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按：非民主國家無論階段性經濟數字多麼好看，都無法解決一個最根本問題－－崩潰、人禍、動亂的危險。民主國家或許在某個階段跑的慢，但風險小。一個國家的第一政治要務，難道不是規避致命風險嗎？同理應用在交通規則上，我們有紅綠燈。紅綠燈短線可能讓一部車跑的慢，但極大的避免了車毀人亡的危險。一場政治運動或者戰爭，所謂的「發展」都成了垃圾。民主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那種致命的風險，事實就是這麼直白。黑社會亡命徒或許喜歡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種不安全感，但大部分人不喜歡。】
人們常說，非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這種觀點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領袖和前總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說」。的確，南韓、新加坡和改革後的中國等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高於印度、牙買加、哥斯達黎加等威權性較少的國家。然而李氏假設的根據是一些零星經驗，和非常有選擇性的有限資料，而不是對範圍廣泛的現有資料進行的普遍性統計研究。根據非常有選擇性的資料，不可能建立這類普遍關係。我們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威權國家更能促進經濟發展的「確鑿證據」。同樣，我們也不能根據非洲的民主綠洲博茨瓦納，在數十年內其經濟增長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結論。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系統性經驗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事實上，沒有可信的普遍證據可以證明，威權統治和壓迫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確實有助於經濟發展。普遍的統計資料的確不支持這種推論。羅伯特·巴洛 (Robert Barro) 或亞當．普澤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統性經驗研究，並不支持政治權利與經濟發展相衝突的觀點。兩者之間的定向關係可能取決於許多其他環境條件。有一些統計學研究提出，兩者存在一種微弱的負向相關關係，另外一些研究卻提出存在強烈的正向相關關係。綜合考慮所有的比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民主之間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確關係。雖然民主與政治自由本身極為重要，但兩者的關係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
這個問題還涉及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問題。我們不僅研究統計學聯繫，還要研究與經濟增長與發展有關的因果過程。對於導致東亞國家經濟成功的經濟政策和環境條件，我們現已有相當透徹的瞭解。儘管各種經驗研究具有不同的重點，對於一系列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學術界已有廣泛的共識，這些政策包括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擴大參與經濟發展過程的其他社會機會。然而，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政策與民主相衝突，因而必須用南韓、新加坡和中國的威權主義手段來強力壓制民主。相反，壓倒性的證據證明，快速發展經濟需要一種友好的經濟環境，而不是一種嚴厲的政治制度。
為了全面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狹隘的經濟增長領域，考察更寬闊的經濟發展需求，包括對經濟與社會安全的需求。我們必須考察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和防止嚴重災難之間的關係。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使人民獲得一個好機會，來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眾的需要、□□取合適的措施。政府對人民遭受嚴重災難的反應，取決於它受到的壓力。投票選舉、批評、抗議等政治權利的表現，確實能夠對政府的運作提供一種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勵機制。
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一項重要規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饑荒史上，新聞自由具有相對獨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真正的饑荒。對於這個規律，我們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無論是在最近發生饑荒的埃塞俄比亞、索馬裡等獨裁國家，還是三十年代發生饑荒的蘇聯，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失敗後發生大饑荒的中國，或者在外國人統治時期發生饑荒的愛爾蘭和印度。儘管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國仍然發生過饑荒，而且確實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饑荒餓死近三千萬人，而在整整三年內，中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一直得不到糾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國沒有議會中的反對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多黨制選舉。由於沒有人敢批評中國政府，即使每年餓死數百萬人，其錯誤政策依然能夠持續下去。現在北韓和蘇丹的饑荒也屬於類似情況。
饑荒似乎往往與自然災害有關係。評論家經常簡單地用自然災害來解釋發生饑荒的原因，如中國在大躍進期間發生水災，埃塞俄比亞發生乾旱，或者北韓因天災而農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許多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甚至更嚴重的自然災害，但由於政府採取負責的干預措施，減輕了民眾的飢餓，妥善地解決了饑荒問題。由於饑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窮人，政府可以通過僱傭計畫等政策來提高窮人的收入，使饑荒受害者得到食物，從而防止民眾的死亡。甚至在一些發生嚴重旱災、水災等天災的最貧窮民主國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韋或博茨瓦納，民眾也能夠吃飽肚子，而沒有出現饑荒。
只要政府認真努力，饑荒並不難預防。而一個民主政府在面對選舉、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情況下，只能這樣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國統治的時代，發生過多次饑荒。我記得印度最後一次饑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獨立之前四年，我當時還是兒童。但在印度出現多黨制和新聞自由之後，饑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我和讓．德累茲 (Jean Dreze) 的合作研究，考察過這個課題，所以我就不用在這裡饒舌。饑荒問題僅僅是民主可以解決的例子之一，儘管在許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經濟與社會災難方面，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況下，人們也許不會懷念民主的這種工具作用。如果因為某種原因，經濟情況惡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勵機制，就會發揮巨大的實際作用。
這裡有一個重要教訓。許多專家治國論者在宣傳市場制度可以提供經濟鼓勵機制的同時，卻忽略了政治鼓勵機制。他們選擇了是一組極不均衡的基本規則。一個國家在走好運，沒有嚴重災害威脅，一切發展順利的時候，人們不大會懷念民主的保護功能。但如果經濟或其他條件發生變化，或者政策失誤，一個似乎是健康的國家就潛伏著不安全的危險性。
最近東亞和東南亞出現的問題，就是不民主制度帶來的懲罰。這在兩個方面特別明顯。首先，南韓、泰國、印尼等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這些國家的商業運作缺乏透明度，特別是與金融政策缺乏公眾的監督密切相關。導致這一危機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個有效的民主論壇。其次，一旦金融危機導致全面經濟衰退，印尼等國的人們就特別懷念民主的保護功能，即民主國家防止饑荒的那種保護功能。在非民主國家，受害者沒有地方發出他們的聲音。
過去數十年來，這些國家的經濟每年增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國民生產總值減少百分之十似乎並不算嚴重問題。但如果經濟收縮的負擔沒有被廣泛地分擔，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業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經濟衰退就會嚴重破壞民眾生活，使數百萬人陷於悲慘境地。在經濟良好時，印尼人民可能並不懷念民主。但在經濟危機的分擔很不平等的國家，民主的缺乏使人們發不出聲音或者根本沒有聲音。人們在最需要民主的保護功能時，才會最強烈地懷念它。
【註：本文是《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觀》的一部分。曹思華翻譯。參考文獻從略。】
－－轉自：《中國報道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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