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天天大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人們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你揪我，我鬥你。在那個發瘋的歲月裏，天幕下伸出一隻無形的巨掌在悄悄地、不斷地撥弄著人們，友誼失去了光澤，愛情之河乾涸了，鬥爭和仇恨代替了人類一切美好善良的感情。現在該是冰融雪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讓過去了的黑暗年代永遠不再回來吧！我們每個人都是愛情的產物，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大地上培植愛情的鮮花而不是播種仇恨的種子，因為，歸根結蒂，各個階級只不過是構成全人類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應該高於各個階級的利益，否則，在當今這個熱核時代，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必將毀滅。時代不同了，人們的思想也應該跟上變化了的時代。
兩天以後，我決定抽出一個晚上的時間去拜訪劉科長。劉科長對我的到來似乎有點意外，但從他的臉上，特別是眼睛裏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高興的，甚至還有點激動。他把我介紹給自己的愛人，稱我為他的一位「老朋友」，要他愛人沏最好的茶招待我。我們一邊品茶，一邊交談。談話的內容是即興的，無拘無束，想到哪裡就談到哪裡，真是有點像老朋友了。可是，雙方都有意回避了一個事實：我們是怎樣認識的？監獄裏的那一段似乎沒有在彼此心裏罩上陰影，至少在我這一方確實如此。看來劉科長是知道我在職大教書的，因為他有一個親戚現在就是我的學生。他還向我瞭解那個親戚的學習情況。我如實告訴他，他那個親戚英語學得並不好，主要是年齡大，基礎差，倒不是不用功。這也是當時大部分職大學生的共同特點。我起身告辭，劉科長把我送到門外很遠很遠，久久握住我的手說：
「你一個人單身生活不方便，以後可以常到家裏吃飯。」
他沒有在「家裏」前面加上一個定語，這大概是為了表示親熱，似乎他的家就是我的家。那天晚上我很愉快。我相信，劉科長心裏是不會再有芥蒂了，以後在馬路上遇到我再也不會裝作看不見而避開了。我沒有再上他家去過，主要還是忙的緣故。我那份工作並不輕鬆，又被別的單位請去當兼職教師。而且，我還要抓緊時間學習，因為我失去的時間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翌年新年回家探親，我告訴母親F已經結婚，並且把她的右眼失去視力的經過說了出來，但隱瞞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她上當受騙的悲劇，這也是怕母親傷心，我不願刺痛母親那顆仍然年輕浪漫的心，我希望她盡可能少知道一些生活的陰暗面。母親為F傷了右眼難過，也為她找到愛人而欣慰，並且認為她的愛人不嫌棄瞎了一隻眼的人，一定是個很善良的人。
我的哥哥也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改正」後分到西北工業大學任教，一年以後就被評上了講師。相比之下，我的情況就差遠了。於是母親又提筆寫信，申請把我調回上海，理由是照顧年邁的父母。但她真正的本意還是為了我。在我母親看來，職工大學不是正規的大學，在那裏教書是沒有前途的。上海有關部門接到我母親的申請，打破慣例主動要求調檔。阜新拖延了將近一年，才寄出我的檔案。上海接到我的檔案以後不到三個月就發出了調令。那是1981年6月的事。以後上海又多次發出催令，要我儘快去報到。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控制人口也最嚴。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很多，調回故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我所知，上海有關人事當局曾就調我回滬發出過內部通報，意思是像我這樣長期遭受極左路線政治迫害的普通人，應該給予關懷和必要的照顧，並且把這一點歸結為落實黨的政策。但是令上海有關人事部門感到驚訝和失望的(這也是我深感歉意的)是：我最後並沒有回上海報到。我是無名之輩，當然不會效仿盧梭去寫《懺悔錄》，但這不等於我一生沒有什麼可懺悔的。我的父母現在還活著，但一天比一天衰老了。我沒有回到父母身邊去盡到做兒子的責任，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是我首先要懺悔的，尤其是對於我的母親。我確實是有負于母親啊！雖然她當初調我回上海的本意是為了我的前途。
我放棄回上海的機會，首先是因為前阜新市長林聲真誠挽留的結果。當然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希望成全我的哥哥。他在右派改正以後，當初是很想回上海的，只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接受單位，而這時他的愛人經過多年努力已先於我回到了上海。
林聲的夫人叫李雲，當時在阜新市科協工作。我是科協所屬科技進修學院聘請的兼職教師。李雲聽人說過我的經歷，對我是同情的，一度還曾想給我介紹物件，是個美術工作者。我雖然崇拜藝術，但無意當藝術家的丈夫，婉言謝絕了。不過她的美意我還是領受了。李雲把我領到家裏和林聲認識。林聲為人熱情、坦率而且有魄力，一度曾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下礦井勞動過。聽說上海要調我回去，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惱火。按照他的邏輯，我是阜新的人，上海沒有權利調走我。我把他擋回去，告訴他，這是經阜新市人事局研究同意了的，我的檔案現在就在上海。這裏應該提一下，按照阜新當時的土政策，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學本科畢業生，是不准隨便放走的。但我有一個學生叫肖和平，他的父親是阜新市委副書記，他的母親是人事局長，是他母親幫助我開的綠燈。林聲沒有往下追問，一面請我吃西瓜，一面勸我留下。他說：「什麼困難都可以談，只是人要留下，因為阜新實在缺人。」應該說，他打開的那個西瓜雖然很大，但既不甜也無味，我是出於禮貌才慢慢吃完他遞過來的那塊西瓜的。但林聲自己卻大口大口地吞下他手中的西瓜，熱情洋溢地向我介紹阜新的近景和遠景，還談他自己的抱負，並且不時用手勢和拳頭來加重語氣。他是真心希望我留下來,我確實有些感動，便含含糊糊地答應了下來。回想離開大學走向社會以後，在我走投無路、快要絕望之際，唯一願意收留我，並且實際上給了我生活出路的就是阜新，我是在阜新第一次正式領到工資的，這當然是我難以忘懷的，這也正是我接受林聲挽留的重要內在感情因素。
一個共產黨的市級領導幹部，親自出馬挽留一個曾經既是「右派分子」又是「現行反革命犯」的雙料「反動傢伙」，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即使市長職務不被撤掉，也要說他嚴重喪失政治立場而受批判。但是，中國的歷史畢竟艱難地向前邁出了一步。林聲受到上級讚賞。後來，《遼寧日報》還就此事派記者來採訪。1984年3月28日，這家遼寧省委機關報以整整一大版的篇幅表彰阜新市的領導幹部善於做知識份子工作，列舉了不少事實，文章最後以林聲對我的挽留作為結尾，甚至把李雲後來在我女兒出生後送了一套童裝也寫了進去。不久，《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也聞訊趕來採訪。1984年4月18日，中國最權威的報紙——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右上角，就是當年天天刊載「最高指示」（「林彪事件」後改稱「毛主席語錄」）的那個位置，表揚了阜新領導幹部對知識份子的工作做得好，它舉出兩個例子，其中一個就是林聲對我的挽留。就在這同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把它作為第二條新聞向全國各地廣播。這麼一件在西方國家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居然會受到中國官方宣傳媒介如此重視，這似乎反映出當時胡耀邦任總書記的共產黨中央的意圖，那就是鼓勵和表揚各級幹部爭取和團結盡可能更多的知識份子，包括過去遭受極左路線迫害的人在內。但反過來也襯托出另一個事實，即：並不是所有共產黨的幹部都是重視並且團結知識份子的。經驗告訴我，閱讀報紙必須從正反兩個方面去理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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