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勇勸我戒賭。
我在純正的革命者面前經常自漸形穢。因為我在婚姻上沒遵守常人的道德規範，在近兩年還學會打老虎機，輸過不少錢。
立勇新婚不久說和太太來看看我，因為平時他都與用林一家同來，那次他說用林他們不來，我當時兜裡輸得只有兩毛錢，就用棒子面粥和油煎餃子招待得他倆，真正不好意思。好在還有些VB牌啤酒存貨。
立勇，這位從統治人民的工具警察隊伍裡走出毅然決然站在剝削被壓迫被欺凌被鎮壓的勞苦大眾一邊的良心代表，事實求是地對我說：“在澳洲，賭博是一種文化，但你不是一般人，還有許多事兒等著你做呢。”
打老虎機是我近兩年來犯下的很大的錯誤，我有必要在這裡對革命群眾有個交待。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聖誕節，遼尼亞將我拉下水，我當然應當自己負責，只怪自己意志薄弱，禁不起誘惑。人們常說：“開始玩的人全贏。”我亦如是，第一次是瑪麗藍滋俱樂部。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般大型請客都在那兒，那裡有個馬來西亞老闆開的自助餐館，食物種類繁多，做工精緻，環境舒適，我個人認為，比奧本和艾士菲的同類自助餐好吃。(我兒子就不這麼認為，他覺得瑪麗藍的海鮮不新鮮)
蓮娜兩歲時，我們就開始經常去就餐，十年我都沒去碰過老虎機，遼尼亞忙於蓋房子掙錢，從不娛樂。後來遼尼亞工傷無法幹活兒，我們雙雙進了賭場。
我怯怯地將一張十元的鈔票放進老虎機，胡亂地摁了幾下，Win下面的數字不斷地跳，一下就是兩萬多分，也就是二百多塊錢。
好多人都是這麼被拖下水的，掙錢這麼容易，還鬧個玩作，干嘛還幹別的呀？
其實這都是賭場的誘餌，一次贏，一百次一千次輸，直到把你全部搾乾。
錢輸了事小，時間永遠也回不來了，賭博是變相的自殺。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我們最瘋狂，有時一天跑好幾個俱樂部滿眼是老虎機的屏幕，滿耳聽到的是老虎機的音樂。
阿木批評我說：“你這是正逃避，在麻醉自己。”作協老會長說：“別拿這個當真，有一個老太太輸掉了幢房子，有個老頭輸光錢覺得窩囊，送了命。”啊戚弟說：“你還不好寫作呢，寫作不掙錢可也不賠啊，這你賠錢啊!”——
我當面點頭稱是，一轉臉我又鑽了進去。
現在，我在立勇和大家的引導下，向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方向走去，尤其是這次“自由文化運動大會”使我受到極好的精神洗禮。
我已經不賭博了，與其當一個賭徒死去，不如當一個英雄死去。
但這將近三年的賭徒生涯讓我看清自己卑微的靈魂和薄弱的意志。我沒有信仰，不想為真理獻身。
因為我知道，我從老虎機裡面脫身，我必須面對我百孔千瘡的祖國，那在表面的繁華下面是多少貧苦的城鄉人民無助的呻吟，那在表面的歌舞升平下面，有多少思想犯，言論犯，法輪功信仰者被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大牢裡，如我過去一樣。有的還被活體摘肝摘腎，還不如遇羅克，他是臨刑後被摘眼角膜移植給一個勞模。在持續增長的經濟數字後面，是多少礦工兄弟的屍體，礦工家屬的血淚，多少民工被掠奪的“剩余價值”，有多少貪官污吏，就有多少倍失學兒童，流離失所的移民，——
一個作家，你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王顧左右而言他嗎？當然不能。
除了沒有信仰，不在願以天下為已任，還有與生俱來的懶惰，革命重擔面前，能溜就溜，能不幹就不幹，能不學就不學，不求上進。
在海外，幹革命更好靠自覺，沒人會逼你。
我對立勇說：“有人說，賭博比吸毒更費錢。”立勇說：“我在牢裡遇到一個吸毒的，他的骨頭都是毒。”我說：“這寫在你的小說《越過冰山》裡了嗎？”“沒有。”“你應該寫進去，你親身經歷的只有你才能寫好，原汁原味。”
立勇目前是個搬家工，他凝重的人格魅力並不因社會地位的低下有絲毫的減弱，七年的牢獄生活，使他對下層貧苦大眾有了更深厚的同情，對與他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社會而戰身陷囹圄的戰友親如手足。
在中國，他有北京全部政治犯的名單，每一個政治犯被釋放，他就領著車隊去監獄大門口迎接，直至出國後，他一直關懷著他們，關懷著受難者家屬。
最近他告訴我北京前門附近住著這樣一家人，母女二人，母親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女兒考上大學交不起學費，她們的丈夫和父親-一個普通的工人，“六四”那天在家中，聽說軍警開槍打人，沖出家門去背死傷的人，被打死了。即使鐵石心腸的人聽了也不能不為之動容。
每年“六四”我都捐錢，立勇說：“陶大姐，我替他們謝謝你。”我做得太不夠，太不夠，我們應當感謝他們，在共產暴政下不屈的高貴的靈魂，這些默默無名的民族英雄，他們的鮮血不會白流，在未來不久共產暴政的廢墟上，一定會刻上他們的姓名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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