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2）
六、捕殺韓復矩
實際上，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這十年是我國歷史上，特別是中華民國短短的歷史上發展比較穩定的十年，國民黨稱這十年為「黃金的十年」。是不是「黃金」姑且不論，但當時中國確實出現了比較好的勢頭，表現在：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中原大戰結束和東北易幟實現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斷「削藩」的政策下，統一日益鞏固；在西方大蕭條的情況下經濟仍然取得了很大發展，工、農業產值均在一九三六年達到最高峰；錢塘江大橋等一批重點建設項目相繼竣工；隨著新生活運動的開展，漸漸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習，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這一切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打斷了。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裝備低劣、指揮不力的國民政府軍隊在日寇的進攻下節節敗退。一九三七年底，馮玉祥舊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矩為了保存實力，竟然拒絕執行軍事命令，在日寇進攻下不戰而退，把山東拱手讓給了日本人，從而使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於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內的幾十萬國民政府軍隊陷入被日寇合圍的困境。
蔣介石對韓復矩的表現本來就甚為震怒，此時，又得到特務密報的兩個足以置韓於死地的消息：一是說韓與日寇秘密談判，企圖「獨立」，出任漢奸政權主席；二是韓與另一軍閥（【注】這個軍閥的名字父親回憶不起來了，我查找了相關資料以後，推測這個軍閥應當是石友三）密謀，打算擁兵反蔣。於是，蔣決心解決韓復矩的「漢奸」問題。一九三八年初，蔣介石抵達開封，在河南省政府內召開軍事會議，會前做了精密佈置，誘捕了韓復矩，不久又將其拉到漢口處決。祖父與韓復矩雖同屬馮玉祥舊部，但對韓這種只顧保存實力、不顧民族大義的做法也甚為不齒。
不過，捕殺韓復矩的打算也不是祖父這一級的官員事先所能知曉的，在逮捕韓復矩前他他奉命部署當時開封城內的所有治安力量，但人家不告訴他為什麼，憑直覺祖父知道將會有件大事發生，但沒想到要解決韓復矩。據祖母回憶，那陣子祖父一連好多天徹夜不歸，偶爾回來也是神情嚴肅。逮捕韓復矩當晚，祖父回到家來才小聲對祖母說：「韓復矩被老蔣抓起來啦，看樣子要被斃掉……」祖母聞聽後忙問為什麼，祖父這才把他聽說的韓復矩密謀擁兵反蔣的內幕說出來。那位與韓復矩勾結的石友三也沒落到什麼好果子，於一九四○年被蔣介石派人給勒死了。
在捕殺韓復矩的過程中，當時主管治安的祖父也深深捲入了整個事件的謀劃與準備工作。他的任務主要是：第一，配合衛隊負責蔣的安全，當時局面混亂，當地保不準有日本特務，萬一出了什麼差錯，那就腦袋就保不住了；第二，配合蔣介石的衛隊解決韓復矩的私人精銳衛隊——手槍旅。韓復矩的手槍旅是一支訓練有素、身手不凡的隊伍，韓來開封開會時，帶了整整兩個車廂的手槍旅隊伍。但火車一進開封車站，就有軍官上車來宣佈，見蔣總司令有令，各將領的衛隊一律留駐城外。韓沒有料到他與日本人秘密勾結的消息已被蔣獲悉，一時疏忽大意，在蔣介石的軍官們的勸告下單槍匹馬進城，結果自投羅網。韓復矩走後不久，群龍無首的手槍旅就被繳械了。
七、花園口決堤
山東陷落後，開封岌岌可危，河南省政府隨即西遷，經鄭州遷往洛陽。在此前後，國民政府在徐州一帶與日本軍隊進行了一次會戰，雖然取得了台兒莊大捷，但整體來說，國民政府軍隊處於來自江蘇、山東兩個方向的日軍南北夾擊的不利局面。國民政府軍隊與日軍激戰數月，早已筋疲力盡，只有放棄徐州，退回到豫東、皖北休整。特別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日軍一部從黃河北岸偷渡黃河成功，之後沿隴海鐵路迅速西進，於六月初攻陷開封，接著跟蹤西進，抵達距離鄭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鄭州是隴海、平漢鐵路的交匯處，北扼黃河天險，鄭州一失，不但阻斷各個戰區間的鐵路交通，而且將會導致西安、武漢無險可守的嚴重局面。而此時在河南境內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多為徐州戰場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無力再戰。為了阻止日軍侵犯中原，國民政府在鄭州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
單從軍事層面來講，決開黃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黃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險，從而阻止了日軍的西進，使得中原地區又多守了六年而沒有淪陷，保證了大後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遲遲不能打通「大陸交通線」，遲滯了日軍軍事調動和戰略物資運輸；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萬餘。然而，從政治角度出發，當時戰局混亂，國民政府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對老百姓嚴格封鎖消息。等到洪水來臨，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八十九萬人死亡的慘禍，這無疑是抗戰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筆。
然而，我並不同意以往我國解放後一些歷史書所言決開花園口大堤是「蔣介石為了逃命」、「喪心病狂」等提法。因為，人們選擇的時候並不總是能夠在「好」與「壞」之間選擇，而是往往在「壞」與「更壞」之間選擇。是中原淪陷、既而導致整個大後方淪陷、中國被亡國，還是炸開花園口保住中原兩個糟糕的選擇之間，只有「兩害取其輕」。其時，中原附近的國民政府軍隊均已無力再戰，其他戰場上的國民政府軍隊馳援已力不能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還相當弱小，不足以抵抗整個日寇的進攻。因此，在這種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現實的選擇。至於說蔣介石「逃命」，則更是站不住腳的，不用炸花園口，蔣介石什麼時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個流亡政府。如果說花園口決堤這個責任要由誰來負，那就應該由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侵略者來負，沒有他們發動的十惡不赦的侵略戰爭，什麼都不會發生。
八、中原大饑荒
我的父親出生於一九三五年，抗戰初期尚不記事。父親記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原大饑荒。一九四二年，處於抗日前線的河南在不斷遭到戰禍的同時，還遭到接連幾場巨大的自然災害。先是幾個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蟲。那時的蝗蟲個頭非常大，如同大人的中指那麼粗。蝗蟲飛來時，老遠就聽到「嗡嗡」的聲音，接著就是遮天蔽日，落在樹上把樹枝都壓彎了。等蝗蟲飛走，樹葉被蠶食殆盡，光禿禿的如同死樹。旱災和蝗蟲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帶赤地千里，大部分莊稼絕收。根據後來的資料，大約有三百萬人被餓死，占當時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的父親那一年七歲，已經記事了。那一段時間，每天只要一出家門，他總是能看到街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幾十個很多餓死的人。每天都有人推著獨輪車，把這些皮包骨頭的死者扛上車，跟落柴火一樣碼起來，再拉到城外什麼地方去。滿街都是乞丐和掠食者，今天還是個活人，明天就可能成為餓殍，被人扛上獨輪車埋了。饑荒雖重，但街上該賣什麼還賣什麼，照樣繁華景象。一天，我父親看見一個老太婆剛買了一個燒餅，正準備吃時，一個十四五歲、蓬頭垢面的男孩突然從後面跑去搶走了老太婆手中的燒餅，一邊跑，一邊大口大口吃，還往燒餅上吐唾沫。老太婆見自己的燒餅被搶走，跟在後面攆了幾步，無奈小腳跑不快，追不上了，於是號啕大哭起來。
饑荒往往是人為造成的。當時，河南駐紮的是國民政府軍湯恩伯部，黨務、政務、軍務、民生大權均集於湯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無實。湯恩伯這個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將，無奈他剛愎自用、貪婪冷酷。中原大饑荒時適逢湯部大搞擴軍，除了抓丁拉夫，還通過吸收土匪、地主武裝、雜牌部隊、反正偽軍等擴充勢力。在此基礎上，湯恩伯部一度發展至四個集團軍、三十萬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個省支持。當時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盤和人口已經淪陷，剩下的殘山剩水卻要供養三十萬大軍，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湯部這個「胖子」卻是虛胖，部隊素質良莠不齊。特別是雜牌部隊和反正偽軍，原本就擅長擾民，此時更打起「中央軍」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湯恩伯為了維持軍餉，在大災之年仍不顧百姓死活，大事徵收所謂的「湯糧」，弄得百姓流離失所、人盡相食。當時有民謠一則：「河南四荒，水旱蝗湯」，其中的「湯」就是指湯恩伯。
此外，一九四二年河南災情雖重，但排除戰亂原因，假如當時國民政府高效廉潔、努力賑災，那麼餓死的人肯定會少很多。然而，雖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慶方面匯報災情，但上面無論如何就是不信。因為當時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敗，下面的官僚經常謊報災情騙取賑災款項和物資中飽私囊。謊報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災情匯報當成「狼來了」，不予理睬。不但不信，還不允許國內報刊予以報導。直到一九四三年河南饑荒的慘狀被媒體披露後，救災的物資、款項才陸續抵達。在此之前，軍餉、捐稅都沒有任何減免。
在當時全世界都在關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和中途島這些著名地名的背景下，中原大饑荒能夠被世界知曉，全靠一個叫白修德美國人。白修德是美國《時代》雜誌記者，他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來到河南實地採訪，饑荒地區人相食、賣兒女、餓殍滿地的慘像讓他感到萬分震驚和心痛。白修德在披露上述消息的同時，也通過各種途徑見到蔣介石向他面呈河南災情。蔣介石這才下達了賑災的命令，但還是遷怒於那些為白修德發電報的洛陽電報局官員，把他們給槍斃了。
到了抗日戰爭後期，國民黨的行政體系早已是糜爛不堪。即使蔣介石下令救災，各級官員仍舊借救災之名斂聚錢財，效率也十分低下。救活人命最需要的物資就是糧食，但發放得又少又慢；而同時，卻又運來大批不能吃、不能穿的紙幣。即便是這批紙幣，在發放時還要扣除所欠捐稅，最後落到災民手中的所剩無幾。
河南省饑荒從一九四二年持續到一九四三年年底。到了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時，為了收買人心，日軍大量散發軍糧，救活了不少老百姓。而國民黨湯恩伯的部隊，則兵敗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當漢奸、為日本鬼子引路的。還有一些膽大的，甚至聚集起來解除國民黨小股軍隊武裝。後來有資料表明：當時河南有六分之一的中國軍隊是被中國老百姓自己消滅的，足見老百姓對「遭殃軍」的極端痛恨。此後，國民黨政權在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般消滅，正是應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句古訓。
九、顛沛流離
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戰場上已陷入山窮水盡的日軍為了便於向南洋運送戰略物資，也為了鼓舞士氣，在豫、湘、桂戰場發動了「大陸交通線」戰役。是役，國民政府軍慘敗，大好河山被日軍蹂躪，創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節節勝利之時喪師失地、一潰千里的奇跡。在河南，日軍僅僅動用了六萬軍隊，就把三十萬國民黨大軍攆的東奔西竄。
抗戰開始後，隨著開封的淪陷，全家人先從開封撤到鄭州（【注】當時舊稱鄭縣），又從鄭州撤到洛陽。當時河南省政府、戰區司令部先設在洛陽，洛陽淪陷後遷往洛陽南邊的魯山縣，魯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員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陽、漯河等地。
祖母等人在南陽住時，祖父還隨省政府在魯山。當時恰好祖母的錢花完了，就讓一直跟隨著自己的表弟去魯山找祖父要錢。祖母的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頭腦卻很聰明。當時局勢混亂，土匪老抬（【注】「老抬」是河南方言，指搞綁票的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從魯山祖父那裡取了錢以後，想到路上不太平，於是開始喬裝打扮一番：先是弄了輛獨輪車，買了一車紅薯；再把銀元塞進紅薯裡面，一個紅薯塞一顆；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揚，一看就不像體面人。就這樣他推著一車紅薯，路上不斷遇見雜牌隊、土匪老抬，都沒有什麼人對這車紅薯感興趣，最終平安到達南陽家裡。祖母見表弟回來，連忙問錢帶回來沒有？他此時還故意賣了個關子，說沒有帶來錢，只帶來一車紅薯。祖母一聽沒帶來錢就埋怨道：「家裡急等著錢用，你帶紅薯幹什麼？」表弟笑嘻嘻地回答道：「魯山紅薯好吃，買來嘗嘗。」看到祖母著急的神色，他就拿過一個紅薯掰開，只聽「噹啷啷」一聲，一塊銀元滾落到地上。這樣把一車紅薯挨個掰開，地上便有了一堆銀元。祖母見狀大喜，直誇表弟聰明。
祖母這個人雖是窮人出身，但來到富家以後竟比一般的富家人還要奢侈。此時她見到幾百塊大洋夠一陣子花了，就吩咐表弟說：「那就把紅薯扔了吧。」表弟一聽，連忙說：「使不得，使不得，這麼好的一車紅薯扔了，要是給老抬知道了，那不是往家裡招賊嗎？」祖母一聽，也覺得有理，就把那一車紅薯留了下來，於是家裡吃了好長一段時間紅薯。
後來南陽一度吃緊，祖母又帶著子女逃到漯河暫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漯河只是一個大鎮，歸郾城縣管轄。郾城縣在歷史上曾是「岳家軍」的駐地，當地老百姓痛恨陷害岳飛的秦檜夫婦。當時在城門口還有一對鐵質秦檜夫婦的跪像供人唾罵，那像是空心的，每年到燈節鬧社火時老百姓就往裡面塞滿火藥點著，然後「轟」的一聲，遺臭萬年的秦檜夫婦便「七竅生煙」了，也算是郾城民間社火的一景。當時雖是抗戰時期，但戰火沒燒到這裡來時，老百姓過年該怎麼過就怎麼過。那對秦檜夫婦跪像一直到解放初期還在，後來就不見了，聽當地老鄉講是「大煉鋼鐵」的時候當原料給煉了。
祖母他們在漯河時，經常有日本飛機來轟炸。那時日本飛機多是雙翅膀的，機身上還塗了迷彩色。老百姓不懂迷彩色的意義，一見到那種飛機就喊：「小日本的花飛機來了！」那時漯河城內經常響起空襲警報聲，在警報器旁邊還有一根很高的旗桿，報警的人就根據日本飛機數量多少升起不同的燈籠。白色燈籠代表一架偵察機，這時老百姓就不用做準備；黑色則代表有一架轟炸機；黃色代表有三四架轟炸機，這時老百姓就要躲了；紅色則代表有六七架轟炸機；最高警戒是綠色燈籠，代表有十架以上的轟炸機群，這時老百姓就亂作一團，爭相逃命。
一九四三年正月初二，日本人得到情報說蔣介石正在漯河的鐵路澡堂洗澡，就派出大批飛機集中轟炸火車站和鐵路澡堂一帶。日本飛機狂轟濫炸時，祖母就帶著父親他們往城外跑，到了一個意大利傳教士開的天主教堂附近。那個天主教堂尖頂上懸掛著意大利國旗，當時意大利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故日本飛機不炸天主堂，祖母他們得以倖免。祖父的一個姓張的部下當時任漯河鎮警察監察職務，他為躲避日機轟炸跑一條壕溝裡。隨著一聲炸彈爆炸的巨響，一條血淋淋的女人殘腿不偏不倚地砸到張監察的面前，那長筒襪裡面還塞著一些紙幣。那時人們做事情大都憑良心，這次轟炸結束之後，張監察用長筒襪中的那些錢為那個不幸的女人買了口棺材，雇了幾個人挖了個墳把那條大腿給葬了，還請了一個和尚超度。轟炸結束後張監察對祖母說起當時的情景，尚驚魂未定，一邊撫摩著胸口一邊說：「哎呀，嚇死人了，嚇死人了，當時我趴在溝裡，那條腿就直直砸到我眼跟前。」那一段時間日本人幾乎天天來轟炸，人們沒辦法，只好每天一大早起來就帶點乾糧往城外跑，等到天黑了才敢回來。
等到日本飛機不來時，漯河城內就恢復了常態，戲園子照樣開，買賣照樣做。那時漯河是個小鎮，戲園子也沒有包廂什麼的，離舞台最近的地方放幾張八仙桌，就算是貴賓席。戲園子裡面有很多賣花生瓜子的，見到有人坐到八仙桌旁就知道是有錢人，於是問都不問，就在桌子上鋪上一些紙，在紙上抓一把花生，一把瓜子，一把糖果。當時並不收錢，等戲快散場了才來結賬，從沒有過不給錢的。戲園子還為每一位有坐票的觀眾提供一條熱毛巾擦臉，擰熱毛巾的人就站在戲台的斜後方，擰好後自己不送，而是扔給站在觀眾席前邊的跑堂，幾十條毛巾順手一扔，對面的跑堂的雙手接住，從來沒出現過毛巾散架或者接不住的情形，也算是一個絕活。
漯河戲園子門口有一個賣糊辣湯的，姓王，當年四十多歲。他的糊辣湯做的色香味俱佳，份量又足，全漯河鎮的老百姓都愛喝他的糊辣湯。老王是一個戲迷，經常與喝糊辣湯的票友談論哪個戲子唱的好。老王性子倔，要是哪個票友跟他意見不一致，說他讚賞的那個戲子的壞話，老王就跟人家急眼，連糊辣湯也不賣給人家。人家說，我又不是不給你錢；老王就說：給錢我也不賣！
時值戰亂年代，法度也寬嚴失當。一天夜裡，一股土匪老抬手持武器來到漯河搶劫了一家店舖。當時正有一個警察在附近站崗，一看見土匪人多勢眾，嚇得連頭都不敢露。過後上面追查起來，竟然把這個警察給槍斃了。後來，上面又派了漯河警察局便衣偵緝隊的隊長去追查土匪去向，這位隊長受命後還是不敢去，結果也被槍斃了。其實仔細想想，這兩個警察實在是罪不該死。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軍兵臨漯河城下之時，祖父派出一隊警察來護送家眷撤退。當時漯河城裡已經是一片混亂，老百姓爭相出逃，一時間連載人馱物的車子都找不來。正在大家看著堆在地上的行李、細軟發愁時，恰好有兩個推著獨輪車的農夫走到隊伍邊上。負責護送的警長一看，立馬把二人抓來，指著問道：「這些貨，拉到南陽去，每人給十塊大洋！幹不幹？」當時十塊大洋對農民來說已經是一筆巨款，二人一聽自然是高興壞了。當然，兩輛獨輪車也不夠用，眾人就把不便於背的笨重行李裝上獨輪車，包裹細軟就自己背著上路了。當時大伯已經十五六歲年紀，身上背了三四個包裹，壓得他呲牙咧嘴。
剛出城走沒多遠，日本鬼子的飛機就來了。百十號人的隊伍，在曠野裡目標顯得很大，於是鬼子的飛機在人們頭頂轉來轉去。當時日本鬼子的飛機都是雙翅膀的老式飛機，其中有幾架飛得特別低，連機翼上的膏藥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臥倒，兩個推獨輪車的農夫也撒開把子就跑。邊上的人還喊：「別把車把對著天上，看著像高射炮！」不過，鬼子的飛機在頭頂盤旋了幾圈後沒有投彈，轉身向漯河方向飛去，隨後，就見到幾顆炸彈投下，漯河城裡有幾處冒起了滾滾濃煙。
撤退的隊伍繼續前行到一個小集鎮時天黑了下來，大家決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飯時，飯館的幾個夥計議論著日本人的事情，被隨著隊伍一同撤離的一位姓方的太太聽到了。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員的太太，腦滿腸肥，個子很矮，一臉橫肉。方太太一聽到夥計們提「日本人」，頓時嚇得六神無主，高聲吆喝起來：「壞了壞了！日本人就要來了！」等大家鬧明白原委，一個夥計在父親那一桌前小聲地說：「哼，就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她這號人也不會有什麼事。」結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當時我父親只有八九歲，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在途中年幼的父親和那兩個車伕混熟了。兩個農民既淳樸、又風趣，總是喜歡逗父親玩。又走了幾天，來到舞陽縣境內一個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學校的同學，此時已經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門外，一行人都很高興。
李家寨是個典型的封建大莊園，寨旁緊鄰一條寬闊的河，外面還有城牆，家裡還有數百名武裝。這個莊園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模式，糧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裡生產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別有意思：在一把銅壺外面做個木桶圍起來，木桶與銅壺之間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來保溫。李家的少爺、小姐們，雖然平日裡養尊處優，但居然都沒見過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產的糖稀或者蜂蜜，聽到我父親說白糖竟然和雪一樣白，個個稀罕得不得了，還問：「做成那樣，那糖還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後，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當時河裡的船都被軍隊搜走了，還好找到兩條漁民放魚鷹用的劃子，一趟載兩三個人渡過了河。渡過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陽。此時兩個車伕領了錢要回家，祖父一高興，加了一倍錢讓他們走了。二人千恩萬謝，高高興興地去了。只是父親此時跟他們已經建立了感情，哭著不讓他們走。兩人又哄了他半天，說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們，但從此以後再也沒見過面。
祖父在抗戰期間大概是負責情報方面的工作，經常需要化裝穿越敵占區。據當時祖父的一名衛士後來講述，最危險一次是在從日據的某縣城搜集情報出來的時候，險些被抓。當時二人裝扮成客商模樣，祖父手持一根中間掏空的竹枴杖，裡面裝的是文件，衛士則偽裝成他的隨從。二人順利地通過了城門口日軍關卡，正走到幾十丈開外偽軍關卡時，一輛馬車從身後突然駛出。那馬大概受驚了，速度極快。祖父慌忙躲避馬車，手中的枴杖落在地上被馬車的鐵輪壓過。竹枴杖從中間軋劈了，露出了裡面文件的紙頭。衛士見狀，立刻用手緊緊攥住露出紙頭的部分。幸虧當時偽軍和日軍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驚的馬身上，沒注意拿枴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僥倖逃脫。
十、頓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因而不再像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時那麼凶相畢露、趾高氣揚了。據沒有跟著父親一起撤退的熟人們講：佔領漯河當天夜裡，日軍進城時沒有打擾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來才知道日本人佔領漯河的；日本兵向人問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點頭哈腰，顯得很有禮貌；還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幫老百姓挑水、打掃院子。和害民擾民的湯恩伯部比較起來，此時日軍的作風簡直強到天上去了，也難怪會有那麼多河南人願意充當漢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戰期間經常外出公幹，在家的機會少而又少。祖母這個人喜歡繁華市面，在祖父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以後覺得很不適應，又懷念起漯河來。這時，漯河雖然已經淪陷，但聽說日本人在那裡不但沒有燒殺搶掠，而且還向饑民散發軍糧，局勢反而顯得比較安定。於是，祖母又帶著幾個孩子回到漯河。不過，這次沒有住到漯河城裡，而是住到離漯河十七、八里的頓家莊。
頓家莊全村都姓頓，莊裡最大的地主叫頓老四。頓老四當時大約二十七八歲，長的非常清秀，是個讀書人，但沒有在官場擔任什麼職務。頓老四這個人很有志向，非常愛國，自己掏錢辦了一所學校，親自擔任教員；此外，頓老四還聘請了兩位老先生，免費教學生讀書。時值戰亂，學校也沒有條件分班，所有的學生都在一個班裡，年齡不同的學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別的年級上課時其他年級的孩子們就自習。附近的村民無論貧富，只要哪家願意讓孩子上學的，頓老四都熱烈歡迎。有些家長沒有見識，對孩子讀書三心二意，只想讓孩子認兩個字就輟學掙錢養家，頓老四就上門跟人家宣傳讀書的好處。我們家住在頓家莊期間，我父親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在頓老四的學校裡唸書。頓家莊雖處於淪陷區，但頓老四仍舊教學生們愛國操守，還自編了一首愛國歌《殛待國人奮臂起》給學生們唱。那首歌的歌詞音調我父親至今還記得：
袖珍國，英吉利，開疆拓土千萬里；
小日本，彈丸地，二十世紀尚崛起；
更何況我大中華，殛待國人奮臂起！
頓老四每次在領學生唱這首歌時，感情激動，眼裡總是閃爍著淚花。我父親當時雖然只有十來歲，但也能夠感覺得出來頓老四這個熱血青年的愛國情操。六十年以後，當我父親臨終前在病床上向我講起頓老四這一段往事時，一向很少流淚的他竟然禁不住雙眼熱淚長流。
當時頓老四的學校裡還有兩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頓家莊的，頓老四按照輩分稱呼他為大伯。頓大伯五十多歲了，是個老式讀書人，毛筆字寫得特別好。當時紙缺，頓大伯為了節約紙張給孩子們練字，就發明了一種辦法：先到河裡挖一些膠泥砸成方塊，寫字時第一遍用毛筆蘸著膠泥寫。膠泥顏色淺，用完後還可以再用墨汁寫第二遍。頓大伯教學生寫毛筆字時，總是搖頭晃腦地說：「寫會飛、鳳、家，走遍天下人人誇。」當時還是用繁體字，飛、鳳、家這三個字結構比較難把握，頓大伯的意思是等學生掌握了這幾個字的結構，毛筆字也就練得差不多了。當時頓大伯批改作業，總是分「超、上、中、下」四個等級，我二姑小楷寫的特別好，頓大伯批改作業時，覺得二姑的毛筆字已經好得沒法批改了，就發明了一個新等級：「特」。
學校的另一位先生是外面請來的，姓常，當時也五十多歲了。常先生臉膛紅紅的，非常有民族氣節。一次上課時，常先生挨個問學生們長大以後的志向。其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學生，站起來說自己長大以後想 「當漢奸」。常先生一聽，本來臉就紅，此時更是氣得變成紫色，找了一根棍子狠狠打那個想當漢奸的學生，連棍子都打折了。後來那個學生家長還跑來鬧了一陣，又被常先生一頓臭罵。
頓家莊離漯河很近，所以日本兵也經常去。日本兵去的幾次都是去要馬料，當場把馬喂完以後，道個謝就走了，沒有禍害老百姓。有一些膽大的小孩就圍上去看熱鬧，日本兵有時還掏出一些小餅乾給孩子們吃。我父親他們幾個因為是國民政府官員子女，害怕離日本兵近了暴露身份惹禍，看到這種情況就躲得遠遠的。
日本人佔領漯河以後，就輪到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了。國民黨的飛機全是美國援助的，比日本人的雙翅膀飛機先進的多：銀白色單翼雙引擎，有時還有四個引擎的。老百姓不懂，就叫這種飛機是「三頭飛機」或「五頭飛機」。日本人進漯河時已經是強弩之末，從來沒有掌握過制空權。
十一、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經歷了八年堅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終於盼來了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一天。當時，我的父親隨著祖母住在漯河，當地日本駐軍投降儀式就在漯河一個操場內進行。那天已經投降的日本軍隊選出一部分參加投降儀式的軍人，乘坐十多輛軍用汽車來操場參加投降儀式。抵達後，日本兵在操場裡列隊，等待受降的國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親和很多同學也列隊參加了這個儀式。
國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個將官，大約四、五十歲年紀，衣著鮮亮，還戴著一副雪白的手套。本來，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當榮耀的事情，但愣是被這個國民黨將軍辦成了丟人事。當時這個將軍本來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風，騎著一匹高頭大馬來受降。大概是這位將軍平時養尊處優慣了，四體不勤，騎著馬剛一進場，馬走的好好的也沒有驚，他竟然莫名其妙地從馬背上掉了下來，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來了。隨從的士兵見狀，連忙七手八腳地把他抬起來。
那些列隊等待投降的日軍降卒見到這種情景，雖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親從眼神裡看出他們對此充滿了鄙夷和不屑。當然，武器還是要交的，於是日本軍官們按著軍銜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檢閱台交出了指揮刀。而士兵就好辦，把槍支成一個架子，挨個往上擱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車兵則走下車來，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往車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車。就這樣，本來應當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投降儀式，就因為那個國民黨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丟人現眼地草草收場。
父親的老家確山民風強悍，歷來出強盜悍匪。父親村子裡有一位族兄國××，是個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佔領確山期間，他靠劫路為生，一天就在鬼子據點附近劫了一個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裡告狀，日本人派了兩個騎馬的憲兵來抓他。國××拿了財物正高高興興地往回走，聽到後面馬蹄響，還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漢語喊：「站住！」 國××扭頭一看，知道壞了，撒開腿就跑。正在跑著，前面出現了一個大約一丈多寬、一丈多深的大溝。俗話說，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國××橫下一條心縱身一躍，居然從溝上跳了過去。騎馬的日本憲兵趕到時，那兩匹馬卻怎麼也跳不過去，於是國××算是揀回了一條命。後來，國××又故地重遊，看著又寬又深的溝壑，怎麼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後的一天傍晚，確山縣老家王崗村外開來一小隊日軍降卒，由於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來時，忘記叫醒一個熟睡中的士兵就開拔走了。這士兵掉了隊，直到被發現他的當地人用石頭砸醒。士兵睜眼一看，發現四周已圍滿了憤怒的王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槍，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哭喊著。但圍觀者沒有一個人聽得懂他喊什麼，也沒有憐憫和饒恕他，而是繼續用石塊砸他，那士兵轉眼間渾身是血，仍然磕頭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親的那位靠劫路為生的族兄國××，帶了幾個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繩子把他勒死了，然後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蓋步槍，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並把屍體扔到了地頭的一個枯井中。據這位族兄國××後來說，那個士兵很年輕，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沒有開一槍，一直在磕頭、哭喊。
此外，父親還聽這位族兄講了一件事。一列滿載撤退日僑的悶罐列車在確山境內行駛時，因為鐵軌被當地人扒掉而顛覆了。當活著的日僑渾身是血地從車廂裡鑽出來時，守侯多時的當地居民一湧而上搶劫財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頭或者棍棒砸死，現場腦漿四溢、哀號連連，實在是慘不忍睹。
對於這兩件事情，在我記憶中父親向我講過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轉念一想，這也許就叫報應——誰邀請這些鬼子士兵、僑民來中國的？是他們自己來的。日本帝國主義自甲午戰爭戰爭以來，每次侵華都最積極，對同文同種的中國居民燒殺姦淫，掠奪了無數財富。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三千五百萬人，無數城市和村莊化為廢墟！殺人者，必為人所殺。這兩個悲劇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債纍纍的日本軍國主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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