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
1969年17歲男
H省菜農場某團某連副連長
1969年第一個報名支邊——當幹部帶頭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農村被強姦——忍辱負重終於入了黨——寫血書發誓留在邊疆農場——79年知青大返城最後一個離開——今天的沉思。
我今年三十四歲。「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結束時二十四歲。您多半會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樣，「文革」一完，巳經滿腦袋白髮；也不像有的人雖然剛過半百，一生最好的時光卻全搭進去啦。我還蠻不錯，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歲，我也會認為，這十年就是我的一輩子。
要想講充分，幾天幾夜也不準夠小我這個經歷就特別濃縮了，行嗎?
我著重說我在黑龍江支邊那段經歷吧。這以前我在學校，雖說也有不少感觸，那算嘛呢?跟我到黑龍江，在社會裡一滾，這一比份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會裡 ——這是我的體驗。我喜歡文學，文學教繪我理解別人和自己，認識社會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學，它叫我太明白了，心裡的負擔也就更重。
我總想，為什麼下鄉這段在我或者我們這代人身上佔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單純的勞動，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歷史背景上，在上山下鄉獨特的運動中，我們的命運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關係。雖然我們每個經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們每個人也都能代表這一代的成長經歷。可以這樣說吧?不過分吧?這也是我的體會。
我是68屆學生。初中一年級趕上的「文革」。那陣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我出身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我爸爸解放前得肺結核要死，老闆把他踢出來。多虧解放，國家公費給他送進醫院治好。一點不假，是新社會給了他第二次生命。我媽的家庭比較富裕，原先的丈夫病死了。解放後我爸我媽都在街道辦的縫紉合作社工作。我爸認字，教學文化。我媽教縫紉技術，輔導剛走出家門的婦女學幹活。這期間他倆有了感情。我舅舅是資本家，嫌我爸窮，強烈反對我媽再嫁。我媽還是照自己的意思跟我爸結合了。先生下我，後來又生了我妹妹；生活夠難的。我舅舅就住在界北一個大四台院。我媽去串門，他家裡人總是懷著一種戒備心，怕向他們伸手借錢。那麼多年從來沒接濟過我們。我們孩子去玩，他家總以為我們這些窮孩子要偷點東西，找個詞兒把我們轟出來。
「文革」一來，我舅舅這資本家無疑作為牛鬼蛇神被抄了。生活很困難，他又吃喝慣了；我媽每月都抽出幾塊錢送過去。那時我雖小，不過對人生道理卻有個深刻印象；現在說就是對世態有了一些瞭解，也就對我父母特別敬重。他倆都是很厚道、很善良的人。
您想，照我這情況，對黨對新社會對毛主席，在感情上還會有問題嗎?
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文化大革命」起來，學生們都想參加紅衛兵，但是呢，據說我爺爺有點問題——嘛問題？回頭再說，您聽了會覺得可笑。可那時我只能加入「紅外圍」，屬於團結對象。那陣子紅衛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都是高於子女；二等公民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都是血統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純又不是黑五類的子女，加入毛澤東思想紅外圍。我的自尊心受到挫傷，覺得自己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別人沒差別；但是呵，身份差別開了，有些活動不讓你參加。比如批鬥會呵、抄家呵、重要的政治活動呵，絕對不能去，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長，現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勁，要表現自己的赤膽紅心。
1969年一號召上山下鄉，我第一個報名參加，而且第一個貼出大宇報，要求到內蒙，最艱苦的地方去。當時有兩個去向，黑龍江是農場，按職工待遇；內蒙插隊算農民。我這是想表明，我「紅外圍」也不比你們覺悟低。我們家也支持我去。當時絲毫沒有被迫的意思。一個青年就該和工農兵相結合，主席號召嘛！想法就這麼鮮明堅決。現在恐怕被說成簡單可笑了。
我這一表態，聲勢起來了，帶動起許多人紛紛報名。學校也挺絕，對我這積極報名的，反而分配到黑龍江，也許是一種獎勵，也許是一種策略，好擠得別人爭先恐後報名，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組建連隊時，我們三個初中班和三個高中班共一百二十多名學生組成一個連隊，分到一個農場。這農場的名字我就不提了。讓我擔任副連長，這除了我積極報名之外，還因為我當過班長，有點組織能力，不管寫呵說呵嘛的，這也有關係。8月16日那天出發，可15號晚上我突然發燒，打針做皮試，大夫也沒想到我會有反應，馬上休克，血壓降到20，差點兒完。青黴素，應該說做皮試的安全係數是很高的，恐怕幾萬個人裡邊也沒一個出現危險，叫我碰上了，趕緊搶救，算活過來了。學校和農場來的人看我，問我能不能走，我說一定能，擔架抬著也走，當時就這態度。轉天8月16號下午，我叫家裡人扶著上了火車，腦袋燙著呢，打了針帶著藥擊的。
當時下鄉和以後完全不同，自願，後來才被迫。很少哭，那場面我記得清清楚楚，整個車站人都滿了，敲鑼打鼓地歡送。當然也有掉淚的。但是呵，沒有發配的感覺。親人離別嘛，必然的感情。車上的同學們互相幫助，熱乎乎的，這時已經不分什麼「主義兵」、「思想兵」、「紅外圍」了。唱語錄歌，一路唱，還齊聲念語錄不斷呼口民車廂裡很活躍，有唱有蹦的。絕大部分人坐火車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路看祖國大自然山山水水很新鮮，更覺得這是知識青年的必由之路。就這思想。
到了北大荒，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太艱苦。第一個現實的直接的挑戰，實實在在的挑戰就是生活。很少吃細糧，都吃所謂苞米渣子什麼的；偶而上點白面，但很少很少。又是定量供應，每月三十斤，勞動強度太大，根本不夠吃，有時餓急了跑到馬廄牛圈偷吃喂牲口的豆餅。我們棒小伙子幹活吃的多，一頓能下去二斤。越不飽，於活越累，越累越餓，越餓越吃不飽，惡循環。每天早晨三四點就得起床，晚上干到天黑。這農場是水田農場，機械化程度特低，打翻地到播種再到收割完全靠人，人就是機械。東北在五月份就備耕了，先整地。那陣子就得穿一條短褲，上邊穿棉襖，別看上邊冰化了，就一層水，十幾公分，下邊連泥帶冰，腳下去扎得慌。不知是冰扎的，還是涼水砭的。冰水濺到腿上，拿風一吹，凍得全都裂成小口子，好疼。有一年春播完回到家，我媽頭一次心疼得哭了，下半身全都是小裂口，橫豎滿是。女同志我們不讓下水，男同志播種時不准穿靴子，怕把地踩環了，只能光腳丫子。這時候人人怵頭，只能我們這些排長連長帶頭了。干一段受不住，上來喝幾口酒再下去。現在我也納悶那時是怎麼想的。前天我翻出一封信，當時的。您一看，就明自我們當時究竟是什麼情形了。這是我給我爸爸的信，當然是封家信——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爸：您好!接到您的來信，內情盡知。下面謹把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和您交換一下，不當之處，望批評指正。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根據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英明地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還固有一個長期四個存在；毛主席還指出，對路線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爸爸來信中所提，也是線路鬥爭的反映，正是靠這種路線鬥爭的不斷進行，我們黨才朝氣蓬勃，它推動了黨的建設和歷史的前進。毛主席說：「一時的後退的觀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對於一些資產階級派性之類的歪風邪氣，爸爸不僅要堅決鬥爭，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毛主席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我想爸爸應當緊緊地依靠黨組織，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育，把現實問題如實的、不添任何水分地向上一級黨組織匯報。爸爸，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要捨得一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會勝利！另外，我省新革委已成立。中央直接抓黑龍江，揪出了某某某，清算了他的滔天罪行，開展了抵修整風運動，革命形勢太好。某某某有四大罪狀：1．無恥叛徒；2．國民黨的忠實走狗；3．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4．反黨篡軍的罪魁禍首。我的組織問題，現已開始政審，支部書記和其他成員多次找我談話，幫助我。我現在正加強對黨的認識，加強學習，努力從思想上入黨。連裡知識分子成堆，所以問題不少。我要不斷地加強思想改造，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讓毛主席放心的人。望爸爸保重身體！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兒：××70．9．15托同學捎的東西已收到。大秋已到，開始大忙了，天氣也冷起來了。
您看這信，好奇怪，是不?我們那時都這麼寫信。我們那些同學，全都是。這可不是寫別人看的，就是寫給自己親人看的，一切都革命化呀，就這樣。
要命沒想到我會碰上這事——
我妹妹叫人強姦了。
有生以來，這是我最大的打擊。這事至今我母親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寫這事兒時盡量避著點。千萬別叫他們猜出來。我母親現在知道了也夠她嗆的。這也是壓在我個人心裡最大的隱秘了。
1970年冬天吧。連裡頭開始輪流回去探親。我沒動，我得管著全連生產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幹部，在思想上對自己要求也得嚴一些，濟著別人先定。正這時我爸爸突然來了封信。我妹妹是69年下鄉的，她太小，為了離家近點好照顧，去到河北省……甭提什麼縣、什麼公社了。我看過父親的信真是晴天霹靂，說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隊一個會計強姦了。我妹妹當時很積極，被評上過縣裡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我們常互相通信，鼓勵。這一下我整個人像給撕了。馬上想到妹妹她現在究竟怎樣蚜，不定有多慘、多可憐哪!我不願叫別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裡就在被竊裡憋住聲偷偷哭。我真怕她輕生啊！咱說實在的，一個女孩子，還不到十六歲。雖然我對男女的事那時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像得出來，這是把她毀啦。我決定請個假回家，一個呢是要看看爸爸媽媽；另外一個呢，主要是急著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現在非常需要我啊！
當時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辦到我這兒來。臨走時把這事跟農場革委會負責人講了，拿信繪他看，這領導挺不錯，當場表示同情，說那邊只要放我們就給辦，調來，很作勁。我這心還算有個靠頭。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當然是瞞著我媽去的。我媽身體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爸爸細講了我妹妹的情況，怎麼回事呢?她自個兒住一間小屋，離大隊會計家挺近，那會計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裡闖進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敵得住這樣強壯的男人。事後我妹妹沒敢聲張。我理解，她那麼小，孤孤單單，身邊沒個親人，哪知道該怎麼辦呢?她也有死的念頭，又覺得這麼死不清不自的，家裡人任嘛還不知道哪，矛盾極了呀！可過不幾天又去了，那會計，第二次之後，我妹妹實在沒辦法，上公社跟領導講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裡也沒根，寫信告我。
見到妹妹——頂現在說實在的也是很難過，那時更難過，所以我特別勸妹妹千萬別輕生，這事也不怨咱。
這時我妹妹住在婦聯主任家，正在那躺著，一見我的面就抱頭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剛過十五歲呀！我就要去拚命，跟他一個對一個，誰也別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嚴懲他，公社領導答應了。我把妹妹接到家裡，當然跟她說千千萬萬別叫咱媽知道。我說：「一定把你辦走。我回去就給你辦，我們領導聞都答應了。你在家可別胡思亂想，要有嘛事你就對不起我了。」唉，我這妹妹，才十五，當時那樣子，甭提了。過幾天，我又去那公社問妹妹的調動手續，再次要求處理那會計。實際到後來根本沒動他。在農村，會計掌財權，和大隊幹部一碼事；那些土皇上啊！據我瞭解到今天也沒處理。您說今兒再去找? 哎，更沒用了！十多年了，換了多少本皇歷了！
這次到家，總共呆了十來天，沒一天在家閒著，弄輛破自行車，去訪我們連隊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時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沒人，再去。我是連隊負責人是吧。就是想限人家裡介紹介紹情況，叫家裡人放心。我們都挺小的，離家那麼老遠，誰放得下心呢。我媽媽疼我極了，埋怨天天跟兒子見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責任這麼做，特別是見到我妹妹，就聯想到別人家嘛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飯，每天夜裡睡覺都大喊大叫；瘦極了，臉也沒血色。我媽也看出不太對頭，可萬萬想不到那兒去。我們就好歹哄弄著唄！後來我把妹妹辦到了我那去。滿以為她到我身邊就踏實了。但是呵，不知怎麼慢慢傳開好多風言風語。傳來傳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風問題，呆不下去才辦來的。是不是打辦調動的人那兒傳出來的，說不好。如果人們知道真情也好，可是傳成這樣我反倒不能把實情講明，愈描愈黑嘛。特別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覺出來了。不能辯解，只能加倍勞動，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學習都跑在前頭，別人割一畝麥子，她割一畝半也評不上先進。一次次入團入不成，女同志們就是不舉手，總是隱隱約約認為她是個壞女人，有作風問題才辦到這兒來的。有人還要求組織調查她歷史。組織明知道她的情況卻不敢講。怕講出來我妹妹的臉沒處擱。生活中哪有沒矛盾的呢?一點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話來，「你不幹不淨什麼東西」呀，「什麼變的」呀，「臉皮比鋼板還厚」呀這類話。妹妹有時晚上找我，在坑坑窪窪大野地裡溜躂，總哭。沒想到換了環境還會出現這壓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淚。離開父母在外，對她我有責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勵她。對她講，咱爸，十幾歲沒父母，拉扯著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點叫人騙進窯子裡去。人生當中嘛事都可能出現，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況咱比起好多人還算好的，比那些插隊的，強多了，將來同志們隨著接觸印象慢慢會變。我一次次做工作，還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漸堅強了。尤其我這人特別認真，講原則，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個無懈可擊的人。有些人總甩些難聽的閒話嘛的。我和妹妹由於這種特殊情況特別敏感。對妹妹勞動上從來沒有照顧——我總覺得人受點苦沒害處——我做一個幹部也不能那樣做。我要求妹妹比別人多干一點兒。妹妹心裡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學生慢慢品出我兄妹倆的人品，不再相信外邊的傳說。她們跟我說，我妹妹經常半夜裡大喊大叫，嚇得女同學們都醒了。她們雖然什麼也不知道，又隱約覺出什麼來，對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動照顧。我妹妹這毛病大約延續了兩三年。
好在我們都挺過來了。幹得特別突出，先後都入了黨，後來還選拔到機關工作。
那時女孩子到農村去，有這樣的遭遇我敢說不是十個八個，而是成千上萬。後來，下鄉後期，我在農場的組織部門，負責紀律檢查和政策落實方面的工作，我接觸到大量案卷。發現很多農場幹部，他們有權，欺負女知青；處理這些事的簡報文件也見多了。十六團的團長槍斃了，他一個人糟踐了好幾十個女知青。每個農場都不是兩個三個，黑龍江有一百多個農場呵。全國當時下鄉知青兩千萬，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萬。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會講。我不是靠推斷。七七年搞複查時，農場一個老幹部要求對他的問題進行複查。什麼問題呢?也是姦污女知青被開除黨籍。這女知青當事人啊已經到外地上大學擊了。組織部門派人去外調，找到那女大學生核對，沒想到她根本不承認。實際上按照當時審問記錄，處理材料，很多細節那是真實的。她是不願把這事帶到大學去。那老幹部大概也抓住了這心理，所以鬧翻案。查對無證，我們也就不好辦了……所以我敢說是成千上萬的。
當然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這類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誤，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出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原因，把那麼多知識青年轟到農村去，給那些縱慾的惡棍造成條件，我覺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慘遭遇就能倖免。那些女知青，那時候，我見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們這一代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是呵，我以為上山下鄉還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價太大了，對嗎?
我對待人生為什麼現在還很積極?就因為我在這段生活中——多艱難的生活阿——還有收穫，真實的，實實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們開墾的。是啊，說到這兒，是有點自豪嘛的。我們去到那兒還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點兒，一無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見邊兒。農場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極少是五十年代的復員軍人和他們的家屬。我們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當然老一輩繪打下了一個基礎。確實，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麥子熟了，糧食上場了，西瓜結出來了，豬養肥了，我們心裡特別高興，，那都是自己幹的。所以說這青春不是完全丟掉了，確實有價值，是吧!
我的好多戰友沒回來，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給壞人弄死的。都是身邊戰友的事。上海的一個知青跟我同時接到命令，說有個壞人破壞農場，要我們去搜捕。大黑夜裡，正好叫我們發現，逼他到河邊。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沒辦法就跳進河裡。當時四月份，河水剛剛解凍，水面還漂著冰片子，這個上海知青也跳進去了，棉襖沒來及脫，游著游著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壞人也淹死了。我永遠忘不了這戰鬥。你能說這知青死的沒價值嗎? 他是為了保衛咱國家啊。
這兒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帶很難見到，方圓幾百里，每年春秋兩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爛葉，積得厚厚，沾火就著。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煙，或是汽車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著火，我們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來，燒死燒傷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時還死一個知青。頭天晚上我們還一塊睡覺，說笑。房柁掉下來「轟隆」砸死了。
叫狗咬著得狂犬病死的，還有別的什麼病死的，都有。他們的骨灰都留在那兒啦，當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兒啦。
想想他們，我們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頌的地方。這可不是小說，全是事實，身邊的事實。我親眼見的。有的作家說什麼「荒原作證」、「白粹樹林作證」，不用，用不著，我就可以作證。
再有就是我在這當中進步入了黨。我入黨三次填表才批准。在這之前很多普通戰士都解決入黨問題了。就是因為我起頭說的我爺爺的問題。我父親當初為了感激黨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報答黨；要入黨，也是因為這事政審沒通過。主要是我爺爺的死沒人證實。
我爺爺曾在雲南是個小鎮稅務員，一次陪稅務所長上省城辦事，半截道上叫武裝走私的開槍打在腿上，流血過多死了。解放後為了我父親入黨的事，組織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爺爺的母親)調查我爺爺的情況。老太大還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窮，就說：「我兒子一個月賺好幾百塊錢，在那兒當局長，闊極了！」組織上不信，說你兒子賺那麼多錢，你孫子(我父親)解放前怎麼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大答不出來。這下我爺爺的成分就沒法定了，組織也沒錢為一個普通人跑到雲南調查，成了懸案。一直影響到我加入紅衛兵和入黨。那時很左，為這事我找農場黨委問我爺爺算嘛問題。回答說：「打死你爺爺你們說是武裝走私的，萬一要是紅軍游擊隊，共產黨領導的呢?咱們總得對黨負責吧!」實際上我連我爺爺面兒也沒見過。我爸爸十五歲時，我爺爺就死了。
我不管他們叫不叫我入黨，照樣幹。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動，總惦著返城。實際上，上山下鄉頭一年，高於子弟藉著爹媽的路子參軍，變著法兒都走了，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種門路的，辦選調，辦特困；還有的辦到三線去，先先後後定了不少。我一個心眼要扎根農場，咬破手指頭寫血書不走。我這兒有份材料，您看，當時的，《工作隊簡報》，當時對一些優秀青年就這麼稱呼，叫「××式的優秀隊員」。××就是我的名字。最後黨委書記拍了板啦，他說這個事再出什麼問題我負責。我就入了黨。這書記我忘不了，我離開那裡之後，他調到局裡當局長。這位老幹部心裡還是有「根」的。「文革」中批鬥，叫人弄斷三條肋骨。
知青返城也真難，尤其那些沒路子的。眼看人家一個個走了，自己怎麼辦，想轍。女同志想什麼轍呢?就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婚姻關係上。跟大城市的人訂婚，再辦戶口，根本沒愛情可言。男同志更絕望，精神狀態更沒法說了。沒轍就找病，吞釘子，吃硬幣然後就透視，有陰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裡，或弄點蛋清放在尿裡，再化驗，一看幾個加號；說實在的到了瘋狂毀滅的程度。
記得有個女青年與北大港一個男職工訂婚。定好五一節回去見面，家裡人都給聯繫好了。新年連隊一百多號人差不多都回去過年。我沒走。還有一千多口豬，幾百隻羊，好幾十頭馬和牛，很多設施得看著。這女青年也沒回去，就為的多存幾天假放在「五一」一塊兒歇。她非常愛乾淨，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裡燒得挺暖和的，來回倒水一折騰感冒了。連吃幾天核黴素也沒壓下去高燒，我們急了，送她去醫院。當時去農場場部好幾十里路，化驗又趕上停電；再送到縣裡，來回來去過去一個禮拜，造血功能已經被破壞，再生障礙性貧血。我是指導員，帶著兩個男青年兩個女青年，五個人護理。這種病、得不斷輸血。我決定女同志別輸血，我們恆男的驗驗；我和另外一個男青年是O型，可這個青年臉上有點為難。我說我輸吧，輸了四百CC血，完事她臉蛋就紅撲撲了。原來是黃綠色，馬上就精神起來。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著。大夫跟她說：「你這個男朋友真夠意思。」她說：「那是我們指導員，不是朋友。」大夫特別感動，非要給我開個病床，讓我睡睡覺。九天九夜我們沒台眼。她死後到哈爾濱火化。處理完後事回去，人們見我就說：「你怎麼這模樣了?」就跟打監獄裡出來的一樣。臨死之前這女同志拉著我手，不讓我離開。這時她姐姐、姐夫接到電報趕來了，搶救時不讓他們進。她和她姐姐、姐夫有點矛盾。可是拽著我說嘛不讓我走，兩眼總看著我，光掉淚。那陣子話已經不能說了，只是人還清醒著。我眼淚也嘩嘩的。我們沒有一點戀愛關係，就跟親兄弟姐妹一樣。我當時唯一的想法是怎樣把她弄活了。我覺得我們夠苦了，她得了病見不到父母，我看著她；親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爾濱端著那個盛骨灰的磁盆，還熱著吶，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沒說的。
成千上萬女同志都走這條道了。就是犧牲自己的愛情和人應有的尊嚴、權利，換一條生路，也未必會好。因為這條路沒有愛情。埋下這個種子，必然會有惡果。這也是女知青的悲劇吧!她們的價值僅僅就是一個女性。像我們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毀滅自己，吞釘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頓臭罵：「咱不能幹這事兒! 挺不住還活嘛!」
79年知青大返城時，我是連隊最後走的一個。走時心裡有種負罪感。我想我最後走還是一個逃兵，最終打了敗仗，還是沒能戰勝自己，還得隨大流。我家說嘛也讓我回來；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裡冷清得很。當時最大的壓力是孤獨。特別是後來沒人了，打山東、河北、河南招來大批盲流當臨時工，我帶著他們幹活，不是味兒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臨走那天，幾十個農場老職工送我，我提著手提包——那包裡就幾件破衣服和幾本舊書嘛的。打營房出來，過那個小橋，那些人就像送殯賽的，在後邊「哞哞」地哭。有的捂臉嚎陶大哭。儘管他們沒文化，愚昧、粗魯，可是跟大城市人際關係一比，實在可愛呀！送我老遠老遠的，還聽見他們哭。
我回來後很久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做夢似的。照理說回到父母身邊，吃住都好了，可就覺得空虛，覺得失掉好多東西。後來我覺得不該這樣，還得從頭做起。人嗯，在哪兒就得從哪兒開始起步。這樣，積極生活那股勁才又慢慢恢復。我不是說我喜歡文學嗎?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80年我在文化宮的文學班業餘上了兩年課。82年我又開始上電大。去年畢業了。成績還算滿意吧。我不想自吹什麼，我就得這樣幹，我伯失去自己。我學文學，有個抱負，覺得我有責任表現我們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遠當不了萬元戶，也不可能給我兒子留下什麼產業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書，這輩子就沒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關節疼常常發作，還有胃疼，一疼就……忍著。恐怕我要帶著它過一輩子。我妹妹早結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沒法對丈夫說。不說就別說了。我們心裡埋著的並不止這個痛苦。但是呵，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偉大的一代。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當時，「文革」把國家經濟搞成那樣，幾乎崩潰，我們要是不下去，兩千萬人會給城市造成多大的壓力。儘管我們受騙，我們受苦，但我們支撐這國家大廈幾乎坍塌的一角，是吧?應當說，是我們承受著「文革」造成的惡果，就是我們這代人。可是至今對上山下鄉一直沒有一個正確的估價。我寫過一首詩，原稿早沒了，但我記著這兩句，大概是：
它應當枝葉繁茂的時候卻過早凋落了，佈滿傷疤的軀幹卻支撐著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這詩幼稚。可它是我真實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說，對於我們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樣寶貴的。我們並沒虛度年華。
我們不會忘掉北大荒。我們把那麼多東西留在了那裡，又把那麼多東西從那裡帶回來了。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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