代以至兩代人確立以後，它就會在慣性的軌道上運行不止，直到滲透于體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去。
就如毛澤東，他以申韓為師，至少是在權術層面取法歷代帝王，于現代則以《聯共黨史》為必讀教材，承認自己是列寧史達林的學生。他不僅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且要在專政架構下做他自稱「大權獨攬」的統治者。他自己在１９５０年的「五一」口號中添加了「毛澤東萬歲」，他欣然接受胡喬木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三個定語歌頌中國共產黨，因為歌頌黨就是歌頌他。由於完全沒有監督和制衡機制，他自命絕對正確，一貫正確，誰有一點疑似不同意見的表示，誰就是反對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戰友的苦苦「諍諫」，這還侈談什麼黨內民主，更談什麼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實行他所號召的「自我批評」，他怎麼可能承認自己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他一意孤行，不讓人講話，聽不得批評，更絕不認錯。因此只能用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讓別人甚至是批評他的人去作他的錯誤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積欠人民的舊債上加上新債，而他從不會有任何欠債感。他在餓殍滿地的大饑荒時沒有欠債感，他在全國大折騰民不聊生時沒有欠債感，相反的，他認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領導全國「從勝利走向勝利」，執政後又給億萬人民恩賜了「鶯歌燕舞」，理應接受全民的膜拜。「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黨內黨外，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賠的要求。據說他們寫給各級黨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沒有得到答覆，這是本來可以預見的。所謂索賠，主要指當年扣發的工資，還有「改正」後安排不當以致晚年生活困難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說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但為什麼說一時不會有像樣的結果呢？因為這一索賠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需要償還的是經濟債，更是政治債。而毛澤東時代以來，眾所周知的政治債，決不限於反右一案，在這之前，在這之後，積欠太多太多。現在的問題所在，不系於國庫的支付能力，而系於當局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上的負面經驗，如何避免重蹈曆史覆轍，由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是繞不開，躲不過，二是事不宜遲，早搞比晚搞代價小）達到清醒的共識，才談得到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處理曆史遺留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好不容易發韌的對歷史的再認識，從上而下又從下而上，使人們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這一努力不幸中斷，如今要重新啟動，卻遠不是輕而易舉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過的《廬山會議真相》（李銳著），據聞在新世紀竟登上了禁印的書目，一本書的遭遇傳達了不止是一本書的資訊。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都不能違抗自然規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債會因當事人和見證人的逐漸消逝而一筆鉤銷麼？
如果對歷史的認識不能與時俱進，那就不可能有歷史的進步。由於種種局限而不能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維和實踐，那就不但不能清理舊債，搞不好還要欠下新債。從１９８０年鄧小平做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許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一而再地失去機遇，一而再地推遲延期，應該看到，歷史留下的時限已經不多了。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