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判決書裏有這麼一行文字：「又寫了『瑪麗•路易士小姐的悲喜劇』，並給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寫信訊（系「詢」字之誤）問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地址沒得逞。」
這是怎麼回事？看來，我應該費點筆墨作一番解釋。
1960年秋天，我正在南開大學農場「勞動察看」。當時集中在這個小小農場「勞動察看」的右派有幾十名，分成若干個小組。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則是開小組會，不是「政治學習」，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右派勞改經」，天天如此。有一天晚上「政治學習」，「右派」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發言，我卻在小組會上冷場，在一邊偷偷地流覽雜誌。右派小組長發現後，立刻從我手中奪走那本雜誌。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原來，我剛才手不釋卷正在看的是邱吉爾的一則佚事。邱吉爾是英國前首相，叫囂要把蘇聯扼殺在搖籃裏的帝國主義頭子。我小組會上不發言，卻去欣賞帝國主義的頭面人物，這無異於「罪上加罪」。組長立刻臉紅脖子粗地對我嚴加訓斥。我為自己聲辯了幾句。這更引起了他的大怒，似乎損害了他在「右派」組員中間的「威信」。他立即命令我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寫檢討，而他則在小組會上周密佈置對我的「討伐」，說是要堅決打擊「抗拒改造」的頑固分子的反動氣焰。那天晚上的「政治學習」因為我而臨時終止了。第二天，牆頭上貼滿了聲討我的大字報，通欄橫標題是「斬斷心懷叵測的張兆太的魔手」。兩側豎標題則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些大字報的作者都是同一小組的「右派」，除了少數幾個「要求改造」的積極分子，大部分都是奉組長之命行事，「順應潮流」罷了，否則，就有可能「引火焚身」，自身難保。大字報越貼越多。在「右派」小組長的指揮棒下，上綱上線的調門也越來越高。我有些沉不住氣了，以為這一回可能要對我加重處分，把我送去勞動教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右派」得到了「改正」，一度出現在銀幕上的「改正右派」似乎個個都是追求真理的硬漢子，簡直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活神仙。但我這個後來居然也「改正」了的「右派」是一個平凡而又平凡的普通人。我已經「勞動察看」了好幾年，希望將來有機會回校學習，所以害怕對我的處分會升級，於是暗暗琢磨對策，結果想出了一個非常幼稚而又奇特的「妙計」。
我以前曾經在報刊上讀到過一篇真實的報導。好萊塢有一位已退休的著名女影星遭人綁架，一時間在市井傳得沸沸揚揚，因為她人老珠黃而多年來一直把她拒之於門外的好萊塢製片商，這時又對她笑臉相迎，請她擔任女主角，出演她自己如何被綁架的故事，想從這個影片裏大賺一筆錢。但後來經警方調查證實，這則「綁架」案就是女影星自導自演的。原來，她不甘寂寞，想通過自己設計的「綁架」引起公眾的注意而重返影壇。這則不是笑話的笑話，在我的大腦皮層留下了印記，現在，正當我苦思冥想如何擺脫當前的困境而逃脫可能被勞動教養的命運，它忽然從我的記憶裏冒了出來。我好像受到了「啟發」，心頭湧上了一計。我決定以這則笑料作為藍本，編成一個電影劇本，但首先必須使其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所謂「明顯的政治傾向」，說白了，就是用這個劇本攻擊資本主義的美國，向共產黨表明自己擁護社會主義的心跡，以此求得對自己的寬大，甚至改變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命運。現在回想起來，這不但暴露了我當時的幼稚無知，而且也是內心陰暗的流露，也可以說是「狗急跳牆」，或者叫「饑不擇食」。我再說一遍：我這個「右派」不是鐵骨錚錚的好漢，我是一個平凡而又渺小的普通人。中國知識份子的恐懼症和工具欲，在我這麼一個賤如塵埃的無名小輩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今天回想起來，我不但感到臉紅，而且內心隱隱作痛。當然，我也可以為自己聲辯幾句：出此下策，實在出於迫不得已的無奈。錯誤是人性，但願上帝原諒我！至少，我可不像那位右派小組長，為了自己早日「摘帽」，拿別的「右派」當墊被向上討功。人啊，人！你活在世上，一輩子要幹出多少錯事、蠢事和違心之事！
我在田間機械地勞動，心裏很快就把劇本的框架勾勒出來了。但要把腦子裏構思的東西落實到白紙上變成一個個黑字，是需要時間的。我白天勞動，晚上開會（這些天都在開批判我的小組會，要我交代「抗拒改造的罪惡」。），哪裡有時間坐下來一筆一劃地寫啊？於是，我又心生一計，悄悄去信上海向母親告急求援。
我雖然是在「勞動察看」，但通信還是自由的，這應該感謝毛澤東的寬大，對「敵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母親接到我的信立即就從上海趕來了。她已是六十歲的老婦人了，見到牆上還沒有撕去、也沒有自然剝落的大字報，心情非常沉重，再加上旅途勞頓，臉色十分憔悴。她應我的要求，第二天就「病倒」起不來了。
大學黨委派到農場管理「右派」的幹部恩准我的假，讓我送母親回家。我母親是坐火車硬座來的，那名幹部提醒我說：「給你母親買一張臥鋪票，她年紀大坐硬座受不了。」——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和六個監獄的磨難，這句話我至今仍然記在心裏，而且心懷感激。這句話是超越了「階級鬥爭」的人性的自然流露，說明這名共產黨女政工幹部也是一個人，而且是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但我的心卻比女政工幹部的心「冷酷」。我每月只有十多元的生活費，連吃飯穿衣（幹農業勞動特別磨損衣服）都顧不上，我哪有錢給母親買臥鋪票！母子兩人往返的四張火車票，都是母親從平日有限的生活費裏克扣節省下來的。她懷抱著「解救」兒子的一線希望，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從上海坐硬座長途跋涉到了天津，又幾乎「馬不停蹄」地從天津坐硬座返回上海。可憐天下慈母心！我今天回想起來，覺得自己做事魯莽，實在是太愧對母親了。
母親對兒子是不求回報的。如果說她此行有什麼回報的話，那就是自從我開始「勞動察看」以來，將近三年了，這是我們母子兩人第一次見面，而且還能在一起住上半個月左右。
我在上海用了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就把電影劇本寫出來了，定名為《瑪麗•路易士小姐的悲喜劇》。瑪麗是名，路易士是姓，按漢語的格式，在外國人的名和姓之間有一個小黑點。判決書的作者沒有用小黑點把名和姓隔開，顯然是一個紕漏。
影星路易士遭到三名強盜的綁架。她新結識不久的男友普羅斯特律師從電話中獲悉後，立即向當地警察局報案，並多次催促警察局儘快破案。後來路易士露面了，普羅斯特律師一口咬定是「紅黨」綁架的，大肆宣揚莫斯科的陰謀，說美國正在遭到蘇俄和紅色中國的嚴重威脅，人類的歷史走到了十字路口的緊要關頭。此事在全國上下鬧得沸沸揚揚。好萊塢製片商曼內（英文「錢」字money的諧音）讓編劇麥克風（英文「傳聲筒」microphone的諧音）編成電影劇本，請路易士主演，取名為《紅黨劫豔記》，在全國各地上演。《紅黨劫豔記》既為曼內賺了很多錢，又為普羅斯特律師掀起的反蘇反共歇斯底里推波助瀾。但好景不長。大偵探特維斯特公佈了事實真相。所謂「紅黨」的綁架，純屬無稽之談。這一切都是路易士為了在影壇複出而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則笑話。警察局長史帝姆為人正直，一怒之下把路易士告到了法庭，罪名是欺騙輿論和美國人民。普洛斯特律師出庭為露易絲作無罪辯護。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們說：你們要採訪世界上最大的欺騙案走錯了地方，你們應該到白宮和國務院去，那裏上演著當代世界第一流的欺騙藝術，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正在努力要全世界相信：擁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存在，他只存在於月球上，存在于共產黨人的概念和幻想裏。普洛斯特律師又說，審判露易絲是錯誤的、荒唐的，如果她應該受到審判，那麼我們的總統和國務卿更有一千倍一萬倍的理由受到審判。還有，諸位記者先生！你們也應該受到審判。你們天天都在欺騙讀者，你們的職業就是欺騙。你們的欺騙藝術絕不亞於瑪麗•露易絲小姐。
以上是劇本的故事梗概。當然，還穿插了一些其他人物和我自以為比較風趣的對話。所謂「風趣的對話」，是我過去喜歡閱讀文學作品無意中的積累。如今回想起來，我自己都幾乎難以相信，我何以這麼快就寫出了一個電影劇本？但仔細一想，也沒什麼好奇怪的。故事裏的人物、情節和對話，我是一邊在田間勞動一邊構思的，就好像1967年我一邊勞動一邊醞釀小說一樣。這叫「手腦並用」。此外，電影劇本主要是對話，不像寫小說那麼細膩、吃力。我以前讀過介紹電影劇本創作的書，還琢磨過電影裏的「蒙太奇」（montage）。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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