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香港也有貧富問題。
我聽說，當上個世紀中國的領袖表示，香港回歸後“什麼都不會變”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高興。
有一些貧窮的香港人說：什麼都不變，回歸幹什麼？
香港的窮人也有數十萬人，他們肯定希望改變自己的境遇。
但是香港回歸後，貧富問題反而更甚。目前貧困的人群比香港剛剛回歸時還要多了。看來咱們當代的共產黨政府就是要表現出：只要製造出富翁，那就算是達到了鄧理論和“三個代表”了，也就是獲得了當代的中國共產黨的勝利！
不奇怪，這樣的“黨”，這樣的理論，怎麼能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呢。
講到貧富問題，就不得不提到國內貧富問題上，有一個尖聲的哨音，非常吵鬧的——那就是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
我感到，茅於軾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典型的“乏走狗”式經濟學家。魯迅當年在“資本家的走狗”前面，添了一個“乏”字。很有意思，這似乎預指著今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乏，不僅是疲勞的意思，而更主要的是“沒有用”的意思。今天的主流學者，其面目，已經為多數中國民眾所識破，其欺騙性已經很有限了，也就是說，沒什麼大用了。
茅於軾最近又跳出來說“保護好富人，窮人才能變富。”就這種人，也敢自稱經濟學家！看來，他是一直找地方拍馬屁，一時找不到更好的屁股，於是又想起了“保護富人”這一個老得掉了牙的話題。而香港鳳凰電視臺也立刻把這個“茅老”接去做電視節目，開講什麼“世紀大講堂”。這個大講堂裏，我看沒幾句好話。
中國死了那麼多貧窮的礦工，那麼多窮人因為沒錢醫療而失去生命，中國難道只有“保護富人”而沒有“保護窮人”的問題嗎？為什麼死了一兩個富人，還包括富人們之間互毆的，這位茅于軾老頭就那麼著急起來？我看這不是理論家論理，而是“保鏢心理”。這種人，看來就是想給富人做保鏢，可惜太老了。
中國的“富人”，究竟算個什麼群體？
由於中國並不是一個真正開放的、透明的社會，沒有“政治民主化”，也沒有“司法獨立”，所以，一時也難以查清中國富人究竟有多少是合法弄錢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當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甚至是絕大部分的中國富人，弄到手的是黑錢！
如果按茅於軾的說法，要保護好富人，那實際上就是保護黑錢！
我曾一再說過，社會財富的總量就那麼多，GDP每年增加的就那麼多，蛋糕就那麼大，富人多拿了，窮人就只有少得。這是小學生的算術。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說，國家要“培養”1個億萬富翁，那就等於說，為了肥這1個人，那麼，1萬農民工每人每年就要少得1萬元。照理說，經濟學家們是最會算賬的了，但是，一講到了貧富問題上，他們就不算賬了。好像中國富翁越多，窮人也就越富。目前的中國，已經有了數十萬“千萬富翁”，有了數百萬“百萬富翁”，他們已經佔有了20幾萬億元的財富！這之後，一塊蛋糕還能剩下多少？窮人還有什麼指望也能分“一杯羹”呢？但是且慢，照經濟學家茅于軾們的神奇的說法，這樣一來，中國的窮人反倒更能夠“富起來了”。
這還是經濟嗎？這不是魔法麼？
而且，就是天方夜譚，也沒有這麼不靠譜的。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成天為了富人編瞎話騙人，實在是有點喪失學者風範。這使得許多老百姓，現在一聽到他們說話，就情不自禁地要罵他們。罵得好！
我想起我幾年前的一本書稿《謎團重重》（當然，未獲出版），其中寫道：
我實在不知道中國的學者為什麼總是歌頌富人？一股巴結勁兒，而且這麼起勁兒，時間這麼長，曆久不衰，真令人感歎。在外國，學者們諂媚富人的情況，可能我才疏學淺，沒見過。外國學者也常是有一種傲骨，很清高的。而我們中國的當今學者，特別是主流經濟學家，不僅猛烈反對“劫富濟貧”、強烈要求“濟富”，甚至令人感到他們在“媚富”。中國出版了大量專為“老闆”們所寫的經濟學著作：與老闆對話，告訴他們如何發財、如何佔有別人的勞動。還有一些沒有骨頭的文化人，為從富人那裏分得點殘湯剩菜，大辦極盡奢華的所謂“貴族學校”，使得一旁襤褸的“希望工程”相形之下顯得十分滑稽可笑。窮孩子上不起學，這樣的教育事業還能有希望嗎？
當時，在網上，為富人呼籲的文字也不少。例如有人寫道：
任何一個生命個體的消逝都應該得到社會的關注，新生的富人階層中的李海倉、周祖豹等人的死即便只是偶然，但當富人因為擁有大量財富的特殊性而招致極端事件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時，我們不得不去審視富人的生存狀態。
他還指出：
富人階層安全狀態的不容樂觀，以及社會普遍表現出的“仇富”心態，也呈現出一個潛在的社會問題。我們的社會需要打造一個和諧、均衡的生存環境以適於富人階層的安全。
我當時頗感氣憤，於是寫道：
如果說，要打造一個讓富人安全的環境，我認為是不通的。因為，那樣一來，國家也就完全變成了一架“為富人服務的機器”。就是中國古代皇家的國家機器，也遠沒有達到以“為富人服務”為宗旨的程度。由此可見，網上一些混賬有多麼惡了！他們不知道，就是美國，也沒有說它要打造的是“讓富人安全”的環境！難道窮人都該死嗎？那還有什麼公正！在真實的美國，富人就比中國更安全嗎？不一定的。就搶劫、綁架、勒索贖金等犯罪活動來說，富人們總比普通收入的老百姓，要不安全些，這是“報警系統”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美國也尚不能杜絕這些侵犯富人的犯罪活動，中國難道就應當聽那些學者的、全力建立一個專門“為富人服務”的保安機制？難道只要讓富人絕對安全、幸福地生活，中國就成了“中國人民”的天堂了嗎？
為了富人的安全，網上竟有學者提出：
1、富豪是否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
2、企業家是否可以受到國家員警部門特殊保護？
我當時寫道：
看看中國這些所謂學者吧，想把中國變成一個什麼世界？誰有錢，誰就有槍！鬼域世界，魑魅魍魎！富人可直接從口袋摸出槍來、來專窮人的政了！大概學者們自己也很想做給富豪看家護院的，困難就是富豪太多，分身乏術，所以，他們心裏一定也難受！於是，就蠱惑性地說：在美國“富人可以申請槍支”以保護自己，而中國不能。他們實在是昏了頭了。我得告訴他們：在美國，根本就不是“富人可以申請槍支”、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購買槍支，絕不僅僅是富豪！美國的員警部門也不是專門保護富人的！而這樣是公正的，絕非僅僅造就一個“富人安全”的環境！
目前，中國的貧富問題，正在日益尖銳。我認為，絕不像中國學者說的那樣是“成長的煩惱”。在中國以外，很多亞洲國家，例如日本和四小龍也都“成長”起來了，並沒有發生過目前中國這樣懸殊的貧富差距。所謂若要“共同富裕”，必須先有“少數人先富起來”，而且，還要像中國這樣“極少數人”暴富和狂富（按照鄧小平所說要“富”上幾十代之後，也就是千年之後才可能“共同富裕”）；同時多數窮人買不起房、上不起學、治不起病，這完全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欺騙。
據網上報導：
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統計資料推算的21倍。（2007-06-25中國經營報）
這是很驚人的。
至於最窮和最富兩端，億萬富翁和下崗工人，其間何止隔著一個“天堂”？而說到千百萬農民工，那簡直是活在18層地獄裏！
在人們印象中富翁很闊氣的印度，據報導，基尼係數才0.297。2004年，日本為0.285，韓國0.32，臺灣0.34。而中國，2007年將達到0.48！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0.4，別的國家大概都會害怕，因為貧富太不公平了，社會就可能發生動盪。但是中國不怕，中國顯然什麼都不怕！經過了1989年，中國現在的輿論界的愛，顯然在富翁那一邊。為富人吆喝，不會擔風險，還會受到上面喜歡；如果哪個報刊膽敢為窮人使勁呼籲了，那可就有風險了，還會被上面懷疑：是不是在推動動亂！
看來，對於中國官員層，窮人才會動亂，所以要把窮人管住！不要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派軍隊去，派防暴員警去，把他們壓住！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至於富翁們嘛？那是可靠的，他們享受著生活，絕不會向當局搞“動亂”的。
是否也因此，人們才會拿今天與革命時期相比？或者與改革之前相比？
儘管現在學者們反對有人說“改革前沒有腐敗”，但是那時，的確沒有這麼大的貪污層，人們的收入差距也絕沒有今天大，這也是事實。
儘管毛澤東不會以工資為生，但是他當年工資數不過400元。毛比較特殊。但據我所知，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以工資為生活來源的。因為孩子多，劉少奇和朱德還是中南海裏有名的困難戶。除少數“國宴”之外，也從來沒有公款吃喝。當時，普通工人月收入約為30-50元，所以，那時的差距，的確比現在要小。民族資本家們的錢比較多，但人數較少，在人民中影響也很小。
那時候，在城市裏，人們心裏不慌。儘管工資不高，但是，沒有買房、看病和孩子讀書的壓力。現在，雖然五花八門的錢多了，房子裝修得漂亮了，到飯店吃喝的機會多了，但在今天的青年人心裏，總是時常感到慌張。在我們這些退了休的人看來，現在年輕的人們，活得真累。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