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華(41)

附錄一:我的人生片斷
張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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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鑫是獨生子女,父親又是高級知識份子,母親還是開過刀的病人,而且愛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幫」倒臺以後,根據有關政策,他提出申請,經多方努力,他於1980年調回上海,現在上海市城建學校擔任教師。李定鑫告訴我,他在《解放日報》讀到了一篇針對我的報導,知道已對我落實政策,並知道我已在阜新結了婚。他為我感到高興。他還把對我落實政策的喜訊向另一位高中同學戴忠轉述了一遍,內容都是報紙上說的。

戴忠是學橋樑設計的,同濟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瀋陽。據說,他每天的工作是砸石子。他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地砸石子,在無聊苦悶中度日,最後設法去了境外,決心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這還是文革以前的事。他先去香港,後來入了美國籍,成了著名華裔建築師林同炎的副手,在三藩市開設了一家公司,戴忠名片上的頭銜是公司副董事長。該公司在臺灣等地還設有子公司,在新加坡也有業務。據說,戴忠掙了不少錢。文革結束後,他來過上海,受到市長的接見,也受到他的母校同濟大學的歡迎。他還和當時在滬的一些高中同學一起吃過飯。他在吃飯的時候向李定鑫打聽過我的情況。
戴忠打聽我,我不感到奇怪。每次上體育課,我們是全班男生隊伍中最後的兩個矮個子,高中一年級時,他比我略矮兩、三釐米,他站在排尾踮起腳尖看看和我相差多少。到了高三,他的個子超過了我,排尾的位置輪到了另一位同學,我仍然倒數第二。

回到阜新後,我曾主動給戴忠去過信,但始終沒有收到他的回信。有人說,戴忠是懂道理的人,同學去信,每信必複,不管事務有多忙。後來又據一位自稱是知情人透露,不少同學去信請戴忠出保證金,幫助他們子女去美國留學,他的夫人不樂意,後來乾脆把同學來信一概扣壓下來不讓戴忠知道,他的夫人是公司辦公室主任,有條件做到這一點。他認為戴忠本人大概沒有讀到我的信。文革以後,大陸興起了出國熱,人們紛紛尋找各種關係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深造,同學去信請在美國已有事業基礎的戴忠幫忙,這是很有可能的。據說,去美留學的保證金是十萬美金。十萬美金對現在的戴忠似乎是個小數目。但戴忠的同學不是一個兩個,此例一開,若人人都提出這個要求,積少成多,也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他夫人如果不樂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無可厚非。但事情是否如這位知情人所說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其實,我唯一的女兒還在穿開襠褲,談不上請人幫忙出國留學。不過,我去信確實也有所求。我希望戴忠幫我在美國出版小說。從他的經濟實力看,他如果肯幫忙的話,我認為是可以辦到的。我雖然當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囚徒,但自尊心還沒有泯滅,既然戴忠不給我回信,我也不再去信死皮賴臉地乞求了。我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戴忠生活在資產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我知道,我們兩人之間的距離,決不是高中時代身高幾釐米之差。但我深信自己為之坐牢的兩篇小說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於不容置疑的真實性,不在國外出版,在國內早晚也會問世,只不過往後推遲一段時間罷了,生前出版不了,死後也會和公眾見面。也許,一百年以後,炎黃子孫為了瞭解那個特殊年代,願意翻閱一下我的小說。這,也正是當年我甘冒坐牢、殺頭風險的初衷。

李定鑫的母親雖然因子宮癌開過刀,仍在人世,不過身體比較虛弱,而且後來患了老年性白內障。

但是,他的姑母、我的老師李訪梅女士,卻已謝世。

李老師親眼見到了「四人幫」的覆滅,據說心情非常激動。

如果她多活些日子,見到我出獄平反、當了教師,而且還娶妻生女,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只知道李老師腎臟有病,沒想到她會死於肺癌。她從不抽煙。她自己也沒料到會得肺癌,待到發現的時候已經到了晚期。

李老師是1977年5月15日在華山醫院仙逝的,那時我還在盤錦勞改隊服徒刑。

我從勞改隊出來後就當資料翻譯,不久又走上講壇執教英語,這裏面當然凝聚著李老師的一片心血。
李老師沒有女兒,只有一個兒子,叫董元良。董元良大約在60年或61年畢業于上海市西中學。市西中學在上海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重點中學,教學品質是不錯的,而董元良歷年學習成績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沒有考上大學。許多學習成績不如他的同學都考上了大學,有的甚至還是名牌大學,但他卻邁不進大學的門檻。我想,這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董元良的父親,也就是李訪梅女士的丈夫董其鳴先生,也是一位教師,從來沒有涉足過政治,但他在香港任教,這在中國叫海外關係。這層海外關係無疑加重了董元良考不上大學的砝碼。因為家庭背景(包括海外關係)而考不上大學(請原諒我用了一個「考」字,因為他們在形式上確實參加了大學統一的入學考試),在當時的中國,比比皆是,絕大部分人都是認了命,想方設法儘快找到一個小差使(多半是體力活),以便今後可以活命。但董元良缺乏自知之明,他不是一次次跑到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請求他們恩施一個工作機會,而是在家埋頭苦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啃書本,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覺,除了一日三餐和大小便,他幾乎不肯離開那張小小的書桌,連頭髮長了都捨不得花時間去理髮店,當然就更談不上娛樂和運動了。好在年紀輕,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節,他倒沒得什麼病。冬去春又來,董元良參加了第二次大學入學考試。誰也沒有禁止他進入考場,他和別的考生一樣領到了試卷,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是當他輕鬆自如地答完試題走出考場的時候,絕大部分考生或者在試卷上奮筆疾書,或者對著試題搔首抓耳、苦思冥想。

董元良開始扳著手指頭數日子,在難熬而又滿懷希望的等待中打發日子。

日出複日落,漫長的白天像蝸牛爬行似地一天天過去了,終於盼來了放榜的日子。

他,依然是名落孫山。

這一次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他的心刹那間似乎停止了跳動。

董元良號啕大哭,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

董元良執迷不悟,還是夢想著上大學,想得都快要發瘋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天天大清早背著書包對母親說:「我要上大學,我要上大學!我上大學去了。我要去北大,我要去清華,我要去南開和復旦……」

董其鳴清華時代的老同學冀朝鑄先生獲悉後,裏送炭,很快給董元良辦好了出國護照和簽證。冀先生之所以有那麼大能耐,是因為多年來他一直是周恩來的英語口語翻譯,「朝裏有人好辦事」。冀先生很瞭解董其鳴夫婦,知道他們以教書為生,一生清清白白,沒有任何政治問題。

父母都是教師的董元良,在他熱愛並且願意為之獻身的自己的祖國上不了大學,只好跑出國門去圓他的大學夢。從此母子天各一方,只好借助書信互寄思念。我每次在李老師家裏上完課以後,她最喜歡和我談的話題就是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在美國學醫,當時正在醫院當實習醫生。她不止一次對我說,醫院裏有一位美國籍的醫生是猶太人,對她的兒子要求非常嚴,嚴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叫她兒子有時候覺得有點吃不消。「四人幫」垮臺以後,母子相見在即。李訪梅女士希望自己先去美國以便瞭解兒子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情況,然後再讓兒子送她回國住些日子。但護照和簽證還沒有辦好。當兒子驚悉母親病危乘飛機趕到上海,母親已經閉上了雙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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