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冉雲飛致傅熹人先生
尊敬的傅熹人先生：近好！接讀大札，感慨良深。小子文革前一年出生於窮僻鄉野，家中生計維艱，百般苟活，開蒙讀書，自我清污（清黨化奴化之污也），始知被當局視為賤民之由來。如今僥倖得網絡之助，稍有自由表達之空間，小子便將自己日常所思所想長期表達下去，以為吾國吾國自由表達權利之徹底獲得，貢獻綿薄。弩馬前驅，為小子所自任甘願也。所幸的是，大家的交流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知道自由生存於世乃天賦人權，非他人之恩賜。這樣的權利，我們中國人至今尚未獲得，當努力起來逐漸改善爭取，非坐等可待。人之生存於世，每人都應有自己的生存空間，每人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小子不才，稍有比較優勢者便是言論，故不揣譾陋，貢獻芻蕘。每日貢獻，難免去取不精，雜蕪叢生，幸得各路人物之指教，俾不致抱錯命赴黃泉，何等有幸！今接先生大札，歷數四九後惡政痛史，何其深辟痛快，而又富理性之思，可啟小子覆盆處多也。現簡復如下：
一：可愛的兩頭真，可敬的一生真。朋友傅國湧兄寫過一篇《說說 「老年人燃燒」現象》，就是指像你一樣的許多老年人，晚年認識了專制獨裁之惡，勇敢地表達出來，將過往之惡記錄下來，告知後世以真相，這是何等的可敬難得。我沒有經過你們所經歷的地獄生活，但僅從文字上來看，已使我五內難平。你們這幫可敬的老年人，值得我們晚輩尊敬與佩服。出名者如李銳、李慎之、何家棟、謝韜、胡績偉、沙葉新、高爾泰等，默而艱毅、起而記之的如我所知的許多右派老人，如曾伯炎、陸清福、魏光鄴、俞民、楊天胤、鐵流、張先癡、李才義、茆家升、蔣文揚等以及傅先生你。還有些稍小的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蹂躪的中學生如王建軍先生等。亦有長達十年編輯自印內部資料之劉鶴守老先生（《濁世卮言 ——〈時文專題彙編〉（1997-2007）》選集，據郭兄所言系1500篇文章之精華，其精到程度可書寫對民間思想之記錄）等。沒有老年人將他們的經歷回憶出來，記錄下來，我們民族就會喪失一筆苦難的財富，苦難也就容易重複發生，不易讓後人得著學習並避免錯誤的機會。你們少時滿懷熱血，老來針砭專制，以自身所受獨裁之愚弄欺騙，為一下輩戒，此為神農嚐百草而為藥無數愚癡人也，其功其德大哉美矣！
二：理性節制之表達非為策略。在中國有許多災難，尤其四九年後可謂空前，讓人憤怒難耐，我此前很多也是如此。但自從讀胡適先生的書籍，讀很多自由主義者的著作以來，深知理性表達、譴詞造句（非文章學意義上來看）之重要。我們對一些事情當然可以批評得痛快，但痛快的表達如不加以節制，容易走向其反面，這是我一直深加註意的問題。為什麼呢？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魯迅為何被專制利用的問題。魯迅可謂偉大，看問題深透，復冷眼熱血，然行文尖刻，好詆人疵（其實有些人疵非為越過做人之底線者，不必深究，也不必如此尖酸刻薄），這是否不經意間留下了為專制者利用的暗道呢？我批評郭敬明是因為他抄襲，越過了寫作的底線；我批評易中天是因為他無度無恥地表揚成都官方，越過一個知識份子的底線。同理，我恭喜宋彬彬獲得博士學位，在科學領域做出的一定成就，但一定要批評其不懺悔不認錯不道歉的做法。換言之，我批評人，不喜歡全盤否定，不喜歡將其說得一無是處。倒是對制度之惡，我批評得比較不留情面。但不留情面，我還是有一個前提，即實事求是，對其不誣枉不袒護。我認為理性節制之表達權利，漸進溫和地做一些於社會進步的「零星工程」，以促進社會的進步，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最近有兩件事情華南虎事件和廈門PX 事件，都逐漸露出雙方博弈解決的曙光，這樣的做法，雖然還不能完全制度化，但我相信持續的努力，一定能所推進。說會理性、勇毅、持續之表達，可能比痛快憤怒之表達，可能更有長期之價值，在某種程度可以逐步祛除一些我們的暴戾之氣，這對整個民族都不是沒有意義的。
三：深挖制度之惡，可以從細節上做起。先生來信中深挖之惡，是看到文革的實質，一言以蔽之，看到了共產政權的邪惡的本性。四九年後的政權是集古代專制（君權神授把戲）與現代獨裁（共產主義餡餅）的混合體，所以其所犯的錯誤與罪惡，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之未有。也就是說，古代專制與現代獨裁的組合，產生了空前的危害力量。我們當然可以總論制度之惡，專論制度之惡，深論專制之惡，這都是必須的。但似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須這樣做，我看是可以探討的。有時一段故事，一個細節，比許多大道理更能震撼人心。如宋彬彬事件，最好的做法是王友琴先生的努力，將其細節在某種程度復原出來，讓宋彬彬這樣的人，即使不道歉不認錯，其罪惡也無可狡辯，千載之下，其惡難洗。復次，對宋彬彬這次被北師大附中視為名校友的做法，亦可就事論事之探討，從宋彬彬文革作為到我們的教育不堪，作細節之言說。但在下《「文革惡之花」重新開放》一文是急就章，且手邊沒有北師大附中的校史一書，無非在細節上盡情描述。我認為，通過宋彬彬重出事件，既可以反思文革，也可以反思我們現在的教育，同時反思越來越爛，越來越違背現代教育的校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四：要齊努力，不要等待。每個人都應該持續不斷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持續地表達。民主自由的獲得與崛起，僅靠百十來個敢言的知識份子或精英，是實現不了的。這是一個非精英的個體崛起時代，這也是《時代週刊》為什麼要把每個網民亦即「YOU」評為去年封面人物的原因。每天來我博客的人是比較多，探討也比較熱烈，但我更願意看到，千百萬個敢言的博客，千百萬張敢說的嘴，逐漸出現，以眾聲表達代替少數人的表達，這樣才可能衝垮專制獨裁之堤。一個時代要得到實質性的變革，靠少數人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做法並不可取，這樣的時代也應該即早過去為好。所以，我希望前輩們把更多的經歷寫出來，傳諸後世，當作自己來世走一遭的使命。經歷了苦難，不把苦難寫出來，是對不起曾經的苦難，是自己輕看自己所受的奴役，晚輩雖可理解，但認為不可傚法。而我們中年和年輕的一代，在獲得自己物質利益的同時，應該有更高的權利吁求，即自己並不是頭只吃飽了便萬事大吉的豬。要言之，所有的人合力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每個人從自己的維權開始，每個人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雖然並不樂觀，但不愁未有寸進之功。任何好的未來，都由寸進開始。
專此即頌
冬安！
冉雲飛
2007年12月20日8：28分於成都急就
附：
傅熹人：關於《「文革惡之花」》再度開放》致冉雲飛兄
雲飛先生：剛剛看國你今天貼出來的文章，有點想法希望與先生探討，現草錄如下，或可供參考。
“文革”一詞在當下的中國話語裡應當說已成為某種惡的符號，可是為什麼會出現諸如北師大附中之流將罪惡之花抬出來，給自己的臉來貼”金”的醜惡之事？只怕這是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文革”這一社會災難，儘管它曠古絕今於人類社會史和政治史，極具中國特色地僅僅在二十世紀的中華大地生發演繹出來，但本質的根源來自人類文明進程共有的專制政治與專制制度，所以，”文革”之惡是一種政治之惡，一種制度之惡，就其發生的文化土壤而言，也是一種文化之惡。可是由於對”文革”的否定來自產生這種惡的政治與制度本身，那麼，這種否定會在什麼層面操作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對”文革”的否定也就截止於，也只能截止於權力的角逐層面 —–是佞臣得勢，聖主只是一時糊塗，所以他的旗幟還要高舉，一百年不變，而且既有的政治與制度的圖騰必須依舊高高矗立這塊土地上，矗立在億萬人的心頭！
當我從普通老百姓口中，甚至從流連溝壑者的口中，聽到他們因為眼下的處境而心由口出地說出”還是毛好”時，我就明白了，”文革”的價值並沒有真正顛覆！”文革”對於下層民眾，對於千千萬萬在”文革”中並沒有直接身受其害的人來講，那並不是一種”惡”，更不待說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的利益正是捆綁於”文革”之源的政治與制度之上；”文革”之惡，僅僅表現在直接受害者，首先是權力角逐場中的參與者身上（沒有這些參與者在”文革”中感受之害，”文革”的旗幟也不會倒！），是以角力雙方中的最終失敗者為參照系，當失敗者退出歷史舞台，”惡”也就消失於無形。既然真正的”文革”其價值並沒有顛覆，而發生這一災難的根源 —– 相應的政治與制度一如既往，那麼眼下不過是”文革”的另一種形式的延續。（本想昨夜寫完發給先生，但一則因為手拙腦滯，二則瑣事纏身，只好今天看過新貼後，再繼續把我的一點看法寫下來，希望今天能發出！）
為什麼說真正的”文革”並沒有得到反省，”文革”的價值並沒有得到顛覆呢？
我們不妨做個小小的類比：我曾專門瞭解過自己故鄉在土改運動中的一些細節（目前報刊上似也有此類文章），聽老人講，土改中且不說捆綁游鬥，即便是決定殺人，那也是幾個積極份子一句話，說殺就殺的，其殘暴冷血非聆聽親歷者描述難以想像，程度並不亞於”文革”，相比宋彬彬之流在”文革”之為更讓人恐怖，其實兩者是出自同一淵藪 —-為了政權不惜拿出人間最惡的手段。而這惡的根源，難道是那些被背後那支無形而強大的手掌控著的土改積極份子或熱血獻給 XX的紅衛兵嗎？如果背後的那支手依然聖潔而又不容懷疑，那麼，能指望土改中的紅衛兵們以及文革中的紅衛兵們懺悔麼？
其實就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走向而言，自打這塊土地上產生了這樣一支政治力量以來，從它放棄了另一條道路，而選擇它的正確領導和正確道路以來，無論在得鼎之前還是得鼎之後，其政治都是一以貫之的文革手段——為達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憚於使用人間最大的惡。所以，即便是所謂的撥亂反正之後，不是依然有不惜二十萬人頭來換取二十年穩定的可怕聲音嗎？
所謂土改也罷，反右也罷，文革也罷，乃至於前土改，後文革，其本質都是同一種惡。我在鄉下與目前尚在世的當年老人接觸中，或者在其它場合論及當年，無論是土改中的紅衛兵，還是土改中的受害倖存者，似乎沒有人為過去的那段歷史羞愧或追問（恐懼與憤怒倒是尚在），那麼，在一個土改以及其它惡不是惡的文化氛圍中，我們怎麼可能要社會人群單單認識文革之惡呢？那麼所謂的文革惡之花會被人當作榮與光貼到臉上，而全然沒有一點罪惡感，甚至連羞愧都沒有就不足為怪了。
為什麼說眼下不過是文革的沿續？
表面看來那種全民鼎沸的轟轟烈烈群眾運動場面，不過是政治強人對民眾的愚弄和軀趕，不過是權力角逐中登峰造極的權謀表演，這大約是大家的共識了。那麼今天的民眾難道擺脫了被政治強權愚弄和軀趕的命運了嗎？如果產生文革的政治與制度之土壤不被真正改造，那麼民眾被統治者愚弄與軀趕的現實就不會改變；文革不過是極權政治在這種政治理念下建築的制度土壤上的一次癲癇發作（與斯大林的大清洗除了表面形式的差異，骨子裡是一樣的惡），病灶不除的平靜並非就是機體的健康，後極權時代也並非就是社會進步的一次質的超越。所以從民眾被奴役這一本質來看，無論是前文革時代，還是文革時期，抑或文革那一頁已經掀過卅年後的今天，如果社會的專制本質不變，就輕易地附和著權力的霸權話語，把文革從這個政治一脈相傳的歷史中分割出來，恰恰是對民眾的又一愚弄。那麼滋生這種政治與制度的社會文化土壤，也難以得到真正的重建。所以是十分有害的！
說到社會文化，就不能不提一下我一直心存厭惡的那種觀念，這一觀念就是某位文化名人的所謂文革博物館之說。為什麼厭惡？因為所謂文革博物館之提議，後面的潛台詞恰恰就是：一、前文革時代是好的，後文革時代也是好的，只有文革十年才是壞的。二、因為只有文革十年是壞的，所以那是失誤，所以我們應當警惕的僅僅是文革十年，而不是要重新審視造成民族苦難不斷，民眾始終處於被奴役地位的政治與制度。還有，它讓人看到了一種姿態，一種奴才獻媚於主子的姿態：讓製造惡的權力來斥責這種惡 —— 於是惡就是別人的罪，而作惡者也就成了拯救者，惡便成為他們的善。尤其應當看到的是，這種姿態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所以一切罪惡的揭露便成為產生罪惡的土地上的善，成為對統治者歌功頌德的盛宴上的調料，所以就有”被救奴工笑的合不攏嘴”，所以一批又一批的鮮活生命在瞬間消殞時，我們沒有悲憫只有振奮，因為”當地政府與官員正在妥善安置”，所以黃河大移民幾十年之後返回故土，在茅棚棲身，以薯根果腹的返鄉移民看見政府官員心由口出的是”感謝政府” ……這是一種縱容惡，從而也是製造惡的文化，是大惡！更因為文化名人的影響力，無異於在給天下黎庶人人安上一顆為虎作倀的腦袋！
我信口開河，語無倫次，也不知道把自己的意思講清楚沒有？總之，我的意思是，文革之惡，並不具有獨特性；就文革論文革之惡，既不可能真正顛覆其價值，同時恰好是掉進了專制權力的話語霸權陷阱之中。所以是不利於我們對自己這個民族百年來的苦難與窘境作出清醒的反思的。
今天又讀先生的續文，我本有些憂鬱：是不是由於話語策略，只好這樣講？不過既然已經說出來，就還是發給先生吧！
另有一事相求，如果先生有暇，或回復於我？就是我此前從你贈書的帖子中看到，野狐老的郵箱地址好像在貴處，我有心向他索要些資料。倘合適，請轉告我。謹此
祝好
熹人冒昧攪擾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