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鑫是獨生子女，父親又是高級知識份子，母親還是開過刀的病人，而且愛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幫」倒臺以後，根據有關政策，他提出申請，經多方努力，他於1980年調回上海，現在上海市城建學校擔任教師。李定鑫告訴我，他在《解放日報》讀到了一篇針對我的報導，知道已對我落實政策，並知道我已在阜新結了婚。他為我感到高興。他還把對我落實政策的喜訊向另一位高中同學戴忠轉述了一遍，內容都是報紙上說的。
戴忠是學橋樑設計的，同濟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瀋陽。據說，他每天的工作是砸石子。他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地砸石子，在無聊苦悶中度日，最後設法去了境外，決心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這還是文革以前的事。他先去香港，後來入了美國籍，成了著名華裔建築師林同炎的副手，在三藩市開設了一家公司，戴忠名片上的頭銜是公司副董事長。該公司在臺灣等地還設有子公司，在新加坡也有業務。據說，戴忠掙了不少錢。文革結束後，他來過上海，受到市長的接見，也受到他的母校同濟大學的歡迎。他還和當時在滬的一些高中同學一起吃過飯。他在吃飯的時候向李定鑫打聽過我的情況。
戴忠打聽我，我不感到奇怪。每次上體育課，我們是全班男生隊伍中最後的兩個矮個子，高中一年級時，他比我略矮兩、三釐米，他站在排尾踮起腳尖看看和我相差多少。到了高三，他的個子超過了我，排尾的位置輪到了另一位同學，我仍然倒數第二。
回到阜新後，我曾主動給戴忠去過信，但始終沒有收到他的回信。有人說，戴忠是懂道理的人，同學去信，每信必複，不管事務有多忙。後來又據一位自稱是知情人透露，不少同學去信請戴忠出保證金，幫助他們子女去美國留學，他的夫人不樂意，後來乾脆把同學來信一概扣壓下來不讓戴忠知道，他的夫人是公司辦公室主任，有條件做到這一點。他認為戴忠本人大概沒有讀到我的信。文革以後，大陸興起了出國熱，人們紛紛尋找各種關係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深造，同學去信請在美國已有事業基礎的戴忠幫忙，這是很有可能的。據說，去美留學的保證金是十萬美金。十萬美金對現在的戴忠似乎是個小數目。但戴忠的同學不是一個兩個，此例一開，若人人都提出這個要求，積少成多，也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他夫人如果不樂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無可厚非。但事情是否如這位知情人所說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其實，我唯一的女兒還在穿開襠褲，談不上請人幫忙出國留學。不過，我去信確實也有所求。我希望戴忠幫我在美國出版小說。從他的經濟實力看，他如果肯幫忙的話，我認為是可以辦到的。我雖然當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囚徒，但自尊心還沒有泯滅，既然戴忠不給我回信，我也不再去信死皮賴臉地乞求了。我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戴忠生活在資產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我知道，我們兩人之間的距離，決不是高中時代身高幾釐米之差。但我深信自己為之坐牢的兩篇小說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於不容置疑的真實性，不在國外出版，在國內早晚也會問世，只不過往後推遲一段時間罷了，生前出版不了，死後也會和公眾見面。也許，一百年以後，炎黃子孫為了瞭解那個特殊年代，願意翻閱一下我的小說。這，也正是當年我甘冒坐牢、殺頭風險的初衷。
李定鑫的母親雖然因子宮癌開過刀，仍在人世，不過身體比較虛弱，而且後來患了老年性白內障。
但是，他的姑母、我的老師李訪梅女士，卻已謝世。
李老師親眼見到了「四人幫」的覆滅，據說心情非常激動。
如果她多活些日子，見到我出獄平反、當了教師，而且還娶妻生女，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只知道李老師腎臟有病，沒想到她會死於肺癌。她從不抽煙。她自己也沒料到會得肺癌，待到發現的時候已經到了晚期。
李老師是1977年5月15日在華山醫院仙逝的，那時我還在盤錦勞改隊服徒刑。
我從勞改隊出來後就當資料翻譯，不久又走上講壇執教英語，這裏面當然凝聚著李老師的一片心血。
李老師沒有女兒，只有一個兒子，叫董元良。董元良大約在60年或61年畢業于上海市西中學。市西中學在上海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重點中學，教學品質是不錯的，而董元良歷年學習成績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沒有考上大學。許多學習成績不如他的同學都考上了大學，有的甚至還是名牌大學，但他卻邁不進大學的門檻。我想，這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董元良的父親，也就是李訪梅女士的丈夫董其鳴先生，也是一位教師，從來沒有涉足過政治，但他在香港任教，這在中國叫海外關係。這層海外關係無疑加重了董元良考不上大學的砝碼。因為家庭背景（包括海外關係）而考不上大學（請原諒我用了一個「考」字，因為他們在形式上確實參加了大學統一的入學考試），在當時的中國，比比皆是，絕大部分人都是認了命，想方設法儘快找到一個小差使（多半是體力活），以便今後可以活命。但董元良缺乏自知之明，他不是一次次跑到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請求他們恩施一個工作機會，而是在家埋頭苦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啃書本，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覺，除了一日三餐和大小便，他幾乎不肯離開那張小小的書桌，連頭髮長了都捨不得花時間去理髮店，當然就更談不上娛樂和運動了。好在年紀輕，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節，他倒沒得什麼病。冬去春又來，董元良參加了第二次大學入學考試。誰也沒有禁止他進入考場，他和別的考生一樣領到了試卷，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是當他輕鬆自如地答完試題走出考場的時候，絕大部分考生或者在試卷上奮筆疾書，或者對著試題搔首抓耳、苦思冥想。
董元良開始扳著手指頭數日子，在難熬而又滿懷希望的等待中打發日子。
日出複日落，漫長的白天像蝸牛爬行似地一天天過去了，終於盼來了放榜的日子。
他，依然是名落孫山。
這一次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他的心刹那間似乎停止了跳動。
董元良號啕大哭，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
董元良執迷不悟，還是夢想著上大學，想得都快要發瘋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天天大清早背著書包對母親說：「我要上大學，我要上大學！我上大學去了。我要去北大，我要去清華，我要去南開和復旦……」
董其鳴清華時代的老同學冀朝鑄先生獲悉後，雪裏送炭，很快給董元良辦好了出國護照和簽證。冀先生之所以有那麼大能耐，是因為多年來他一直是周恩來的英語口語翻譯，「朝裏有人好辦事」。冀先生很瞭解董其鳴夫婦，知道他們以教書為生，一生清清白白，沒有任何政治問題。
父母都是教師的董元良，在他熱愛並且願意為之獻身的自己的祖國上不了大學，只好跑出國門去圓他的大學夢。從此母子天各一方，只好借助書信互寄思念。我每次在李老師家裏上完課以後，她最喜歡和我談的話題就是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在美國學醫，當時正在醫院當實習醫生。她不止一次對我說，醫院裏有一位美國籍的醫生是猶太人，對她的兒子要求非常嚴，嚴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叫她兒子有時候覺得有點吃不消。「四人幫」垮臺以後，母子相見在即。李訪梅女士希望自己先去美國以便瞭解兒子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情況，然後再讓兒子送她回國住些日子。但護照和簽證還沒有辦好。當兒子驚悉母親病危乘飛機趕到上海，母親已經閉上了雙眼。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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