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訪梅女士，或者按照退休證上的稱呼，李蘊同志，在彌留之際沒有親眼見到她朝思慕想了將近十五年之久的唯一的兒子，當時是如何的心情？董元良那時已入美國籍。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Tung，也就是首先保留了他的中國姓「董」（Tung），再加上一個「Robert」的名，所以即使在美國，人們仍然稱呼他董先生或董醫生。董先生雖然見到了的生母遺容，但沒有能夠和她說上一句話，心裏又是什麼滋味？此情此景，只好留給讀者自己去想像去體會了。生離死別，原是人間常事，但李訪梅母子的生離死別，明顯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真正把母子兩人隔開、使骨肉不能團聚的，不是煙波浩淼的太平洋。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董元良執意要把母親的遺體運到美國。經過一番周折，最後通過當時北京美國駐華聯絡處的幫助，他的願望實現了。董元良雖然已經成了美國公民，但那時只不過是一名住院醫生，是醫院中級別最低的醫生，而美國駐華聯絡處（實質上就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居然伸出熱情的手，幫助這麼一個毫不起眼的平民百姓排憂解難，這倒使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我是在中共建國後開始上中學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們這一代人曾被告知自己是「生活在蜜糖裏」，黨團組織諄諄教導我們：「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叮囑我們要記住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恩情，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後來雖然當了「右派」，又當了「現行反革命」，但共產黨的許多教導我還是牢記在心裏。我知道，美國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美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御用工具，對廣大美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即五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對美國政府的共同認識。但代表美國政府的駐華聯絡處不但不壓迫董元良，還出力幫他辦理純屬個人的私事，這是我很不理解的。我還記得黨團組織的教導：「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想，美國駐華聯絡處大概是一個人浮於事的機構，人人沒正經事可幹閑得發慌。——我只能這麼向自己解釋。
李訪梅女士的遺體安葬在大洋彼岸，在她兒子工作的紐約。
董元良沒有再回過中國，沒有回到他度過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時代的上海。
國內名牌大學畢業後在瀋陽整天沒完沒了砸石子的戴忠，後來在美國成了一名傑出的橋樑設計專家兼企業家，被上海市長朱熔基先生視為貴賓，接見後新聞媒體立即有專文報導。同樣，被祖國大學兩次拒之於大門之外的董元良先生，當我執筆寫此文的時候，已是唐斯醫療中心（DownStateMedicalCenter）一位出色的外科醫生，聲名與日俱增。在紐約市，董元良受到了醫務界同行們的尊敬。冀朝鑄先生做了一件好事，使這個世界少了一個瘋子，多了一個治病救人的外科醫生。當然，董元良醫生是在美國醫院拿柳葉刀，但他畢竟還是在我們這個地球村上為人類服務。在紐約，唐斯是頗有名氣的醫療中心，在董元良醫生的病人中，很可能還有炎黃子孫的後代。
前面李定鑫提到的《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在我的老家上海，可以說是權威性的報紙了。得悉自己的名字上了這家報紙，我沒有「受寵若驚」，原因之一是事過境遷，已經過去不少日子了。《解放日報》從來沒有派記者採訪我，採訪過我的是《遼寧日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如果不是李定鑫告訴我，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從他的敍述裏，我知道沒有什麼新內容。其實，像我這麼一個平常而又平常的普通老百姓，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又有什麼新內容可值得報導的？說來說去，無非是當過右派坐過牢，是共產黨給我落實了政策，把我從苦難中拯救了出來。這確實是事實。但我的心胸很狹窄，我沒有拜可愛的曲嘯同志為師，去寫文章作報告，說我當年在監獄裏受罪的時候，我在心裏是如何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騙人又騙己。李定鑫記不得是哪年哪月哪日的《解放日報》，我也沒有刨根問底去圖書館翻尋，反正知道有這麼回事就行了。我曾經問過自己：我的故事是不是和哪幾個曾經風靡一時的電影有點雷同、異曲同工？
《天雲山傳奇》和《牧馬人》（根據張賢良的短篇小說《靈和肉》改編），這兩部描寫右派的電影，都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打動過很多觀眾的心，贏得了不少善良人們的一掬同情淚。但是，我作為一個身陷其境、先後在各種不同場合和氣氛裏勞改的「過來人」，看了之後不但沒有落淚，反而感到十分失望。我想，右派在整個人口中畢竟是極少數，而且有為數不少的右派懷著他們的愛和恨已經長眠在地下，現在藝術家拿右派題材編造故事，儘管匠心獨運，故事編造得十分巧妙動人，但內容似乎有點欠缺，好像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生活裏一些最本質的東西。電影不是貌似真實，就是羞羞答答地只有部分真實（例如，《牧馬人》中涉及四川逃荒的描寫，非常逼真）。這類電影，還包括我讀過的某些描寫右派的小說，它們的結尾都有一個共同的公式：花好月圓，黨的陽光普照大地，過去的磨難和痛苦從此一筆勾銷，前面繁花似錦。這些作品裏的右派個個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在受難時無怨無恨，有不少在「改正」以後都升了官，受到了黨的重用（如《天雲山傳奇》）。本來是一出悲劇，有的文藝家把它精心杜撰成喜劇搬上銀幕獻給觀眾看。大概，這就是所謂的藝術真實吧？藝術要高於生活嘛。我口出不恭之辭，是因為我是一個門外漢，不懂文學藝術。
其實，我倒是真心實意希望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從浩劫中倖存下來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大小右派從此不再演悲劇，我更希望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上今後永遠杜絕大規模的政治性悲劇。扣除了不懂事的童年和無所作為的老年，請問：人生還有幾個二十多年？
喜劇比悲劇好。
但是，為了上演喜劇、避免悲劇再度出現，就必須勇敢地揭示生活裏滋生悲劇的土壤，喚醒人們堅決地加以剷除，難道這不是作家、編導們神聖的職責？
十六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內憂外患，生靈塗炭。女皇伊莉莎白一世恰好就是在國家搖搖欲墜、皇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加冕登基的。她虛心接受改革派的睿智意見，對內安撫民心，勵精圖治，粉碎了宮廷內部一次又一次的篡權陰謀和謀殺企圖；對外依靠人民力量擊潰了法國和西班牙的大舉進攻。她把反對進步、不顧人民死活的貴族中那些腐朽沒落的頑固分子統統排除出朝廷，只有羅勃脫•特維利是唯一的例外。女皇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愛情，終身未婚，自稱是嫁給了國家。女皇在位四十年，英格蘭國泰民安，成了歐洲最強大最富有的國家，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黃金時代」。伊麗沙白一世恩准特維利留下，也許不能排除童年時代的一曲戀情，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但是，她至少在理智上認識到特維利是想要開歷史倒車的老頑固，留下他主要還是為了時時提醒自己：危險近在咫尺！警鐘長鳴，永遠保持憂患意識，無疑是伊麗沙白一世取得輝煌政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這個故事有無現實意義？因為，這是人家英國人的歷史，我們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能照搬外國，全盤西化嘛。這裏需要順便點一下，正是那些反對「全盤西化」口號喊得最響亮的達官顯貴，他們的家裏正在更新換代、悄悄地「全盤西化」。
1986年新年，我和李定鑫見面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舒暢，我這個不會喝酒的人在他的新寓所喝了好幾盅白酒。從中央到省市，至少有四家黨報不惜用寶貴的篇幅報導了我個人的小故事，儘管沒有受寵若驚，我內心還是按捺不住的有幾分快意。我現在認為，黨報有意挑選我這個無聲無息的小右派作個現成的例子，是為了鼓勵黨的各級幹部：既要關注大人物比如老幹部和知名的專家學者，也要對為數更多的小人物落實好政策，這體現了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對底層小人物命運的關懷。
我不止一次聽人說：胡耀邦平易近人，具有平民意識。正是胡耀邦，頂住了掃蕩全國的「反對精神污染」那陣昏天黑地的左旋風；還是胡耀邦，後來又公開提出「寬鬆和諧」的口號，希望人們有較大自由的說話權利。胡啟立代表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公開宣佈作家有創作自由。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更是不止一次地強調要搞政治體制改革。雖然1986年新年上海的天氣並不溫暖，但我內心卻感受到了暖融融的春意。我想，我的希望是可以實現的，中國今後不會再有左禍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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