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北京日報》刊出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海內外媒體輿論的關注。人們關注是很自然的事，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強制執行專制、獨裁、集中、紀律，而對「民主」一直把它當作欺騙手段或陪襯工具，當需要用「民主」時，則當作騙人的花瓶罷設一下。現在由俞可平出手寫論「民主」的文章，未免還是覺得怪怪的。中共專政惡貫滿盈的例證遍國皆是，中共現時執行的專制獨裁政策與《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理念相差太遠了。
不妨回顧一下中共歷史，它不乏講「民主」的實例，看看中共如何反復不斷的使用「民主」這個美麗的泀藻。
上個世紀30-40年代，中共尊奉莫斯科指示為聖旨，聽從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命令，以保衛蘇聯為由對國民政府發動搶奪全國政權戰爭，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中央政府主席。可是在宣傳口號上卻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蔣中正委員長高唱「要民主」。與此同時，中共在實際行動中，無論是對中共黨內同志，還是對待農村的地主紳士都是殺人如麻，搶劫燒殺、無惡不作。
俞可平現在談論「民主」的調子與中共的先輩們比較頗為遜色。不妨把上個世紀40年代中共主辦的《新華日報》社論挑出幾篇來作對比。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范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5年7月4日
可見，60年前中共宣傳部門喊的口號，唱的「民主」高調要比俞可平現在的調子要動聽悅耳，豐富多採得多了，但可惜那也僅是唱唱而己，沒有實際的民主行動。
殺人魔王毛澤東是把「民主」玩於股掌的高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延安對一批社會賢達的講話。1945年抗戰勝利，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政員受邀參觀了延安。在那裏，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談話。黃炎培說：「餘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其實，就在毛澤東與他進行這席所謂「週期率和民主」的談話之前不久，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已口頭傳達，在打倒了國民黨以後，中共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黃炎培在延安見到的王實味，就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因言獲罪被關起來，後來在1947年被殺害的。
從此之後，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政策，民主是口號，專政是目的。在反右派運動中號召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不久卻以「陽謀」鎮壓知識份子，把近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分子，勞改折磨20多年才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四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連。在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槍斃許多工人、退伍軍人、學生和知識份子。最後，毛澤東把「人民民主專政」政策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連一塊「民主」遮醜布也丟掉了，終於露出殺氣騰騰兇惡的真面目。
由歷史來看現實，中共通過俞可平之文章來宣揚「民主」，還不如毛澤東親自玩弄伍凡「民主」把戲。俞可平文章的質量和份量都無法與當年的《新華日報》社論相提並論，更不及毛澤東的講話和政策一絲毫毛。所以，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實在是個小兒科，在宣傳欺騙上沒有份量。中共至少應由胡錦濤出來講話或寫文章，人們才會去想想，中共要玩「民主」是真的，還是假的？胡錦濤在美國僅說一句「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是聖旨嗎？還是放氣球測試民意？從美國回北京不久，胡錦濤即下令逮捕高智晟並判刑3年緩期5年，名義上放高智晟回家，可是卻不讓高智晟公開露面。中共高唱的「民主」在哪裏？
另一位中共智囊團人物冼巖近日在網上發表一文：「從胡錦濤被選為接班人的原因看其執政思路」。文中寫道：「他(胡錦濤)很可能認為，民主化在現階段不可控、不可操作，極可能致中國於比前蘇聯更糟的動盪。所以，當下對中國最負責任的做法就是在政治上加強控制、避免因操作民主化而把中國導向險途；而現階段對民主政治的鼓吹、推動，恰恰是對中國不負責任，也是他極力要防範的對象。」
洗巖還寫道：「既然民主化的條件尚不成熟，它就自然淪落為現實考量中的次要因素，就必須為其它因素讓路。既然還無法預期民主政治甚麼時候能夠在中國形成有效治理，那麼現階段相對有效的治理和穩定就只能依靠原來的體制。而原體制與民主政治具有你死我活、你增我損的關係，任何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包括言論、結社自由的增進，都可能削弱原體制對社會的主導能力、培植反體制的力量、使原體制的執政能力即有效性降低；而且這樣的過程一旦啟動，就會因為力量的消長而自我加速、越行越快，並且越來越不受執政者的控制。正是由於這兩個原因，胡錦濤必須加強控制，將一切可能導向民主化的勢頭湮滅在萌芽狀態。這裡或許也有齊奧賽斯庫前車之鑒的影響：大好形勢不足恃，維持穩定必須防微杜漸。」
俞可平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而洗巖的觀點正相反，他替胡錦濤解釋，到目前為止，「民主」對中國大陸，準確地說「民主」對中共政權，對胡錦濤而言是個壞東西。可見，洗巖還能摸到胡錦濤反民主的思路。筆者不免要問，俞可平是替中共那一派來論述「民主」呢？不管怎麼說，俞可平的文章在胡錦濤那裏是通不過的。現在中共高層各派的智囊團人物都在充分表演，都在為其主子在賣力表演其說客本領。
中共數十年來不斷玩弄「民主」把戲，唯獨極力反對「自由」這個觀念。毛澤東有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充分利用「民主」作欺騙，但極少講「自由」。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發出整頓社會治安的通知中列出6種要打擊的敵人：一，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二，法輪功；三，地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會；四，獨派勢力（藏獨、台獨、彊獨）；五，民運人士；六，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可見，中共一貫是把自由主義是當作敵人的。凡是公開自由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小說、講話、影像、圖片和各種表現形式都在打擊之列，封殺網絡，監控人民的書信往來等等。
中共制定的憲法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中國人民從來沒有享有過憲法35條規定的自由。
沒有自由，何來民主。當一個人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心聲和宗教心願時，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涉及到建立民主政治和民主社會的程序設定，民主是一種思想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的各種內涵的基礎是自由，其中最主要是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當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時，就不可能監督政府，也就不可能建起民主政府和民主社會。當中共政權迫害維權人士、殺害法輪功學員、槍斃基督徒時，不准他們擁有維護自已權益的自由、不准擁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民主在哪裏？
自由是與專制相對立的。中共禦用文人只敢寫論及「民主」的文章，絕不敢寫論及「自由」的文章。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出籠的原因。所以當中共封殺網路、控制媒體後，可以任由御用文人高談「民主」的好處，欺騙中國百姓和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們，反正這些「民主」囗號都是花瓶，絕對不會傷害中共獨裁統治。@
2007-01-0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