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華(47)

附錄一:我的人生片斷
張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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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關押的「牛鬼蛇神」,和監獄裏的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雖然當過「牛鬼蛇神」的組長,但前面已經提到過,我這個組長不同于監獄裏的「監蓋子」。因為有過生物站「烏龜房」那段緣分,1986年我在校園裏邂逅L先生時,他心裏不但沒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興,彼此說話都是敞開心扉毫無顧忌。L先生對我來進修大不以為然,他說:「你進修有什麼用?你是嫌書念得少,將來想當教授?你睜開眼睛看一看,現在教授還不如擺地攤的!你還不如趁著現在年輕走得動,下海經商多掙點錢將來可以養老用。」

L先生對我說的是他心裏的大實話。自從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以來,一再強調要尊重知識和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從過去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被捧上了天。但知識份子的生活待遇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社會上開始流傳著一句話:「知識份子光著屁股坐花轎。」還有進一步的注解:「研究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說得文明點,叫「腦體倒掛」。

L先生被調到了南開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作。我在阜新時,曾經從中央電視臺中不止一次見到有關這個研究所的報導,並且知道它是和加拿大聯手創辦的。我對這個從名詞上看頗為先進的研究所感到興趣,就問L先生這個研究所在研究些什麼課題。誰料他一下子就掃了我的興:「還能研究出什麼!大家整天研究的是上下左右的關係。現在加拿大也不再來人了。」

L先生在美國拿到碩士學位以後就參加了科研工作,回國時缺了一張博士文憑,因此被定為講師,但拿的工資是講師副教授交叉級工資,也就是講師最高一級、副教授最低一級的工資,每月一百數十元。
一直到文革爆發,從來沒有再給他評定過職稱。不過因為是單身一人,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資生活還是挺不錯的,所以日常用品都是上等貨。現在他是教授了,但工資並沒有上調多少,還是每月一百多元。但現在他已結了婚(愛人可能是護士,工資不高),夫婦兩人育有一個小孩,這個小孩開銷可不少,因此,L先生的經濟狀況遠遠不如文革以前。

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大陸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明顯有了改善,但在經濟上還是離不開那個字:窮!我隨便舉一個我所知曉的例子。大連某大學有一位俄語副教授患癌症死了,他在彌留之際表達了自己的最後一個願望;希望在告別人世之前吃一個雞。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只好買了一個剔除了雞肉的雞骨架燉湯撫慰他。瀕死的副教授沒有吃到雞肉,但雞骨湯的香味倒是聞到了的,還喝了幾口。

幾乎就在天津八裏台新華書店抓到了偷書者的同時,從北京也傳來了消息:那裏的新華書店也抓到了偷書者,竟然是中國第一塊牌子的北京大學的教師。

中國傳統社會對讀書人向來是尊敬的,因此有「君子竊書不算偷」之戲言。看來,八裏台新華書店也是遵循這個「古訓」的,沒有把偷書者扭送派出所,而是在查明身份以後,悄悄地通知了大學保衛處。是保衛處洩漏了「機密」,一時間在部分人中間傳得沸沸揚揚。南開大學很快就採取了措施。以外文系為例,凡是本系教師購買和其教學有關的參考書,憑購書發票就可以報銷。其他各系也大同小異。北京大學是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過大學教師偷書的傳聞了。

我主要是進修人類遺傳學和細胞生物學,但我的身份是英語講師,有點名不副實。但不管什麼學科,大小終算是個講師吧,我這個講師每月工資不到七十元。文革以前,講師最低級工資,當時在六類地區是八十九元。物價升了,工資反而降了。我愛人已升為主治醫師,工資還不如我。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孩,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生存是綽綽有餘的,我每月還可以給遠在上海的父母寄些錢去。進修費一千元(比我一整年的工資還要高出不少),還有住宿費,路途往返的火車票,都是公家報銷的。我衣食無憂。但一踏書店的門檻,面對書架上琳琅滿目的各種圖書,我立即感到囊中羞澀,想買而又不敢買。幸好我有一個曾經一起勞改過的難友,就是前面不止一次提到過的「現行反革命」張長蔭,他的愛人很能幹,也善於交際,知悉我的工資有限,便主動為我聯繫了一份副業,建議我去一家副食品商店當守夜人,報酬是每夜一元錢。

這家商店就在校門口不遠的一條馬路邊上,離八裏台新華書店很近。店裏有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值班室,裏面放著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一台電話機。值班室和擺放各種商品貨物的商店隔著一扇門。這扇門在營業員下班以後是上鎖的,防止守夜人擅自進入商店拿東西。但從值班室可以看見店裏擺放的各種貨物。經理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的任務是如果發現有歹徒到店裏偷盜,就用這個電話號碼向附近警方報案。對我這個守夜人沒有別的其他要求。經理告訴我,這裏從來沒有發生過失竊事件。晚上設一個人守夜,是上級公司的要求,必須執行。逢年過節,上級公司往往要打一個電話來查詢,看看是否有人守夜。平時也偶爾來一兩次電話查詢。上級公司的查詢電話一般都是在晚上十一時以前。

「到了十一點鐘,你可以放心地睡覺了。」經理如是說。

「張老師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看書到十一點。」介紹人,也就是張長蔭的愛人,立馬給經理吃了一顆定心丸。

為了照顧我這個「讀書人」,經理同意介紹人的要求,把床上原有的公家被褥撤了,允許我睡自己的被褥。

從這天起,我每天略微提前一些去食堂吃晚飯,六點鐘趕到商店值班室,等到第二天早晨六點店裏來人時離開。晚上我獨自一人呆在值班室覺得很安靜。我在那裏看書、睡覺,外加早晨洗臉、刷牙。開始我很滿意。但漸漸地有點厭倦了。天天值夜,妨礙了我和朋友之間的交往。我幹了兩個月就辭掉了這份美差。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月,但在我的人生經歷中又多了一項新的內容。工農商學兵,除了兵,每一行我都沾過邊了。

我一共拿到六十一元報酬。有了這六十一元錢,我的底氣似乎就比以前足多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校圖書館一樓大廳正在出售英文版圖書的影印本。我當仁不讓地湊上前去看個究竟。經過一番搜索,我買了《韋氏大詞典》(上、下冊)、《牛津高級詞典》和四卷《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我手裏提著沉甸甸的書,心裏非常開心。這些書現在就陳列在我的書架上。如果我不當守夜人,我見了這些工具書(雖然是影印的)就只能是止步不前,望著洋文興歎!

我於1982年「五一」節結婚,按中國人的傳統說法,我已經四十六歲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婦產科醫生,比我小八歲。第二年,我們生了一個女兒。儘管我對妻子是忠誠的,但我不是一個體貼的丈夫。我也不是一個好父親。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工作和學習。有一天,我的妻子對我抱怨說:「你的家到底在哪兒?我看你的家是在圖書館,不在這兒。你應該去那兒過夜。」

原諒我吧,親愛的!你的丈夫是一個曾經被命運遺棄多年的人,他必須加倍地努力,儘量彌補失去的時光。哦,我可憐的女兒:你是不幸的,因為你母親在醫院值夜班的時候,你的父親不能陪著你玩。
我在1984年冬天調到阜新煤炭職工醫學專科學校,即現在的工作單位。1986年8月我去南開大學進修一年。這一年是緊張的,也是充實的。每天六時起床,晚上有時候熬到十二點。我聽了很多門課,甚至慕名到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班去旁聽,因而認識了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Richard Hall和他的夫人。Hall教授是來華作短期講學的,在第一次正式開講之前,首先贈送每人一支刻有標記的圓珠筆作為紀念。聽他課的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我年紀最大,遙遙領先于未來的博士們。我坐的位置也離他的講壇最近。Hall環視他的聽眾,首先走到我的面前贈送紀念品。Hall夫人也上講臺給我們講授「怎樣寫論文?」我去賓館拜訪過Hall夫婦,贈送Hall夫人一張我女兒的照片。Hall夫人向我道謝,說她很喜歡這張照片。後來,他們歸國前夕,她又對我說她很喜歡我女兒的照片,還對我談起自己的孩子,並出示照片。她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女兒當時正在法國求學。我指著照片說她的女兒漂亮得像電影明星,她聽了很高興。看來天下的婦女是不分國籍的,她們的名字都叫女人——具有母愛天性的女人。

Hall夫人和我同歲,但看上去遠比我年輕。我問Hall夫人:「你看我有多大?」她看出我的心理,並略知我的經歷,便說:「我看你有一百歲。」我對她說:「雖然我看起來比你老得多,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的話確實是我心聲的反映。

社會學系的江山河先生見我和Hall夫人談得攏,便建議我陪他一起送教授夫婦到北京機場。因為是頭天晚上臨時決定下來的,負責送行的江博士事先沒有為我定好車票,但他要我一百個放心。博士的話果然沒有錯。車站剪票員見我陪一對洋人夫婦,未及查票便放行了。我們登上車廂剛坐下不久,列車員就過來沏茶,茶杯和茶葉都是車廂免費提供的。我聲明要補票。但列車員卻看來滿不在乎。後來我又招呼了好幾次,這才為我辦了補票手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軟席。我沒有買票而剪票員卻給我開綠燈,當時我心裏確實是高興的,但事後回想起來,作為一個中國人,心頭漾起一縷恬淡的悲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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