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0日訊】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即中國教育史上著名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不久前，該校為九十週年校慶發行了一冊題為《輝煌90 年》的圖志。在這本圖志的第66頁和對開頁67頁上有兩幅圖片赫然：一幅是1966年8月18日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為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另一幅是文革受難者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的照片。圖志的編者把文革的發動者、文革的暴力先鋒、文革的受難者這三個標誌人物並排在同一頁面，有一種衝擊視覺的力量，使讀者心頭不由一驚。
初看「圖志」的這個頁面，我就吃了一驚，以為在慶典之際，終於有人敢於揭示41年前的歷史真像—— 1966年8月5日，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師大女附中學生紅衛兵在校園內殘酷折磨，毆打致死；那些兇手們不但沒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3天以後的8月18日「榮登」天安門城樓，受到了公開的鼓勵，從而身價倍增，不可一世。當時紅衛兵的代表人物，就是照片上的女中學生宋彬彬。她就在那個時刻接受了領袖的賜名「要武」（在歷史影片中，她聽見這個賜名的時候，歡快地蹦了幾蹦）。從此，由北京到全國，到處掀起迫害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血雨腥風（據中共官方內部記載，在北京，在這次集會後的二十天中，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中國人民開始了最黑暗的文革時代。
但是當我再定睛閱讀時，卻發現「圖志」的這個頁面並不意在說明上述歷史事實。在宋彬彬為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上方，說明文字是：「我校學生宋彬彬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透露了炫耀；在卞仲耘的照片下方，說明文字是：「1966年8月5日下午，書記卞仲耘被打致死」，表現了漠然。這使我憤然。版面如此安排，說明得如此含混，豈有歷史的基本知識？豈有否定文革的基本態度？又豈有良知、思考與血性？如此設計，就不怕世人指責與恥笑？
又一次仔細看「圖志」的兩張照片和說明時，我發現了新的問題。兩張照片下的各自的說明文字都有明顯的省略：「我校學生宋彬彬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這一句，沒有說是哪月哪日；「1966年8月5日下午，書記卞仲耘被打致死」這一句，沒有說她是被誰打致死。這是無意的疏漏，還是有意的遮掩？這個新發現使我感到，僅僅把這個頁面看成是惹人恥笑的「沒頭腦」傑作，只把編者想像得因無知而闖禍，實在是過於寬容了他們。編者並不完全無知，在說明文字中，他們懂得迴避關鍵的問題，沒有勇氣把文字說明準確地寫成：
「1966年8月5日下午，書記卞仲耘被紅衛兵打致死」。
「1966年8月18日，我校學生宋彬彬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
如果這樣寫了，殺害卞仲耘的兇手們不但沒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3天以後的榮登天安門城樓受到了公開的鼓勵的歷史事實就會呈現；就會清晰地告訴人們，照片上的毛澤東、宋彬彬、卞仲耘三個人物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編者的無知會使人恥笑並感到滑稽，但是當他參與遮蓋歷史真相，成為強權的合謀時，我便看到了卑鄙與無恥。在歷史的前進與時代的進步中，要求回顧歷史，進行反思和總結的呼聲越來越高，用強制手段跳過這一頁已經不那麼可能。在學校90年校慶的慶典之際，作為教育機構和號稱名校的當代教育工作者們，應當清醒地選擇自己的角色，利用做一部回顧校史的圖志的機會，深入研究歷史，並把佔有的歷史資料向世人公佈，為揭示歷史真相做出努力。完全可以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所思與所想，用自己的方式發言，說自己以為之「是」，論自己以為之「非」。為甚麼一定要墮入權力的網絡，選擇了遮蔽歷史、與掩蓋真相合謀呢？為甚麼不能把自己的校訓當真，向學生們示範實踐自己的校訓「誠實，嚴謹，求是，拓新」，而偏偏一副媚骨，混跡於勢利、浮躁的泥淖中呢？@
（北京 梁辛/提供 2007/11/20）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