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自殺前一天的情景。這個流血的創口是永遠不會完痊癒合的，我早就想對這個使我創巨痛深的悲慘事件作一個分析，既用以警誡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內心傷痛的一副安慰劑。
可是始終沒有時間。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那麼多的事情。還因為沒有適當的心境。母親逝去十一年了，這是一段必要的距離，使我得以比較理性、冷靜、客觀、公正地對她作一個全面的評價，而不至於因激憤而把她的死因統統歸咎於社會弊病。自然，社會病態是導致這個悲慘事件的主因，但畢竟，並不是在這個病態社會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這條路。社會應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另外的百分之十，應由我們全家（包括母親自己）來分擔。
坦率地說，我從來不曾料想過母親會走上自殺這條路。她從來是那樣剛強、自信、生氣勃勃，好像是根本與自殺無緣的。如果我早有機會讀到《自殺論》這部著作，我一定不會這樣輕信。利他型自殺的人正是具備母親這類素質的那些人。但母親的死，卻並不是純粹利他型自殺，那要複雜得多。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我的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據說相當能幹。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當過小小的縣官和別的甚麼不大的官，因為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產黨嫌疑犯（他說：學生娃娃懂得甚麼共產黨不共產黨！），所以沒能陞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因為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不管怎樣，像母親出身的這種封建家庭，禮教很嚴，「忠、孝、節、義」等等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在母親幼年時就深深紮了根。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就與他不和，所以四九年時帶著大姨媽隨舅舅撤退到台灣，舅舅當時在國民黨軍隊的空軍裡邊。大姨媽楊端淑及舅舅楊長庚四九年隨外婆去台灣後，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她、姨父羅澤榮及五女一男—— 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
姨媽一家聽了外公的話，回了大陸。萬沒想到，沒過多久，姨父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也是活該倒霉，他原在國民黨空軍裡管電台，還是個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六九年刑滿，釋放後不久就病逝於東北。姨媽每當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斷。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親，真可以說是「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姨媽一個人帶著六個子女，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一歲，自己原本沒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濟性地安排個職業，後來才慢慢得到中學教員的職位，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要養活一家七口，其苦況可想而知。我清楚記得，小時侯每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收到姨媽的來信，母親邊看邊歎氣，然後照例是寄錢過去。
相形之下，我們一家就幸運得多了。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甚麼大學？但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裏無論如何不給學費了。她一氣之下，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先後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當時的僑界很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總之，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而這也就種下了婚後不和的惡果。
我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那時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結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書上叫作「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甚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又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與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型，其真面目他從來似乎沒有想到費心去研究一番，只是憑他的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裏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沒有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那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還是母親看得準，說他不像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甚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一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裏還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頗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是個極愛整潔的人。但我發現象父親這樣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就是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總之，父親的這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裏。據她的傳記作者說，費雯麗的母親懷孕時，醫生請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是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因此之故，鄙人我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我出生不久，有父親的朋友顧鐵鈇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了一個外國娃娃回來。
我生下不久，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來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大學校長連教員的薪水都沒處去弄，於是父親到了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可比現在體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後來是兩家合住一幢大洋樓，我家住樓下，樓上是中大化學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各種花木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過我們小時玩「過家家」燒灶時的多少煙痕。那是一種典型中產階級的生活，或者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生活，乃是等到共產黨一旦騰出手來之後就要大加修理的，一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能容忍的醜惡生活。
我兩歲時，母親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親的伯母）帶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媽（叫王木英）帶大的。那年安徽發大水，奶媽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剛生下的兒子出來作奶媽，她的兒子後來到底餓死了。父親說起這事，總是很傷感，又好像有點內疚。其實這根本不關他的事。
廣州氣候很熱，蚊子又多，所以我從小就鬧打擺子（瘧疾），發高燒時那些恐怖的夢境我現在還能記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時才五磅一），從小沒有甚麼病是我不曾得過的。母親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親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遺憾，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親脾氣急躁，又從來不會講一句溫言軟語。我記得的，就是她一邊照料我這一年到頭生病的倒霉鬼，一邊抱怨著、責罵著，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錯。其實我敢說世上像我小時候那麼乖的孩子著實不多。我是那種膽小怯懦得出門時總要緊抓住母親的裙邊不放的小孩。我現在還記得母親穿著高跟鞋和絲綢旗袍，打著陽傘帶我出門的情景。一直到我進了幼兒園，能帶著妹妹上學下學時，母親才考慮找個工作。
像她這種「資產階級教授太太」，找個革命工作可不那麼容易。中小學校長一類的事決不會請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業。那時，適逢與蘇聯老大哥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就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不久，全國「院系調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體系，把中國的英美式教育制度來個大清算，中大中文系並到北大（北京大學），於是乎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這時，「舊」知識份子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說法是，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他說解放前夕，為了參加進步活動，國民黨政府要抓他，還害得我們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干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學術上，父親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了幾篇像模像樣的研究成果，後來簡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甚麼。級別也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的話頭總是掛在嘴邊。但看在三個兒女分上，又於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願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來北京後，母親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學教俄語，頗覺失意，終於費了老大的勁，設法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四處跑腿的小小資料員。這對於婚姻不如意，從來又是事業心極強的母親來說，那是再晦氣不過了。別的教授太太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母親偏又越來越「革命」了起來，發誓要徹底洗淨身上的「資產階級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們越來越合不來。
我不清楚這種思想觀念、情感、立場的巨變是怎麼發生的，總之母親對毛澤東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了。腦子裡甚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匯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盡力「向勞動人民、向工農兵看齊」。又來了個甚麼「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貴病」急性傳染性肝炎。少許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了個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只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卻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這一門「入黨學」，我建議立這樣一門學問，俾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有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的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甚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甚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生命算得了甚麼？她根本不怕死。當年乘輪船從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飛機又轟炸又掃射，別人嚇得要死，她卻若無其事。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台灣；在黨的困難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份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回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拚命地工作，拚命地檢討、懺悔、拚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拚命地匯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除去六二年前後那一段「修正主義大氾濫」的短暫時期外，我從不記得有「家庭溫暖」一說。小弟還小，可愛又頑皮，膽子又大，母親把對他的教養之責簡直就交給了我。父親是採取了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週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甚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裡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實在沒有再重複的必要。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卻還自我感覺良好），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卻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父親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慾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斯大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斯大林情有獨鍾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甚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這回他很快地幹出點名堂來了，原教育部大學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單。
我對毛的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彈」把人類改造成無私無慾的人間神的宏偉構思本能地從骨子裡厭惡和懷疑，但年紀小，甚麼「反面」的書也沒讀過，實在弄不懂到底是「神」並不神，還是自己天性不良，永遠望神莫及。那時就已經有同學批判我，說我對勞動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還算好，清華附中是個有點水準，比較有人味的學校，還不至於一上來就說我是「白專典型」、「修正主義苗子」。確實，我從來對智商低下的小兒科那一套，對愚昧盲從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使我感動，而《歐陽海之歌》、《雷鋒的故事》永遠叫我倒胃口。我心知雷鋒、歐陽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遠長不大的兒童。所以，紅衛兵一造反，我就緊跟「修正主義」的校黨委大造紅衛兵的反，寫了許多大字報挖苦他們，是個「鐵桿保皇派」。我的邏輯倒也高明不到哪兒去，只不過內心的良知告訴我，這種革命狂熱、造反瘋癲未免太過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階級鬥爭為綱、「貫徹階級路線」，又是學雷鋒、徹底革命化，已經把人的神經崩得不能再緊了，如果這還叫作「修正主義」，那你到底還讓不讓人活了？那時候，因為我功課拔尖，班裡的團組織把我當作重點發展的對象，額外地派了團支書本人及另一名團員親自大力培養我，但我仍不識趣，堅持說我上高中就是為了要上大學，從沒想過去做工種田，堅持認為科學家比農民貢獻大……凡此種種，團當然沒入成，若不是人緣好，「文革」中一定得當上「反動學生」——上高中以後，班裡有一位出身好的女同學功課十分吃力，那時我是學習委員，就主動要求班主任把她的座位調到我的旁邊，天天在上晚自習時給她補課，文革中她成了紅衛兵核心小組的成員，處處庇護我，遂使我倖免於難。這倒是好人得好報的一例。別人說「文革」是大浩劫，暗無天日，我卻覺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學雷鋒的那兩年。
在這段紅色恐怖的時期裡，母親的日子肯定比我們更不好過。我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多少還保險一點，像我的父母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份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父親是渾然不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但母親並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裡戰戰兢兢，內心深懷恐懼。我想這大概是驅策著她拚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洩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雖沒有父親那樣嚴重，但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剝奪得乾乾淨淨了，於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這些都是她的致命傷。若論人情世故、處理人際關係，母親比起貞淑姨媽來，真是一個小學生而已。
從根本上說，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國社會大動亂的犧牲品。父親出身於敗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親比較起來父親更不幸，八歲喪母，二十歲喪父，自己一個人走南闖北，少失怙恃、教養不良。倆人一生所受的教育，歸根結底四個字，叫做「不倫不類」——既不是穩定興旺的傳統書香世家的，又不是純粹洋派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甚麼都有點，甚麼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當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反動學術權威」，按說無論如何鬥不到她的頭上。她卻無論如何不會懂得，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真個是「水火無情」，並不管你那麼多。「鐵掃帚」鋒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該的是，父親一看大浪潮來了，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陳伯達關你個臭老九的甚麼事？你偏去跟他作對！他好也罷，壞也罷，對也罷，錯也罷，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嗎？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
「關心」的結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學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裏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信件裡有幾句對「樣板戲」不大恭敬的評論，被這幫傢伙送到我的學校，讓他們整我，還牽扯上了寫信的人。幸虧那時學校裡的人全部跑光了，沒有整得成，算是我僥天之悻）。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了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干衣物，從此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孫女，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特務嫌疑」（印度特務）。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個深夜。這回敲門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他們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然後又是一番徹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甚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我心裏暗自好笑：像我父母這樣的大傻瓜若是也能當特務，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干了。說良心話，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臨走給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訴我「劃清界線」；看我不以為然的樣子，又說我父母不是一般問題，叫我不要滿不在乎。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父母這五、六年坐監的情況，他們從不細說，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亂講。只知道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他在裡面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這還是我們後來幫助診斷的，原來一直認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裡面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母親也關在半步橋，父母兩人相互卻不知道；父親甚至根本不知道母親也被捕了，他放出來以前一直以為母親好好呆在家裏。
事有湊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牽連，也被關在半步橋幾個月，而且恰好與母親同監。從她那裏，我們才知道一些母親的情況。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裡插進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裡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我和弟妹三人這幾年的日子就不必說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錢很快花光，就變賣家產——實際上，新中國的教授窮得比叫花子強不了多少，「家產」也者，不過就是幾件破傢俱而已。父母親雙方的單位——中央民族學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資全部扣發，一分錢都不讓我們領走，好像「反革命」家屬的生理結構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陽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壯成長。再後來，簡直就不知道是怎麼混過來的了（期間多虧高中同學譚甫成的幫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隊落戶，小弟那時才11歲，也只得帶在身邊。幸虧，中國的勞動人民畢竟大多數是善良、淳樸的，他們不理解為甚麼要把這些城裡的學生趕下鄉來受罪。他們並不幸災樂禍，並沒有想：「好啊，這回也該你們這些城裡的上等人嚐嚐苦滋味了！」相反，他們同情我們，尊敬我們的知識和人格，盡力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反倒是我們自己，受了那麼多年的扭曲教育，把農民們樸素、自然、毫不掩飾的天性流露，特別是他們在「性」上的毫無顧忌，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當官的等級特權的不滿，看作是「落後」，認為該接受「再教育」的是農民，而不是我們。我很快就發現，村裡最糟糕的少數人，恰恰是那些上過幾年學，多少有點文化，學會了滿腦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談革命理論的人。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爭權奪勢，奸猾、惡毒、偏狹、嫉妒、虛偽、自私、好逸惡勞……等等人類的惡劣天性，都集中在這些人身上。當時最得勢的、最出頭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強的，全是這一類人。但即便是這些人，總的來說還是比城裡人好些，不像城市裡那些「革命家」、階級鬥爭專家們那樣喪盡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帶著小弟長留北京，我堅持「扎根農村干革命」，在村裡當民辦教師。五月裡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電報，告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裡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學生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下了火車，回家聽妹妹講了情況，說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去，已是傍晚，晚飯剛開過。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地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56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澱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蕩裡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入了藝術之境時例外，如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裡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裏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說她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捨……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從那以後，我們天天燉了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藥。她在監獄裡五年半，由於長期曬不到太陽，又正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來又有慢性腹瀉的病，又是整天裡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的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已經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台），完全演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一部鬥爭史。
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事先已給我打了預防針，告我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所以情感震動比較小一點。也許倒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他一露面，嘴就沒閉過一分鐘以上，反反覆覆說甚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原來的家是不能回了，母親對他深惡痛絕，反復說她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再見他的面。這中央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裡頭，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一個叫「黑山滬」的地方，那裏半山坡上有民族學院的一個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那個年頭高等院校窮得揭不開鍋，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連門窗都朽爛了的。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座蜂窩煤爐，山風呼嘯著，冷得像地獄一般。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去了。於是把我們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裡，把那間大屋子加一堵牆隔成兩間。
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而已，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要了點「預支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窮鄉僻壤、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一住又是五年。父親的病經多方診治，漸漸有所好轉，從天天鬧，變成隔半月、二十餘天發作約一週；從單純的躁狂，變成躁狂－抑鬱交替。身體是越來越好起來，每天拿把鋤頭，有用沒用地四處鋤草。下邊是個大桃園，看園子的張師傅是個好人，很同情父親，儘量給他安排點事情做。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為多方奔走後從民院總算爭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當時的甚麼黃麗啦，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事情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裏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大人出山了，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小平大為不滿，懷疑他是反對毛主席。七六年，周恩來逝世，鄧下台，「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會上傳聞四起，都是對著江青一夥的。於是「四人幫」大抓「謠言」傳播者。我因為聽一位朋友及鄰居說北大有人畫誣蔑周恩來的漫畫，告訴了母親，母親則對周並無敬意，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母親這個毫無心術的大兒童，在俄語系的一次政治學習會上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說了出來。這下可好，系裡的人對她群起而攻之，那些遲謝爪牙們是想藉此立功，一般人則對母親的極左早不耐煩，母親天天拚死拚活地工作，人際關係卻一天比一天壞。人們早就厭惡透了江青等人，「四‧五」事件更使人們頭腦清楚了一層，誰不同情周、鄧，誰不恨江青一夥？哪還能容得身邊來一位大左派，天天給同事大上政治課？那個年頭，教育全是扯淡，誰會有甚麼積極性？像母親這樣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們積極工作，誰消極她就批評，人際關係怎麼好得了？
先是，母親打電話給我，讓我去她那裏。早有兩個北大保衛科的人等著，要「追查謠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車聽人講的。隔幾天，母親又來電話，說這事還得談。我火了，說「不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就是那幾句話！」母親聲音都顫抖了，幾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軟了，又跑了去。還是那一套。最後我實在不耐煩起來，就說：「你們如果不信我說的話，那就算是我造的謠好了！」說罷拂袖而去。
又隔了兩天，我有事進城，回休養所時，父親神色慌張，告我上午來了輛吉普車和幾個公安人員來找我，問是甚麼事，他們不講，只讓父親轉告我，儘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聽直發毛，以為是為我一位同學周忠鈺哥哥的事。這位仁兄（名叫周忠鉉）「四‧五」時去天安門貼詩，被便衣盯上，還沒到家就被抓走了。我一聽這事，立刻趕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戴珊，囑咐她千萬挺住別亂供，害人又害己，一輩子也別想再抬頭做人。還說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話。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她愛供誰供誰，再也供不到我頭上。我以為是她被隔離審查以後把我這番話供了出來，本來沒事倒成了天大的禍事。我趕快把日記、信件、唱片等等都送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張小軍處保存，第二天揣上一本書去了派出所。到了那裏，問我甚麼事，我說我怎麼知道？是你們叫我來。管片的民警出來，問我：前兩天北大保衛科找你談過話吧？你把情況說說清楚。我一聽，心裏石頭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話重述一遍。民警當然不信，讓我好好想想，扭頭進去，把我扔在外邊板凳上。我心想：想個鬼！便把書包裡的書掏出來看。好一會兒，這位民警出來，見狀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進裡間屋，只剩下我們兩人。他把語氣放緩，說了一番「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們也不會逼著你說」等一類的話，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衛科談一次，說清楚就算了。最後問我還有沒有甚麼話說。我說只有一條，你們以後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我保證隨傳隨到，千萬別弄一幫人開車去找我，嚇得我父親夠嗆，影響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衛科我當然不會去找——讓他們見鬼去吧！
這次事情，讓母親始終內疚不已。「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華國鋒上台，大搞「兩個凡是」，對「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軟，只是迫於無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華這有名的「兩校」仍然是左派們的天下。母親在系裡更形孤立，終於，系裡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裏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台，加上眾叛親離——這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台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無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裡，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付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覺得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然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評論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七八那兩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百廢待興，「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醃醬萊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因腎炎病退，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便被我罵了出去，這在那個文革的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又左得厲害，兩下裡合謀給我檔案裡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裏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經大有起色，那時我常去她那裏，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對她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又托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廢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她後來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對她很難照顧週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捨，問我下次甚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經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是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甚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而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甚麼事？然後給他看手裡的糕點，告訴他我去了一趟中關村福利樓西點部。他這才告訴我：「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櫃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看到母親臉面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瘀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它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干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我寫不下去了。眼淚盡在眼眶裡打轉。@
——1989.12.17-18
案例已陳述完畢。下面依據杜爾凱姆的理論（因我手邊沒有任何其它參考資料和書籍）作一個分析。
我所用的研究方法，與杜爾凱姆恰好相反。他是依據統計資料作總體分析。我這裡卻是一個比較詳盡的個案研究，這兩者應當是相輔相成的，不應當構成矛盾衝突。
讓我先簡述一下杜氏理論有關的梗概。他的研究結論可歸納為如下幾點：
（１）精神失常是導致自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重要原因。
（２）種族、遺傳、氣候、氣溫、模仿等都不是導致自殺的原因。
（３）利己型自殺，是由於極端的個性化，即把個人的獨立、權利、自由、個性抬高到無以倫比的地位；由於知識與反思力的高度發展而與此同時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紐帶大為鬆弛；由於個人沒有同社會融為一體（不管是通過宗教、家庭關係或政治性團體）而將個人限制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由於人們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所導致的自殺。
（４）利他型自殺，是由於個性化程度太低（「個性的極端退化」），社會把剝奪個人權利的殘暴道德強加在個人身上，把個人嚴格地置於自己的監護之下；由於文化落後、傳統勢力太強大；由於貶低個體生命的價值，過度崇尚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或政治忠誠，蔑視貪生怕死的人；由於強調服從紀律、盲從和視死如歸的軍人氣質；總之，由於極端的利他主義使人們覺得生命的寄托在現實生活之外而導致的自殺。
（５）動亂型自殺，是由於個人的習慣秩序、原有的規範、規則受到巨大擾亂（不管是意外的災難或驟降的好運）；由於工業化社會高度的流動性（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刺激了人們的無盡慾望和野心；由於人類行動缺乏規範和穩定的約束；由於精神需求比生理需求更難滿足，而社會未能加以約束和引導所導致的自殺。
（６）宿命型自殺，是由於社會或由於命運對人的摧殘嚴酷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而又看不到絲毫改善的可能性時所導致的自殺。──這種類型的自殺，杜爾凱姆認為意義不大，沒有必要詳解，因此全書中只有寥寥數行文字論及。其實，精神疾患應歸入宿命型自殺之中。據我十幾年對家父躁狂症的觀察，我認為迄今為止的精神病學理論過高估計了外界心理、精神性因素對患者的影響。實際上，很多精神病就像上好發條的鐘錶一樣，按固有的節律發作，任何一點微不足道的外界刺激都可能成為所謂的「誘因」。實際上大腦的生化物質異常分泌可能起主導作用。這當然是一種「宿命」。
（７）混合型自殺，是上述三種（３）、（４）、（５）自殺類型的不同組合形式。
（８）社會自殺律通常是穩定的，其原因既不在於貧病、家庭不和、人生苦難等外部環境的不幸，也不在於人的生物結構和身體狀況等個人的本質，而只能從社會學角度加以解釋，即源於自殺所屬社會階層中所流行的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動盪混亂等社會潮流、社會道德等社會階層共性，或說客觀存在的某種社會動力集合體、某種社會精神結構、某種個人所不具有的社會共性（「整體大於部份之和」）
（９）說到底，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和某種動亂性，這三種社會思潮通過個人的天性、社會組織的性質以及暫時性事件（如政治與經濟危機等）誘發自殺。
（１０）一定限度之內的自殺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既非病態，亦非犯罪或不道德，亦非不正常；只有迅猛發展的自殺風潮（異常自殺增長）才確切地反映出社會病態，是病態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在現代社會裏，這主要體現在利己型和動亂型自殺中。
（１１）預防自殺的辦法，不能靠過分嚴厲的懲罰，也不能靠教育，或政治團體、宗教團體及家庭團體的作用。只有通過發展具有團結友愛氣氛的各類職業團體，來改變國家─個人這種粗笨不靈的兩級社會組織結構，才是預防自殺之道。
以上歸納，多少有點把杜氏的理論合理化了。他的立論容易給人以這種印象，過分強調客觀社會結構的作用，而過分貶低個體特質的作用。但這畢竟只是側重點的不同，而不是完全偏於一端，所以，適當地把他合理化並不違反他的原意。
那麼，他的這套理論能否恰當地應用於我母親這個案例的研究呢？如果能，這個案例屬於哪種類型？原因何在？如何預防？
很顯然，我母親的案例是個高度綜合性的典型，杜氏所肯定的一切導致自殺的動因無一不備。個人天性及經歷，身心狀況（生理－心理結構），某種程度的精神失常，利己主義、利他主義及社會動亂的影響，社會組織結構的弊病，以及暫時性事件（「文化大革命」）。主因，則是過分的利他主義社會思潮和社會動亂，以及宿命。
母親是個爭強好勝的人，從小出人頭地慣了。這就是說，她的生活目標，不是建立在與身邊的親友的感情聯繫上，而是建立在她個人的某種理想、抱負、追求的實現上。當然，這種理想和抱負，是社會的承認，或某種更抽像的當時社會思潮所崇尚的社會價值，並不是狹隘的純個人性的東西。這就成為一種很常見的利己－利他結合型價值觀，即個人抱負－社會貢獻結合型價值觀。就好像一個人忽略掉身邊一切具體的活生生的存在，從個人的自我直接喬遷到社會整體（甚至是超社會整體）。這種情況在那些雄心勃勃、才華出眾、理性佔據心理構成優勢的知識份子身上很普遍。他們可以對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對身邊直接交往的活生生的人不怎麼感興趣，既不特別欣賞也不特別依賴他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職業和事業活動中去，通過社會奉獻去實現其個人價值，通過社會的承認、肯定、讚許來獲得自身需求的滿足。他們的情感已經理念化、抽像化了，能激動他們心靈的，是中國、人民、黨、主義……等等這些大字眼。他們苛責自己，也苛責別人，在自己和周圍的親友、同事之間隔上一層可能是軟軟的，但卻實在是冷漠、粗糙、難以徹底溝通的屏幕，使人對他們不敢或不願親近。
對於利己－利他結合型自殺，杜氏有很精到的論述：「……既然他們對現實中的一切都不滿足，那就只有憑空造出理想化的東西來滿足自己了，他們在思想中造出一種幻影，自己則成為幻影的奴僕，從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幻影，於是，與外界更加隔絕，甚至把自我也拋棄一旁。在他們看來（現實中的）一切都毫無價值，他們把生存的意義完全寄托在幻影之上。這樣，他們的生活是雙重的、矛盾的。在現實世界中，他們是個人中心論者；可一涉及到那理想的幻影，他們又是大公無私的了。這兩種傾向會導致自殺。」
並不是所有的全身心投入事業的人都人際關係不良。良好的人際關係，像大多數社會現象一樣，既受後天教養，又受先天秉賦影響。不能不承認，許多人是天生地討人喜歡漂亮、溫柔、熱情、大方、情感豐富、富於審美趣味……等等。討人喜歡的天性，引起他人的善意回報，然後又加強他們的美與善，於是形成良性循環。有些人則可能恰好相反，陷入惡性循環。這就是所謂「馬太效應」（「越富有的越要加給他，越貧窮的越要從他那裏奪去」）。多數的人則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其美善或醜惡的程度，視天賦及後來教養的種種不同配比而定。
就人際關係的天賦而言，母親屬於中等。她的粗、硬、剛、直，缺少女性溫柔，是她的致命傷。造成她的人際關係惡化到低於常人水平的，不是天賦，而是：第一，她過分的出人頭地的願望；第二，當時走火入魔的極端利他主義社會思潮；第三，「文革」大動亂及五年多的監獄生活。
對於人生幸福來說，良好的人際關係真是太重要了，怎麼強調都不過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社會長期以來不懂得的，尤其是其中那些書獃子氣十足，滿腦子理想主義「高尚情操」的知識份子，更是人際關係盲。人道主義的基本信條應當是：人活著就是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人的全部需求（從最低級的生理需求到最高級的自我實現）最大限度的滿足及其無止境的發展。政黨也好，國家也好，社會也好，「主義」也好，人們之所以肯定它們，無非是因為把它們看作是能夠滿足每一社會個體成員需求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已，它們自身絕不應當成為任何目的。而「文革」中發展到癲狂地步的「主義」崇拜，則把個人完全視同工具，認為人應當為某個遙遙不可期的「理想社會」、某種完美社會制度的建造無代價、無保留地奉獻一切，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無論是個人自由、生活享受、基本人權的限制和剝奪，還是血汗淚水、痛苦折磨乃至殘害無辜、草菅人命。似乎這座理想大廈的藍圖早已畫成，各種建築材料、機器設備、施工方法都已齊備無遺，只需要驅策人們像奴隸、像活機器一樣，最大限度地勞動，同時最小限度享受，去運用這些材料、機器，按照已然經過完美規劃的方法去按圖建造──這就是人生全部意義之所在！於是，以這座理想大廈的建成日期為分界點，在此之前是一代一代人絕對的自我犧牲，在此之後則是萬年至福之境。說穿了，這是用前人（分界點之前的人）的白骨去舖設後人（分界點之後的人）享樂的地基。這是古往今來世界上曾出現過的無數宗教中最惡劣、最荒謬的一種。任何宗教都是反人道主義的，即都是否定人的現世幸福、今生享樂的，但總還虛構了每個人身後的某種希望作為補償。這種「文革」式主義崇拜則不然，在那個分界點之前，人除了勞作和犧牲之外便一無所有，而且根本不應當希冀任何補償，否則就是有違「大公無私」的社會道德準則，就是罪惡，就要受到種種以「思想改造」為名的折磨和迫害，這真是一種打著空前漂亮堂皇的 「科學」及「道德」旗號的空前的荒唐、空前的殘忍。其必然失敗是題中應有之義。
太可悲的是，「文革」或絕對利他主義的烏托邦大實驗是徹底失敗了，中國人民卻為此付出了難以估量的慘痛代價。企圖建造人間天堂的烏托邦主義大實驗造出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文革」是臭名昭著了，可怕的是，支配著這場空前絕後（我相信會是「絕後」的！）人間大浩劫、大悲劇的一整套思維邏輯和虛幻理論並沒有受到徹底清算。那些「文革」功臣、同道及信徒們，稍有風吹草動，就又要上來「把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的行動」。中國人的苦難還遠沒有到頭，「階級鬥爭為綱」是不講了，但仍然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一時一刻也不能鬆懈對和平演變的警惕性」）；「走資派還在走」不好聽，火藥味嫌濃了一點，而且傷及上層，換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狠鬥私字一閃念」太走極端，改成「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等等等。藥方要完整保存，用藥一味不能少，只是劑量儘可能緩和一點，從「亂下虎狼藥」，改成「胡蘿蔔加大棒，靈活運用」──總之要大力保持和發揚杜爾凱姆在剖析利他型自殺時所指出的那種原始野蠻的落後社會和社會下層以及軍隊式盲從的道德規範。請看他的描述──在古代印度的婆羅門中間「有一種瘋狂而殘忍的人，他們把這種人叫做聖人，他們認為期望死亡是無上光榮的，當病痛或老年向他們襲來時，他們就把自己活活燒死。對他們來說，消極地等死最不光彩，因為老死的屍體得不到任何榮譽，如果烈火不能接受還在呼吸的自殺者，那麼火本身也會被玷污了。」斐濟、新赫布裡底群島、曼加等地的風俗也大致一樣。類似的風俗也在穴居人和塞裡士中出現。他們都因這種美德而聞名於世。
在這些民族中，除了老人自殺以外，婦女在她們的丈夫死後必須自盡，這種殘忍的行為已成為印度土著居民的固定風俗。儘管英國人想阻止他們，但卻徒勞無用。更有甚者，王子或酋長死的時候，他們的隨從都被迫自殺。高盧的情況也如此，酋長的葬禮實際上是血腥大屠殺。
以上各類的自殺是一種義務。如果不履行這種義務，就會身敗名裂，在通常的情況下會受到宗教的制裁。個人……僅僅是集團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沒有個人價值。個人價值太低，別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個人大加攻擊。這樣他自然就不能為了保全自己而違背集體的利益。社會甚至可能為了一個小小的原因而勒令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社會並不看重他的生命價值，自我不屬於自己，而與非我揉合在一起；行為的目的與自己毫無關係，而只與自己所屬的群體有關。
在波利尼西亞，人們往往略經挑撥就自殺身亡，北美印地安人也一樣，夫妻拌嘴或妒忌猜疑都足以使男方或女方自絕於人世。達科塔人和古代希臘人也常常因為稍有失意便輕生。日本人為雞毛蒜皮小事而剖腹自盡更是舉世聞名，在日本甚至有一種奇特的決鬥方式：決鬥雙方並不互相斯殺，而是比賽誰能靈巧地剖開自己肚子。……雖然公眾輿論沒有正式要求他們去死，但是當他們採取上述行動時，公眾顯然持讚許態度。既然不貪戀生命是一種美德，甚至是最高美德，那麼一個因為一件小事或虛榮心受損而自盡的人就應該得到稱讚。…… 人們從孩提時代起就習慣於貶低生命的價值，蔑視那些貪生怕死的人，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找各種藉口，哪怕是最輕微的藉口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此廉價的犧牲自然很容易作出。……和那些受到社會明確強制的自殺一樣，這種自殺是從貶低個人開始產生的，或說是從利他主義出發的。我們不妨把這看成是原始民族的一種道德特性。
還有一種自殺，個人爭取自盡行動僅僅是為了犧牲的樂趣，因為無緣無故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也被認為是值得讚美的。印度就是這種自殺的溫床，在婆羅門教的影響下，印度教徒已習慣於自我摧殘。在印度教中，投恆河或其它聖水自盡的風俗已經廣為流行。記錄資料表明國王和大臣們也採用投河這個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印度中部的比爾山區中有一塊大岩石，人們出於宗教目的從上面跳崖自盡，為七日喪期（shiva）獻身。有些宗教狂甚至在人群中讓他們的偶像毗瑟拿的車輪將自己碾死。這些宗教狂的故事已被編成了經典故事。
在上述的各種情況中，個人扼殺自己的個性，目的是為了使自己淹沒在自認為是真正本質的那種東西之中，他們給這種東西一個甚麼名稱並不重要，他們覺得自己只存在於這種本質之中，並且拚命想與之融成一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有生命力。因此，他們必須認為生命不歸自己所有，這樣非人格化就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利他主義傾向異常強烈。……他們厭倦生活，是因為他們有目標，但目標不是為今生今世的，因而生命對他們說成了纍贅。……（利他型自殺）與剝奪個人權利的殘暴道德有關。
即使現在，還將長期存在利他型自殺的環境，如軍隊等。眾所周知，歐洲國家的士兵自殺傾向比同齡的居民人口的自殺傾向嚴重得多，其間差距達 25％到900％不等。……自殺現象頻繁的部隊其成員往往非常熱愛本行，他們最能適應部隊的要求，對部隊的短處以及不方便之處最不在乎。這個職業的自殺嚴重係數因而不是由於軍營生活引起的厭惡情緒所致。恰恰相反，正是由各種精神狀態，各種習慣和天生性情的總和組成的軍人風格導致。……即使不是在危急關頭，而是在和平時期，以及在正規的職業訓練中，軍隊也要求他無條件服從命令，不管他想得通還是想不通。為了達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求士兵有一種與個人主義相反的盲從精神，他與他的個性只能有輕微的藕斷絲連。士兵的準則是別人強加給他的，這正是利他主義的一個特點。在構成現代社會的所有因素中，軍隊的確與低級社會的結構最為相似。軍隊與這些低級社會一樣由龐大而嚴密的團體組成，並為個人創造出一個殭化的環境，以防止越軌行為的出現。
──看吧，這番描寫與「文革」期間以及「文革」預備期間的社會風氣是多麼維妙維肖地一致！我和妹妹就曾當母親的面舉出上述宗教狂讓毗瑟拿偶像的車輪將自己碾死的例子來規勸她，她當時的反應是大怒。
杜爾凱姆指出，傳統主義能夠有效地防止利己型自殺，但是，只有當傳統勢力保持適度的情況下才有這種效果，超過一定的限度，傳統主義本身也就成為自殺的原因。而中國的情況，最糟糕的還不是傳統主義過於強大，從而促成大量利他型自殺。最糟糕的是這種自上而下強制推行傳統主義的失敗，確切地說，由於現代化進程不可遏止的強勁影響，傳統主義不僅越來越不能成為社會整合、社會團結的凝聚因素，恰恰相反，正是它使得當代中國社會陷於四分五裂、動盪不寧！
在原始性的落後社會，或現代社會的特殊職業群體，以及特殊危急時期，傳統的極端利他主義被社會普遍接受，成為約束、規範人們行為的公認道德準則。這時，利他型自殺不能視為病態，也談不上有害，那些實行利他型自殺的人自己為此深感光榮快慰，死得毫不痛苦至少是從自殺中得到的精神享樂永遠大於肉體痛苦。而他們的親友，雖然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悲哀，但是同樣分享了他們的光榮快慰，遠勝於為死去親人感到的哀傷。
在當今中國，情況卻不是這樣，這種傳統主義的壓力是被一小撮人強加在整個社會頭上的，人們對此如果服從，也僅僅是因為恐懼，人們從利他型自殺中得到的，多半只是痛苦、迷惘、不平與憤怒。更為醜惡的是，這種極端利他主義的傳統說教又與階級鬥爭理論結合在一起，與階級鬥爭式的社會等級劃分，與階級歧視結合在一起，使得那些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被認為是異己階級中的社會成員甚至連利他自殺的權利也沒有！在這種階級鬥爭狂的社會中，對某些人（異己階級成員）甚至不承認他們也配作利他型自殺，他們如果自殺，一定是「抗拒思想改造」，一定是心懷不滿，一定是出於「反動階級本性」。不用說，這部份人根本是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社會冷酷無情地把他們關在門外，人為地使他們仍處於孤苦無依的絕望境地，他們唯一有資格做的事情就是永無止境地「徹底改造思想」──因為改造得「徹底」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種改造必然是他們一生中永遠完不成的一生唯一的任務──如同吳剛之伐木，如同西西福斯之推巨石上山。
顯而易見，對於他們來說，一旦出現自殺事例，一定是宿命型的，即由於社會或命運對他們的摧殘迫害殘酷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使他們喪失了最起碼的生的樂趣（而別人並非如此），同時又看不到絲毫改善社會處境、改善自身命運的希望，因而不得不含恨而死。若論罪魁禍首，正是喪失理性、喪失人性的階級鬥爭！
那麼，在這種類型的自殺中，個人特性是否有責任，如果有，又應當負多大的責任呢？
畢竟在類似的情況下，有人自殺，有人則否。換句話說，某種自殺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這得取決於如何給「正常」下定義。
正如杜爾凱姆所說，某種限度之內的社會自殺率是不可避免的。籠統地說，這是由於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對人的影響純然是幸福、快樂和滿足，使社會成員絲毫不遭受挫折、痛苦、折磨、不幸和悲傷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人間天堂只是一個最幼稚淺薄的夢想。具體地說，首先，社會進步必然表現為個人價值日益受到重視，「人性的提高確是現代社會的目標之一」，「……人類靈魂的歷史就是自由思想的進步史，任何慾使歷史車輪倒轉的想法都非常幼稚」，「在那些進步迅猛的民族中，限制個人發展的條條框框，一定有相當大的伸縮性」。如果這些民族保留了在那種未開化社會中所具有的強硬規範，那麼其進化的過程一定會受到阻礙。當對個人的限制減少時，個人的慾望和野心在某些時候難免會膨脹，只要個人被灌輸了進步就是他們的責任這種思想，再要他們服從社會的規範就很難了；因此，不滿分子和騷亂分子的數量必定會增加。整個道德的完善和進步是離不開社會某種程度的反常現象的。一定限度內的利己型自殺是社會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其次，只要存在緊急情況和意外事件，某種限度內的利他型自殺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用的，有益的。例如，明知救人自己會死而毅然捨己救人，這種利他型自殺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缺少的道德行為準則。第三，社會不會永遠平衡地、無波動地發展──即使整體能，也不可能做到任一局部都如此。某種干擾、動盪總是會存在的。否則，世界也就太無趣，太無生氣，太缺乏色彩了。動亂型自殺也是不可能絕對避免的，唯一有希望絕對避免的，大概只有宿命型自殺──假定精神疾患的治療技術大為改觀的話，就更有這種可能（如果精神疾患導致的自殺歸入宿命型自殺之中）。
如果不可避免的，一定限度內的社會自殺率是正常，不算是「病態」，那麼，就只有當社會自殺超過這一正常值時，才能認為社會是病態的。超過的越多，社會病態程度越重，而宿命型自殺（除精神疾患所導致的自殺之外）都是應當可以避免的，因此，這是一種最嚴重的社會病態現象。
由於扣除一切原則上可以避免的自殺之後，社會自殺率應當低於任何一個實際社會自殺率，所以我們可以用（一），某一實際社會自殺率高於相應的最低實際社會自殺率的差，以及（二），宿命型自殺率，這兩者來粗略地衡量一個社會的病態程度。很遺憾，我們得不到中國歷年自殺率的準確統計數字，否則不難對「文革」前後的社會病態嚴重程度作出一個粗略的定量測度。
既然社會存在嚴重病態，既然這些病態是可以避免的，那麼，就應當找得到消除，至少減輕這些病態的辦法。
杜爾凱姆開出的唯一藥方，是發展職業性團體，提倡婦女就業；在這些職業團體中培養一種家庭般的親情氣氛，構造一種團結、友善、溫暖、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人際關係，用它來把社會成員融入集體和社會之中，抑制過分的個性化、過分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等於利己主義）傾向──杜氏認為這是當代西方的主要病態 ──以減輕利己型自殺和動亂型自殺對人們的有害誘惑。
杜氏的這一建議頗具先見之明，當代社會的兩種重要的積極變化都符合他的這一思想：一是各類社會自治組織（中間組織）的發育；一是企業文化的研究與實踐。在這兩個方面，日本的經驗尤其值得廣泛借鑒。
正如杜爾凱姆指出的，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國家是一架粗笨不靈的機器，「國家對各種複雜的現象知之甚少，無法為每一種情況都找到合適的解決方式。國家是一台笨重的機器，只會一般性的和常規性的工作，它的行動方式一成不變，不知道怎樣根據不斷變化的特殊情況來調整自己的步伐。國家因而經常通過強制性行動來拉平各種距離。」“國家不得不企圖起某種它不適宜起的作用，而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人們常說，國家到處插手卻到處碰壁，它企圖把手伸到不屬於它所管轄範圍之內的種種事情中去，可經常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往往費力不討好，事倍功半。」這就是說，國家－個人這種過分簡單化的二元結構，或者說，由國家包辦一切的大一統社會模式、國家中心一元論的社會組織結構形式，只能採取「一刀切」式的官僚主義方法來解決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以至不是偏於過分僵硬、嚴厲、強求整齊劃一的軍事化管理，就是偏於一盤散沙，各行其是的半無政府狀態。因此，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必須構造出多層次、多樣化的中間組織，以溝通信息、促進對話、協調利益、達成共識，以實現「軟性」的（自願的、靈活的、豐富多彩的）社會整合。日本經濟奇蹟的產生，與這種政府－中間組織－企業－個人多層次社會組織結構模式有極大關係。正是由於這種結構模式，日本才能兼得政府有效的宏觀規劃引導，廣泛積極的社會動員（指用某種超乎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整體目標廣泛動員群眾積極投入社會生活），市場機制的高效率以及比較和諧穩定的人際關係幾方面的重大利益。這種東西合璧式的社會組織結構使日本後來居上。去年日本的平均國民收入已超過美國高居世界第二位（前五名依次是瑞士、日本、冰島、挪威、美國）。
在企業文化、企業管理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方面，日本的「Ｚ型」企業文化也應當說是最先進、最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潮流的。西方早期的「Ｘ理論」把職工視同活機器：認為人們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因此主張對職工採取「胡蘿蔔（工資）」加「大棒（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政策。後來的「Ｙ理論」注意到了在人們的職業活動中應當儘量滿足人的多層次需要，特別是高層次的精神性需要，但仍然採取了工作家庭生活兩不相關的分離態度來處理人的全部社會生活。「Ｚ理論」則主張工作生活合一，強調工作場所的家庭式情感氣氛，提倡職工家屬介入職工的職業生活。這與杜爾凱姆的見解不謀而合。如果說日本的自殺率仍然不低，那是出於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即過分強調利他主義、集體主義，過分束縛了個性及個人的自由發展──與中國的問題類似；當然，還不像中國的情況那樣嚴重。社會中間組織及職業團體的這種健康影響能否由政黨、，以及目前中國的共青團、工青婦等類政治性、半政治性團體來代行呢？看來沒有甚麼希望。首先，黨、團組織不具普遍性，它們不是群眾性團體，它們強調某種嚴格的加入資格，對大多數社會成員實際上是排斥性的。而現有的工會、婦聯、青聯等是政治附屬品，沒有自治性，因此辦得毫無生氣，名存實亡，既缺乏吸引力，又無實際作用。需要構造的社會中間組織及職業團體，則必須具備普遍、自願、自治、興趣、實效等性質，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就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最緊迫的問題還不在於此，而在於，第一，糾正不合現代社會發展潮流的極端利他主義傳統勢力的影響，提倡個性化；第二，徹底埋葬階級鬥爭社會－政治哲學。當馬克思講到「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時，那是有上下文墊底的，只有當舊的社會制度阻礙了新生產力、新生產關係的發展，而舊制度的統治者又不肯實行變革時，階級鬥爭才有這種歷史作用。階級鬥爭這種傷人的兇器，只有在上述的社會劇烈變革時候，在統治階級拒絕變革，在被統治階級身受的剝削壓迫已達忍無可忍程度，在別無其他選擇時──只有在這樣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階級鬥爭才可能對歷史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否則，輕率、隨意地使用階級鬥爭這個可怕的武器，不是出於判斷錯誤（自己嚇自己、反應過度），就是出於維護某些人私利的目的打著「為了多數人」的漂亮旗號，行維護個人或小集團利益之實。其結果，當然只能是災難性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階級鬥爭不除，國無寧日！」
權力─思想─生活方式的大一統主義，以及階級鬥爭社會政治理論必然導致的一個惡果，就是強迫性思想改造。這是醜惡的極權主義的傳統遺留，沒有絲毫現代氣息，現代社會的主要思想基礎，就是強有力地保障在法律範圍內的個人自由選擇，不論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社會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絕不能允許強制性信仰及迫害異端這種中世紀黑暗現象的任何遺存。沒有這點起碼的保障，一切主義、理想、美好社會等等漂亮理論統統是假話、大話、空話，不但一錢不值，而且極端醜惡，極端有害。是真、善、美就不需要強制人們去信仰；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只能在公民、在個人。國家、社會、政府可以宣傳、教育、引導，但絕對無權在法律範圍之外實行強制。強迫性思想改造，是造成中國社會緊張、分裂、不和、動盪不寧及無數家庭及個人悲劇的重要根源。這在我母親的案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還有兩個造成社會病態的次要原因值得說一說，一是雙職工制度，一是事業至上主義。
凡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地做了許多「打腫臉充胖子」式的蠢事。大概是出於「對著干」的逆反式心理吧，斯大林模式是按照「敵人有的我們一定不能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一定要有」的思想邏輯構造起來的。這些幼稚的發明家們不知道，「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甚麼好東西是可以不費代價就拿到手的。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白癡們的願望。在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上，特定的社會弊病是根本無法避免的。你盡可以重新構造另一種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來消除這些弊端，但千萬不能忘記，你同時很可能是在製造另一些更嚴重的社會弊端。在求普遍溫飽尚不可得時，社會主義國家卻大搞社會福利、平均主義大鍋飯、充分就業及物價穩定，這樣一些連當今的許多發達國家都享受不起的社會奢侈品。保障婦女的普遍就業，就是這一系列「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廉價偽劣品（假解放、假福利、假幸福、假平等……）之一。說是「婦女解放」，實則不折不扣是「雙重奴役」，即夫婦雙方２×２＝４倍的疲於奔命。當今中國雙職工生活之負擔沉重，了無生趣，恐怕世上少有。夫婦雙方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還要加上每天上下班路途的將近兩小時，這就是每天十小時，每週六十小時工作日。社會服務設施又極其落後，回家還要做超量的家務勞動、還要照料子女……這難道是「解放」？不叫作「雙重奴役」還能叫作甚麼？如果中國是個勞動力缺乏的國家也還罷了，偏偏又是人口負擔極其沉重，勞動力極其剩餘！誰能解釋一下，中國的雙職工勞動就業制度有半點優越性沒有？一部份中國人怎會不去用自殺以求逃脫這種「解放」！
只要拿出點才智和魄力來，解決的辦法並不那麼難以構想。例如，可以設想讓雙職工家庭自願在兩種方案中任選其一：方案（一）維持原狀；方案（二）夫婦一人回家（由雙方自由協商決定），就業的一方工資不動，回家的一方領半薪或原工資的六成、七成……，同時制訂法律，規定就業的一方必須將工資的一成或兩成轉移給回家的一方作為回家一方的收入。如果一方回家造成工作的一方勞動強度增加，則對雙方分別按勞動強度的增減，相應增減其各別收入。方案（二）看上去使夫婦雙方的總收下降約10－25％，但他們享受的福利總量（休息、閒暇、假日活動、教養子女等等都是重要的福利量）增加至少二－三倍，同時夫婦雙方的各自收入仍然保持平等，不發生一方依賴另一方的問題。──類似的解決方案可以設計出許多種，哪一種恐怕都強似「雙重奴役制」。
雙職工勞動就業制度實際上隱含著「事業至上」的價值觀，即社會工作高尚、重要，家庭生活卑下、次要。這恰如其它種種目的－手段顛倒事例一樣，是把手段（工作）當作目的，把目的（生活）當作手段。人活著不是為了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而是為了工作──為了那些為「社會主義」、為「國家」、為「黨」、為「人民」、為……的工作；而家庭生活反倒成了保證更好地工作的工具、手段。在上述我母親的案例中，導致她走上自殺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孤獨，其中包括與家人、親友的隔膜、疏遠，而這又是她的「事業至上主義」一手造成的。前兩年讀到一本美國一位成功的女企業家瑪麗．凱談管理的書，其中說到她成功的經驗之一，是她的「上帝（代指真、善、美、人道主義等利他主義價值觀念）第一，家庭第二，事業第三」的人生原則，使我大為震動。人類要想生活得幸福些，看來有必要把「事業」與「家庭」的優先順序顛倒過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效率第一，過度競爭，出人頭地等等社會準則有進行徹底反思的必要。這無疑是異化，即把目的和手段恰好搞顛倒了。
母親已經去世十一年了。十一年來，中國發生了巨變。這種變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當年任何人的大膽想像。中國人開始能夠像人一樣地生活了。儘管舊日的惡夢有時還會纏繞住人們，但畢竟，世界是巨變了，永遠不可能倒退回去了。多麼可惜，這一切，母親都沒能見到。像做往常的其它事情一樣，母親這回也是太性急了，她如果耐心等一等，她的被嚴重摧殘和扭曲的心靈會復原，她會重新熱愛起生活來的，因為在她的天性裡本來就有那麼頑強的生命力。
母親去世後，我不斷地做夢，主題永遠是一個：我及時發現了她要做的事，把她救了下來。這夢不斷地做了數年之久。由此，我知道了為甚麼說「夢是願望的達成」，知道了她的死給我內心留下的創痛是多麼深。這是一道終生流血的傷口。
母親遠不是完人──遠遠不是，但我還是銘心刻骨地愛她──就像我深情摯愛自己的中國和人民那樣。儘管我深深厭惡中國人的骯髒、粗野、愚昧和醜陋，但我還是不能遏止這種無可理喻的愛。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本質：矛盾的，被撕裂著的，悲劇性的。
我愛母親不僅僅因為她生我養我，教我做人──教我做一個正直、誠實、不自私、對中國對人民有用的人，而且因為她對我寄予了那樣的厚望。她是那樣確信我必將大有作為。因此，我不敢稍有懈怠。促使我永不滿足地力求超出平庸、追求卓越的無盡動力，一半來自天性，一半來自母親的期望。
我的母親原名楊菊淑，後改名楊靜，一九一七年一月生於湖南益陽。
（完）
1989.12.21.15:55
後記
有不少友人看完本文之後表示不滿：如此「創巨痛深」的題材，怎能寫得這麼理性、冷靜、克制？
兒時看蘇聯影片，有一件事讓我很不理解：為甚麼面對戰友犧牲時，蘇聯軍人表現得如此淡然，甚至冷漠，從不像中國影片裡的共軍戰士那樣歇斯底里般地大哭大叫、捶胸頓足？隨著年事增長，我才漸漸明白，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軍隊傳統──貴族騎士的傳統，和農民軍的傳統──之間的差別。貴族騎士極其珍視榮譽、尊嚴和儀態，無論內心的情感在怎樣劇烈翻騰，表面上必須做到鎮靜如常、不露聲色，這是一個騎士或紳士起碼的修養。
我現在已經對國產文藝作品中毫不克制、全無分寸感的煽情極度厭惡，完全失去了耐心。因此，在寫作本文時，下筆之初就給自己規定了一種全然相反的格調。文章的標題和結尾，更是刻意所為，包括矯枉過正的動機在內。願讀者明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