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當我開始時斷時續地寫作本文時，正是1987年的深秋，胡耀邦離開總書記的崗位已經整整十個月有餘了。
據說，胡耀邦是在黨內的一次生活會上主動提出辭職的。胡耀邦精力充沛，他辭職顯然不是因為健康上的原因。胡耀邦的突然辭職，在我心裏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胡耀邦也來阜新視察過。他悄悄地來，悄悄地走。報紙沒有作任何報導。更沒有讓人組織成千上萬的群眾去夾道歡迎，狂呼萬歲，萬歲，再萬歲！就在胡耀邦走後的第二天，我在新華書店邂逅李雲。她要給愛人買一部《辭海》。林聲雖然當市長工作很忙，但仍然在文學上下功夫，需要一部較好的工具書。我從李雲那裏知悉胡耀邦視察了阜新。
毛澤東認為「人多熱氣大」，「人多好辦事」，批判馬寅初提出的節制生育的建議，中國的人口一度無限制地膨脹，有人稱之為「批錯一個人，多生三億人。」
沒有聽說過毛澤東為城市眾多人口解決房荒的「最高指示」。
胡耀邦考慮問題的時候，是把知識份子和工人看成一個整體；但毛澤東卻有意無意地把知識份子和工人對立起來，而且常常借用工人的名義去整知識份子。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這篇社論是毛澤東掀開面紗、公開聲討「右派」的檄文，從而在全國範圍內揭開了反右鬥爭的帷幕。事隔一天，即六月十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社論的標題就是：《工人說話了》。
順便提一句，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從「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到「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都少不了有「工人說話了」相配合，有時還要把農民兄弟也拉上來助陣，工農聯盟嘛！
看來，毛澤東很重視工人的意見，畢竟，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嘛。
就我所知，在57年「大鳴大放」期間，確實也有工人說話的，他們向各級黨組織提了意見，說出了自己心裏鬱結已久的話，而不是根據導演的意圖背臺詞。這些工人的話當然不會被《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所引用。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他不在工人中間劃右派，但他也沒有輕易饒過這些敢提意見敢說真話的工人：他們統統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而且絕大部分都被送去勞動教養，處分比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還要重。這些因為提過意見說過真話而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的工人，今天似乎被人們淡忘了，顯然沒有被統計到右派群體的數字中去。不過，據我所知，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也對他們中的大部分落實了政策，重新安置了工作。我在阜新礦務局總醫院就認識一個「壞分子」的工人，叫宋季安，他原來是北京地質部所屬單位的一名技工。
我和宋季安的認識純屬偶然。1984年12月，我調到了現在的工作單位，開始是住在學校院內的房子，當時醫專和礦務局總醫院在同一個大院裏。離我住處不遠，是礦總醫院的水泵房，我有時散步要經過那裏。我見到了宋季安，他在看水泵。一回生，二回熟，我們很快就打開話匣子互相聊了起來。但不久，他被調到了礦總醫院的洗衣房。礦總醫院是當地最大的醫院，有一千多張病床，一千多名職工（幾乎有一半是非醫護人員，這大概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吧？）。洗衣房有十多名女工，宋季安成了她們的領導，不需要自己動手洗濯，比起看水泵，似乎是升遷了，但仍然是工人編制。宋季安告訴我，他當過「右派」，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因為落實政策最近才回來的，阜新是他的老家。他五十出頭了，還沒有結婚，家裏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
我和宋季安來往後，不止一個「好心人」悄悄提醒我：「他不是右派。他的問題和你不一樣。他是壞分子。」
我向礦總醫院黨委書記金寶臣打聽宋季安的底細。金寶臣告訴我，宋季安確實戴過「壞分子」的帽子，「但我仔細翻閱了他的全部檔案，我找不到任何幹壞事的記載。」金寶臣又說：「他是一名技術工人，本來可以回原單位。但他執意要回阜新。上面落實政策，把他分到了礦務局。局裏就讓我們總（醫）院來落實他的問題。」
金寶臣是一位出色的內科主任醫師，儘管在學校裏沒有學過遺傳學，（過去我國醫學院校不開設遺傳課，受蘇聯影響，認為孟德爾－摩兒根遺傳學是反動的「偽科學」。）但他對遺傳學頗感興趣，掛了一個市遺傳學會主席的空名。我到醫專任教，是他做了很多努力的結果，他的初衷是讓我教生物遺傳，再成立一個實驗室搞點科研。金寶臣參加過「抗美援朝」，在朝鮮戰俘營為美國戰俘看病，見到過被俘的前美國第24師師長迪安少將，可以說是有閱歷、見過世面的人。他愛看書愛思考，知識面比較寬，雖然已經由院長升為醫院黨委書記，但知識份子氣質還是很濃，喜歡和別人探討各種問題。他虔誠信仰馬列主義。我和他常常各執一詞，爭得面紅耳赤，但仍然很談得攏。我們就宋季安交換了意見，這次兩個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宋季安是「右派」，但戴的卻是「壞分子」的帽子。金寶臣還補充說：「如果宋季安是壞分子，談不上對他落實政策，我也不會同意他去洗衣房，因為那裏都是女的。」
宋季安分到了房子。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礦總醫院有很多人爭著伸手要房子。他還結了婚，妻子比他年輕十多歲，是一個快往四十奔的大姑娘。他們生了一個胖胖的兒子。宋季安現在有了房子，有了妻子，還有了兒子，應該說是臨老有福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背著一個「壞分子」的惡名，因為1957年沒有給他戴上「右派」的帽子。
我在上海的老家位於番禺路的起始，和延安西路交界，弄堂斜對面就是上海第三制藥廠。藥廠總務科曾長期租用我家樓下的三間不大的房間作為本廠職工的宿舍（每月租金三十多元，一度成為我家唯一的經濟來源，直到「文革」取消房租。）。因為有了這層關係，我從母親那裏聽說，在1957年號召「大鳴大放」的那段時間，第三制藥廠有幾名工人貼大字報向黨組織提意見，結果都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送去「勞動教養」——他們現在的命運我就無法知道了。
1957年，是中國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在這一年，工人提意見要戴「壞分子」的帽子。那麼，農民呢？有無類似情況？
在我涉足過的河北省農村那幾個有限的村子裏，我見到過農民「壞分子」，無非是吃不飽肚子偷生產隊尚未收割的莊稼，再不就是未經許可溜到城裏做點小買賣（被稱為投機倒把）。如此而已。我還沒有聽說過因為向共產黨提意見而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的農民。但我也不能據此就一口否定這種可能性——中國之大，無奇不有。也許，這個問題有待未來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和揭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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