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同時（我在「辭」上打了一個引號，因為我太不瞭解他辭職的原因了），在全國上下興起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三位知名學者、作家首當其衝，成為這次批判運動的重點對象，據說他們三個人都是57年的右派。也有人說，方勵之受過批判，但沒有戴上右派帽子。
三個人中年齡最小、但排在第一名的是方勵之，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聽說因為學習成績特別優異，在大學低年級的時候就被吸收入黨。方勵之成績優異不僅是因為他人勤奮，還因為他博覽群書，善於獨立思考。他利用北京大學的優越條件，像海綿吸水似的吸收人類知識寶庫中的精華，他不但閱讀自然科學的著作，而且廣泛涉獵人文科學的著作，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也都被他讀遍了。他讀書不是死記公式、硬背條條，而是一邊讀一邊深入地探究為什麼？像他這樣追求知識、探討真理的青年學生，在57年反右運動中受打擊是不足為奇的，不受打擊反倒奇怪了。方勵之後來成為一名傑出的天體物理學家，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跨越了國界，在全世界的同行中享有崇高聲譽。但是，作為一名天體物理學家，因為專業的局限性，他在十多億人口的中國，知名度並不是很高的。我因為孤陋寡聞（說起來真慚愧，我原來在大學裏也是學自然科學的，不過是遺傳學），直到86年去南開進修，才第一次從青年學子的嘴裏聽說了方勵之的名字，但我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更沒有聽過他的演講。方勵之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師，也就是文革後成長起來的新的一代知識份子，其中不少還是當年曾經對著「偉大領袖」毛主席頂禮膜拜過的狂熱的紅衛兵。這一代年輕知識份子的特點是敢於思考和探索，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擁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的，希望中國走上民主化現代化的道路並願意為之奉獻自己的力量，他們把方勵之看作是自己理論上的導師而對他仰慕不已。從人數上看，他們在中國的總人口中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但他們是一代精英，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首先在這些青年知識份子中間引起了不滿和公憤，有些大學的研究生們挺身而出，聯名上書中央為方勵之辯護；還有些青年學生把奉命批判方勵之的政治輔導員們面對面駁得啞口無言。
為了有的放失，上面印發了一本內部檔，內容是方勵之在各大學的十次演講，作為反面教材，讓大家把它當作靶子打。原來，方勵之每次講話，都有人暗中記錄在案，「零存整取」，現在是到了一起取出來和他算總帳的時候了。可惜，這本內部檔只在一定範圍內傳閱，好像還有級別限制，並非人手一冊，大概是害怕謬種流傳。我正在南開進修，利用老校友的老關係，向一個當官的借到了一本。這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最後一次讀到了方勵之的講話。我讀了之後眼睛忽然為之一亮，頓時似乎醒悟了很多道理。方勵之的講話邏輯性很強，擺事實，講道理，篇篇有理有據，雖不能說天衣無縫，但實在找不出漏洞可以批駁的。我明白了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實在是再一次往資產階級臉上貼金。再對照報紙上批判他的文章，都是空洞無力的黨八股，或者斷章取義、肆意歪曲，或者亂扣帽子，撿起了姚文元一貫使用的棍子亂敲亂打。再看看批判文章的作者們，除了個別極左分子的貼身嘍羅和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政治投機分子，大部分作者都用了化名假名，他們心虛到了連署上自己真名實姓的勇氣都沒有。看來，奉命批判的御用文人們多少還有點羞恥心，他們為自己留了後路，不願授人以柄、將來成為歷史文獻資料留給後人恥笑。
聽說，有的政工幹部因為手裏端著共產黨的飯碗，在公開場合照搬報上的黨八股批判方勵之，但在私下裏卻對方勵之的講話豎起了大拇指，甚至還有人向他認為是靠得住的人客觀介紹方勵之的論點。
翻開人類的歷史，天體物理學家的命運往往是悲慘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布魯諾和伽利略，他們因為發現了真理而受到反動宗教勢力的殘酷迫害。但二十世紀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的命運要比他們兩人好得多，他沒有受到過布魯諾式的火刑被活活燒死，也沒有像伽利略那樣因為宗教審判而壓得抬不起頭。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方勵之作了一次全國性的免費宣傳，方勵之的名字從此在中國變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除了一小撮特權分子因為方勵之的講話觸到了他們的痛處而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把方勵之看成是窮兇極惡的妖魔鬼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聽過或讀過方勵之的講話，但他們憑著自己的直覺和中共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在內心裏知道方勵之不是壞人，但不敢公開說出來。
上海作家王若望是三個人中年事最高、因而也是黨齡最長的老黨員，平心靜氣而言，他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剛被報紙點名批判的時候，許多人不知道王若望是何許人，連西方某些自命為中國問題專家的評論員也對他一無所知，在西方的媒體報導中，一度把王若望和因為在哲學上提出了「異化」理論而受過嚴厲批判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混為一談，因為王若望和王若水，只有一字之差。可見，這些「中國通」對中國並不真「通」，難怪57年中國人民大學著名右派女學生林希翎到了法國後，被視為「寶貝」，高薪聘請她擔任研究中國問題的高級研究員。
我因為在上海長大，對王若望還略知一二。在五十年代，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過一個文學刊物，叫《文藝月報》。著名老作家巴金是這家文學期刊啥事不管的掛名主編，王若望是握有實權的編委之一。在《文藝月報》上，有時可以見到王若望的文章。他不寫小說，不寫詩歌、散文，專門寫一些權威性的評論文章，似乎代表著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我沒有興趣拜讀王若望發表在《文藝月報》上的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因為一看標題，就可以知道內容，全是擺著教師爺面孔的黨八股。在我的心目中，王若望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分子，和今天人們所指的極左分子在內涵上相近，但又有區別。極左分子往往指手中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官僚，而教條主義分子則是認識幾千個方塊字、會寫點似通非通的黨八股御用文人，他們實質上是可憐巴巴地跟在官僚鞍前馬後的應聲蟲和傳話筒，一切全看主子的臉色行事，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這是今天我對當年被稱為教條主義分子者的一點新認識。那時，我是一名愛好文藝的中學生，但我不願聽扳著面孔的教師爺訓斥。
1955年反胡風運動，上海蹦出了兩名非常活躍的積極分子，一個叫姚文元，另一位就是王若望。
將門出虎子。姚文元喜歡寫文章，雖然沒有機會邁進大學門檻（上海滬新中學畢業後就參加了工作），但他的文句還算通順流暢過得去，這和他的家庭背景不無關係。姚的父親叫姚篷子，原先是一名共產黨員左派作家，寫過小說、散文，被國民黨逮捕後因為受不了皮肉之苦招供了，從此和共產黨脫離了關係，他也不再寫作而是開書店當老闆。輟筆的姚篷子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希望他將來能成為作家。在姚文元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父親特意領他去見胡風，胡風那時就已經是聲名赫赫的文藝理論家兼批評家，同時還是詩人。父親的意圖很明顯，希望兒子以胡風為榜樣，將來在文學上也要有所建樹。姚文元是個聽話的孩子，他把父親的教誨牢牢記在心裏，在二十出頭不多的小小年紀，就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可惜因為生活閱歷淺，缺乏人生體驗，加上知識積累也遠遠不夠，姚文元天天夜裏伏案筆耕、熬紅了眼睛嘔心瀝血寫出的那一大撂手稿，全是憑他腦子裏的主觀空想，最後被證明是一大堆廢紙。雖然稿紙是從公家那裏偷來的，沒有花過一分錢，但耗費的心血實在是無法計算。姚文元接受了教訓，轉念一想，寫小說太辛苦了，若再寫一部，豈不是要了我的命？我不當小說家，也可以作文學批評家或理論家呀！胡伯伯不是也沒有寫過小說？寫小說失敗但後來成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的，在中外文學史上不乏先例。——這是當父親的告訴兒子的。
姚篷子和胡風本來就是朋友，胡風的著作他都珍藏著。姚文元近水樓臺，開始系統學習胡風的文學理論，同時還常常寫些雜文、感想之類的小文章向報刊投稿。因為是無名小卒，姚文元的投稿幾乎是百發百不中，偶爾也有過一兩回，被編輯大人看中了，在報刊上不顯要的地方發表了個把篇豆腐乾大小的文章以填補因缺乏稿件而造成的空白，姚文元激動得喘著氣跑步去向父親報喜。
姚文元逢人便吹：「我認識胡伯伯。我和他很熟。」見對方反應不過來，他忙作進一步發揮：「胡伯伯就是胡風啊！你沒聽說過嗎？他不但是個了不起的作家，還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胡伯伯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參加了日本共產黨，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被日本員警通緝而逃回中國。胡伯伯和馮雪峰是文藝界公認的魯迅最信任最得意的兩大弟子。胡伯伯回國後投身左翼革命文化活動，培養了不少革命青年作家和詩人，還為黨輸送了許多革命青年——他們都是在胡伯伯的感召下投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姚文元開口胡伯伯長，閉口胡伯伯短，他嘴裏念的一本「胡風經」，都是從他父親姚篷子那裏批發來的。姚文元在盧灣區從事青年團工作，是一名不起眼的普通小幹事。但青年人中有許多文學愛好者。姚文元憑著父親的面子，有一次居然把胡伯伯請來和本區廣大青年文學愛好者見了面，講了話。胡伯伯講話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一陣高過一陣的掌聲裏，姚文元身子飄飄然了，頓時身價百倍，似乎這一陣陣掌聲也是沖著他姚文元來的，因為是他把胡伯伯請來的。如果沒有他，這些青年人哪有機會聆聽胡伯伯的講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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