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城市的區級人民代表是按差額選舉、由選民直接無記名投票產生的。我被同事們推選為候選人，在本選區以壓倒多數的選票一舉當選為阜新市太平區第十屆人民代表，而其他兩位當選代表卻要艱難地經過第二輪投票才獲得足夠的票數。我心裏很清楚，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起。因為選民們在投票前已經知道了五位候選人的簡歷，這是他們對過去長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兼「現行反革命犯」所表示的同情和由此而來的信任。同情，這個人類共有的美德，在中國大陸曾經長期遭貶抑受批判。極左分子如江青之流公開宣揚野獸的哲學，要求每一個中國人必須「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否則就是「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他們在電臺和報紙上一再歇斯底里地狂叫：「把他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個「他們」，就是被江青之流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一批又一批無辜的中國人，其中有一些還是共產黨自己的元老和功臣。例如，彭德懷和賀龍，這兩位屢立戰功、馳名中外的元帥，他們不是犧牲在壯烈的戰場上，而是在他們親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竟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裏被慢慢地折磨致死。彭德懷被打斷了肋骨。賀龍也備受虐待，聽說連水都不給喝。奉命執行「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打手們，確實做到了「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大陸上的全體中國人都墮落成為沒有人性、沒有思想、沒有文化的衣冠禽獸，以便心甘情願、服服貼貼地供一小撮野心家任意驅使。當時有不少青年人曾經身受其害，一度成為——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文盲加流氓。」但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卻仍然保留著數千年文明的傳統美德，包括「同情」在內。我感到高興的正是這一點。此外，從所得的票數可以知道，選民中有許多當年的紅衛兵也投了我的票。誠然，建立在刺刀、謊言和香灰上的「威信」是不可能持久的，要不，今天的中國豈不應當是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的家天下？如果江青敢於走到昔日的紅衛兵群眾中去，我敢斷言，這些當年被她愚弄而今絕大多數已經覺醒了的人們，是絕對不會輕易饒過她的。
在這次進修期間，我當過商店的守夜人。
我是在1982年報經遼寧省教委審批後才被評為講師的，阜新雖然是個地級市，但當時只能批工程師而不能批講師。我所在的機械局職工大學申報了六名講師，結果淘汰了四個。機械局原「55辦公室」（專門落實右派政策的辦公室）負責人向我道賀，還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說她從一個內部檔中看到，講師一級的知識份子今後每月可以享受50元的津貼。我雖然按工齡已經長過一級工資，但也就60出頭，50元的津貼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在此以前，我也曾在報上見到胡耀邦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表示：很快就要拿出辦法切實改善中國知識份子的生活待遇。但胡耀邦的話始終沒有落實，我也從未每月拿過50元的津貼。什麼原因？只有天知道。
有一個時期，我倒是每月領過幾元錢的「書報費」。據說這個政策遭到很多幹部的抵制，後來實在抗不住了，乾脆人人都有份，幹部和工人都發「書報費」，理由是幹部和工人也要看書學習啊！過了一段時間，旨在照顧知識份子的「書報費」也就壽終正寢、不了了之。
我進修還不滿一個月，就聽到了一個令人頗感意外的消息。校門口八裏台新華書店時不時地丟失書籍，因而悄悄地加強了監控，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先後抓到了三名偷書者，這三個人都是南開大學的教師，其中有一個是L先生。
L先生是我的生化老師，但我和他熟悉不是因為他給我上過課，而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工宣隊進校後，生物系的「牛鬼蛇神」集中在生物站（一度被人戲稱為「烏龜房」，因為在這期間天津市海洋捕撈局抓獲了一隻碩大無比的大海龜，送到生物站由「牛鬼蛇神」們解剖、制標本）。生物站關押過的「牛鬼蛇神」只有一個是女性，叫周與良（注），她的罪名是「特務嫌疑」。我也從校農場放下農具來到生物站「報到」。生物系「牛鬼蛇神」的首任組長是一名年輕的助教，叫許欣成，系北京大學生物系人體及動物生理專業畢業生，他因為在《北京晚報》發表了幾篇科學小品而被打成「南開園的小鄧拓」。許先生後來「解放」了回到人民隊伍，我旋即被工宣隊任命為第二任組長。可別小看了這個組長，在工宣隊的授權和授意下，他對組裏的「牛鬼蛇神」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有點像後來我在監獄裏遇到的「監蓋子」，即犯人頭子。當然，我不會像「監蓋子」那麼野蠻，動不動就訓斥、毆打、甚至拿繩子捆綁犯人。
有一次召開全校大會批鬥「美國特務」L，會上揭發出L在天津下瓦房和「情報員」XXX如何接頭洽談，說得有聲有色，種種細枝末節十分具體詳盡，連我這個親身體驗過「反右」、對「階級鬥爭」多少已經有點瞭解的「老運動員」，也幾乎相信了。會後，L被押送回生物站。工宣隊交給我一張紙條，命令我根據紙條上列出的幾個項目監督L老實寫交代，不許他偷懶磨洋工。我匆匆地流覽了一遍紙條的內容，吃驚地發現其中有一項竟然是揭發錢學森在回國途中的言論。原來，L先生是在1956年和錢學森乘坐同一條輪船回國的。
注：周與良先生在美國獲得過博士學位，當時的職稱是微生物學副教授。她的父親周叔韜是天津市知名實業家，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長期擔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她的丈夫查良錚（著名翻譯家兼詩人，筆名穆旦。）早在1958年就被法院宣判為「歷史反革命」。查先生的堂兄弟查良鏞就是聞名遐邇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另一堂兄弟查良鑒曾任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院長，後來成了臺灣司法界頭面人物、東海大學董事長。據《穆旦詩全集》（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388頁記載：「（查良錚）夫婦二人謝絕了去臺灣或去印度德里大學（查之堂兄查良釗時為德里大學教務長）任教的聘請，幾經周折辦理返回祖國的手續。」
錢學森是官方一再宣傳的愛國科學家，多次受到毛主席親自接見，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他還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也可以說是中共中央裏唯一的一名知識份子代表人物，他還能有什麼問題呢？我大惑不解。當我委婉地向工宣隊表達了自己的疑惑，立即遭到訓斥：
「你懂個屁！這是上面的指示！」
我不敢再吱聲了，更不敢追問這個「上面」是誰？
L先生被懷疑為「美國特務」，首先是因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而且是在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回來的。他為什麼寧願放棄那裏的優越生活條件回國呢？這裏面的動機就值得懷疑。據我所知，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在文革期間幾乎人人都被打上了這個疑問號，就如同在白區工作過的中共地下黨員在文革期間差不多個個都被懷疑是「叛徒」。
L先生還有別于其他留學生，這就是：從1956年回國直到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他始終是單身一人。他為什麼不結婚？是不是擔心配偶或子女會妨礙他從事秘密的特務活動、不如一個人行動起來更方便？這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還有第三點。L先生沉默寡言，平時很少和人接觸交往。不過我在「烏龜房」從知情人那裏知悉，L先生回國初期也是一個活潑好動、善於言談的人，一度還曾熱衷於本系的工會活動，他不和人交往這個性格是在1957年反右以後形成的。L先生白天也垂掛深色窗簾，房門整天關著，更給人一種神秘感。我後來「回到了人民隊伍」以後，在「革命群眾」每天大議大擺「敵情」（有一段時間，南開大學教職工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坐在一起圍繞著所謂「四大案件」分組大議大擺「階級鬥爭敵情」）中獲悉，L先生早在文革以前就被公安局盯上了，他對面住的那位本系教師（恕我不提名字了）就是奉命監視他的，而且在他出門時不止一次會同公安人員搜查過他的房間，但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不過搜查也不是一無所獲。L先生回國好多年以後，皮箱裏還有不少從美國帶回來的牙膏。而且，L先生生活非常「奢侈」，各種日常用品買的都是上等貨。這似乎多少又增加了一點特務的嫌疑。
L先生是不是美國特務這個謎，隨著文革結束而真相大白。和他在下瓦房秘密接頭的那個「情報員」，原來就是生物系的一名實驗員，他是印尼歸國華僑，也受到了懷疑，為了少受皮肉之苦，他和工宣隊協作、精心設計了那幕秘密接頭的「特務活動」在全校批鬥大會上亮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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