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發表了五次）。她說，原本對斯大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竦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500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份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沬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只憑人民日報公佈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6月30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梢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斗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裏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鬨:『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接著說得更兇:「甚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份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倖跺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份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份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只敲鑼」，終於連餌帶鉤一併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誹」，說「毛澤東你不仁！」也只是徒喚奈何了。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繫。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後大部份不能升學，發生了800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月5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鐘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9月6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鐘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第十三，文藝界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為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於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爭為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爭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只是認為「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一文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別苗頭：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為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甚麼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輪和縲絲釘」），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標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只承認「階級性」），對共產黨只能歌頌光明（對資產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產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蟗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甚麼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鐘惦棐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卻是在1956年12月15日發表於《文匯報》（《文藝報》同時發表）。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台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匯報》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著電影沒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討論，記者姚芳藻採訪了鐘惦棐。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討論中，《文匯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只是按著<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著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眾，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眾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態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麼能使廣大的觀眾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鐘惦棐，作為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匯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產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裡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彙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眾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丟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眾的聯繫，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
「上海《文匯報》在11月份發表的24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為兩類:一是屬於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生產；一是屬於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寧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確。因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甚麼？。。。。。。」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產黨裡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鐘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56年鐘惦棐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57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眾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著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300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內的餓殍遍野，村裡餓死的人都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Q們發洩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鐘惦棐已被欽定為右派了。《文匯報》8月4日發表了後來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鐘惦棐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為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為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台戲的。因為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甚麼是文學，甚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而我則認為，別的甚麼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為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將陷於五里霧中——「應當從x出發，不是從y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X、Y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甭「宣」了），那麼，你所云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為正確的定義就內涵著「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確定義出發的討論，必將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討論，一定會是「褲襠裡放屁——到兩叉裡」，雞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確定義的討論，一定是胡說八道。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爭」。這一句話可理解為，先明確定義，在討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爭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為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麼旁邊的人就不隨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於是這個錯字，便像征著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秦文說：首先，如果認為「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裡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麼，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甚麼呢？它一定不是存在於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只是作家腦子裡的一種抽像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裡去的某種抽像的觀念。這就無異於是說，客觀真實並不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裡某種固定的抽像的「社會主義精神」和願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像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其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麼，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隨著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裡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實性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甚麼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只滿足於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儘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
說「政治標準第一」，是因為，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標準並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標準必須統一。（我認為，只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為中，才是「政治標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標準第一」，那麼，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標準第一」而是「政治標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於混蛋了！）
正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於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並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內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份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東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為批秦兆陽，雲裡霧裡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甚麼「修正主義思潮」，甚麼「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甚麼「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擬的「章程」和「啟事」，也是批之為「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裡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裏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為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7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和章程中說：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猊。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舊時代遣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殭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猊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鑒於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72）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為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為《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著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份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份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蔑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歷」。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著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蔑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甚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為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為「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號上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標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瞭解得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係交錯著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著的關係，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裡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於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著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簡單的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裡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於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有時還帶著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為作家的任務只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生活裡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資料的蒐集和堆積，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只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為甚麼呢？因為《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討論」為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係。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只限於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彷彿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甚麼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為甚麼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份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看得過於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嚐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腦子裡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於是自己的主意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別人的反駁。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等等。。。。。。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裡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沖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沖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髮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這不是亂，甚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麵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撒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甚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傑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裏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斗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離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斗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甚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於組織一切包干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於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裡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於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於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甚麼樣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只佔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佔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廖廖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甚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裡衰的？
他劃為右派份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一段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份子、知識份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份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50年代，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儘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份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於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份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不出仇視知識份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堅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轉引自《陽謀》頁173）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干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官僚主義=獨斷獨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裡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卻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著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裡，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殭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蔑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讚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裡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甚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李文見《文匯報》，2，9，毛談話於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籐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污蔑」。（原詩是: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稍，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捲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裡，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裡，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茖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嚐不可！」（《文匯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灣一灣！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裡。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綵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採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董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份知識份子，是懷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裡，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裡迴旋著。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裡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裡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甚麼事物，卻只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飢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著半碗糨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糨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裡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刮掉，雖然心裏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裡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資料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裡，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只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甚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74）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切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烏「晝」啼
烏鳳和鳴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風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產黨黨員：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１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２古人以為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於「烏夜啼」的解釋）。一般人以為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甚麼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為數相當的多！因此對於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夠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著大張旗鼓，只須和風細雨就夠了。在原則上，這是對的。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慾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著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小論帶坑臭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份子在舊社會裏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裡煉出來，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麼？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則據我所瞭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只往舊知識份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繫，——要不然只追究「壞的」聯繫，——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於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原載《文匯報》1957年6月18日，略有刪節）
由於此文遭受到張春橋潑婦罵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轟動，以至毛澤東也曾給予「垂青」（見<毛澤東選集>第五集頁446）。張春橋寫道：「烏鴉」徐仲年，曾對「烏鴉」做過一番高深的考證。考證的結果，認為「可以肯定」：「烏鴉」是「益鳥」，而且能「報喜」。。。。。。。為了「學習怎樣研究分析」，我倒要給徐仲年的考證，試作一點粗淺不堪的註釋。注日：「烏鴉」徐仲年，系政治動物，在台灣「四大家族」的屋簷下，華爾街老闆們的園裡。。。。。。均有「益鳥」之譽，「烏『晝『啼」者，向主子們「報喜」也。。。。。。。「烏鴉」又是「食腐肉」為生的動物。根據我們的常識，哪裏發生戰爭或饑荒，哪裏就有「烏鴉」盛集，斜飛怪叫，以搶食死屍的腐肉為樂。因此，在「烏鴉」身上，「臭氣」沖天，令人掩鼻。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烏鴉」便成為「不吉利」的「害鳥」。（徐仲年身為「烏鴉」，居然說「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足見「烏鴉」還是一種善於撒謊的動物。）證之徐仲年，他把共產黨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閻王殿上戴著『一見生財』的帽子的活寶」，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齒之聲，發自內心。而徐仲年畢竟是個「知識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將」那樣的「武藝高強」，動輒喊「殺共產黨人」。但是，這又恰好顯出了「烏鴉」的本性，他既要不勞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將」來一個分工：你去殺人，我來啃死屍。論殺人，葛佩琦當然不如蔣介石。那麼，甚麼是「烏鴉」的「發展」「觀點」？也就「昭然若揭」的了。「烏鴉」就是這樣無恥，這樣狠毒的動物。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天下，決不許「烏鴉」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遠做「烏鴉」，那末，「烏鴉」的命運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裡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蔑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佈「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於1953年，發表於去年8月26日《北京日報》，內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佔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鵲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裡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甚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麼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只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裡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裡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於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只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讚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裡，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份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甚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裡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裡，作家受著壓迫不能暢所慾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像卻是正面的新事物。」這是臧克家著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甚麼？》，對艾青的大批判。《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於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裡『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裡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於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裡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著『只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的牴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徵）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於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讚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為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爭，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產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於政治熱情的衰退，由於遠遠的脫離群眾，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於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牴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年第10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著問題。我當時只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為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討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於氣候的關係』，把知識份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於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係。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蔑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為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於我心有慼慼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確的，因為，「不講統一意志只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只講甚麼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於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他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標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公安局抓你的「現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於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卻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著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於天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甚麼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掀擁毛熱是不遣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態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甚麼「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甚麼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隻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只是昧著而已。這裡，為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啟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為只要把毛，共令人髮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桿到底，大功告成。事實並沒有這麼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卻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致。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於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啟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為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老捨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75）可見，連老捨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北京日報記者、從維熙的夫人張滬，16歲參加革命，因提意見:「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慶祝，實屬勞民傷財」，和在辦公室寫陶行知式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成為夫妻右派，受到嚴酷懲處。（詳見《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文元批為「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之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沉同衡，王復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裡巴人的打油詩，快板），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薛。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卻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忽來司命護花節。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沏。人間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瀲灩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裡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於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份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嚐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裏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為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甚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蒐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瞭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甚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羅基《動向》2003年11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為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甚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為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井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為「害人者」，這種顛倒是非乃是共產黨內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產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適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討:「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193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1936年7月至9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9月4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25次會議上的檢討）他這個老布爾甚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蔑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捨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顛倒了「是」和「非」。這樣做只是為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恥」，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產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歎」。至於「兩個口號」之爭，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為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月28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甚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第78頁）。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慾熏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於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年2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甚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22期發表文章《清除靈魂裡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甚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___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甚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只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甚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裡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30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裡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甚麼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從這裡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竦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廝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裡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兇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頁363:）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裡「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痺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裡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週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裡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著「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斗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只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饑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二，右派言論初評
關於右派言論已經寫了這麼多，但仍只是如前所說「掛一漏萬」。在世界共運史上，從來也沒有人像右派們那樣，翻箱倒櫃，把毛澤東、共產黨的醜惡和罪惡作如此廣泛、系統、深刻的揭露。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後共產黨的謊言再無市場了，相反，有些中共用以騙人的謊言，至今仍有許多人聚集於其旗下，就像蒼蠅聚集在中國農村露天廁所起鬨那樣，嗡嗡嗡！嗡嗡嗡！嗡個不停。
以殺氣騰騰而聞名的右派，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布爾甚維克葛佩琦先生，早已說得斬釘截鐵，一清二楚：「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以上言論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6月5日第二次報導他「繼續發表反共言論」：「。。。。。。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複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後面這段話不是和陳雲等發出的」亡黨亡國「的警告一樣嗎？只是右派有言在先就是了。我所以列出如上的右派言論，就是要證明，現在很多人的「英明見解」，右派早已有言在先，右派曾進言克服的弊端，從建全法制到取消黨天下，每個字都不止值右派的一顆人頭。今天的人們只有接力下去，從57大鳴大放，到59廬山風雨、到60年代燕山夜話、到76四五運動、到79民主牆、到86自由化、到89六四、到20世紀末以來海外民運、國內維權、法輪功修煉者維護真善忍、直到現在追求共和的黃花崗精神光照大陸。試看目前形勢:風吹樹、風滿樓、前仆後繼，風起雲湧；指日可待:揭竿而起、立竿見影、鍥而不捨，一桿到底！我們將以完成共和大業告慰孫中山、儲安平、王炳章之夙願；同時也庶幾乎不負林昭、劉奇弟、馮元春之青春血、少年頭。
第一，誰敢太祟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知識份子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法律，外交，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教育，人口，社會，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等方面，不僅大破共產黨的倒行逆施，而且在正確診斷的基礎上提供了許多療救的治國良言。
「難道『殺共產黨人』一類的話也是良言嗎？」正如當時另一個右派所作的辯解：「葛佩琦說『殺共產黨人』，他並沒有真殺，也不是說今天就殺，而是說如果繼續腐敗下去，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今天來看，多少省部級（還有更高職位的國家領導人），司局級，縣處級。。。。。。越往下自然是數量越大的貪腐幹部被殺！難道這些被殺的幹部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國民黨人」嗎？當年葛佩琦只是發一通憤激之言，可萬萬估計不到真的會殺這麼多的共產黨人！更估計不到：「民以為少也。」群眾說：「全部槍斃，可能有冤狂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班兒替死鬼向毛澤東訴苦道：「你老人家當年要是聽了右派的話，怎麼能發展到如今無官不貪，形成制度性，結構性腐敗呢？你看殺的這些共產黨人官位多高，數量多大呀！幸虧你的傳人，江核心採取『該保就保』的政策，否則。。。。。。」說他們是替死鬼，決不是想像出的比喻，而真的是替死鬼。他們既是被「黨天下」害死的，又是作為「黨天下」的替罪羊而死的。有一天，黨天下因多行不義，惡貫滿盈，終將會由歷史法庭審判，驗明正身，給它的頭上打個「X」號而立即執行的。右派的每篇言論都是遞上去的狀紙，其中對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的指控，也為毛生前歷次運動所僅見。___誰敢太祟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儲安平反對「黨天下」的意見，在題目上就點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名字，是直接提給「老和尚」的。
曾彥修先生在鳴放會上直接斥責:「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
王尊一先生鳴放的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有理有據地提出質問:「那麼我們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而且在6月12日的《陝西日報》上更載有他的大聲疾呼:「我要向向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呼籲:1，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真正給人民以思想言論的自由，解放人類個性；3，把民主的尺度放寬些，給人民以真實的民主生活；4，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寶座，，深入農村，看看農民的生活情況。
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道:「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肯定是:對著毛「有人說，這是陰謀。」否則，毛何需詭辯：「我們說，這是陽謀。」呢？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北京也還有許多人顧慮重重。歸根結底，都是怕打擊報復。他們說：鳴，放三部曲，一放，一收，三整。「誘故深入，聚而殲之。」他希望，領導上應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准打擊報復。（人民日報5月21日）他當然不知道毛澤東已決定要打擊報復，但這在客觀上是將了毛的軍，戳穿了他的陰謀花招，主觀上也提醒人們要防患於未然。上面提到的王毅齋在會上的發言，曾說過：「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林希翎說：「在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許征帆批判林希翎道：「她又一口咬定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他們竟敢於批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句話就是把我們敬愛的領袖，勾畫為胸襟狹窄，意氣用事，無法無天的『小人』。這還不夠狠毒嗎？對毛主席進行這種人身攻擊，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教學研究>1957年第7期）問題是，這些所謂「人身攻擊」，是否恰好符合事實呢？
對毛一手製造的胡風冤案，張百生說：「胡風及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分子嗎？根據前些時候公諸於世的材料看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偶語者棄世』的做法，仁人志士誰還敢開口！這樣只能堵塞言路，助長『三大主義』，葬送革命。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甚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打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馮元春當時是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學生，她與當時的學生辯論過一個題目：《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最殘酷的剝削集團》。馮元春主要提出了幾個有意義的問題。第一是高饒事件。她認為，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馮元春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還會是甚麼？」馮元春的觀點是，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佈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甚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甚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
戴煌之所以劃右派，是由於反對對毛澤東的神化以及反對毛澤東要犧牲一半中國人進行世界革命的荒謬而反動的政治野心；這在前面已有詳細的論述。
陳銘樞對鄧小平左手捂，右手蓋的毛的品質，進行了揭批：「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籐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反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甚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甚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76）屈武曾以《駁斥陳銘樞給毛主席的信》為題發言道：「右派份子政治野心家陳銘樞，在今年5月28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陳銘樞的這封信雖然不過三千來字，卻構成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他攻擊毛主席『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陳銘樞說：『我深感於黨的領導諸同志，一般都缺乏個人師友的關係。。。。。。對人的精神生活，總不免於失之單調。。。。。。』陳銘樞在信裡向毛主席說：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耿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他說：『建國後，黨化敵為友，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不次拔擢，纍纍若若，闒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蟗充斥。我感到你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俾斯麥曾對威廉第一說過：『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勳勞，縱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所說，新硎初試，必能割此癰疽』。」李濟深說：『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譭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均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印，《揭露批判右派份子陳銘樞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匯輯》，1957，12）吳茂蓀揭發陳銘樞用「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言，鄙夷舊的」四句話批評毛。『陳銘樞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並要毛主席『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他認為毛主席『過分鄙夷舊的』，『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尊重之處』。「（內容重複者略。見人民日報，7，15）與陳銘樞相比，章伯鈞，羅隆的評價，就更一針見血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兇。」
章乃器曾說過:「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在鬥爭他的大會上，他還非常含蓄地指責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你可以查一查當年的《人民日報》，他反駁別人的批判時，往往引用「有人說」。雖然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但還是有自作聰明的左派出來戳穿這層窗戶紙:「我知道，你說的『有人』是指『毛主席』！」毛說話不算話的不要臉的嘴臉昭然若揭。本來這個傻孩子不挑明，他娘偷養漢的事已經是明舖夜蓋，一點也不偷了，但經傻孩子一說，還是平添了些許黑色的幽默，白色的尷尬。
清華大學一個署名「一個清華人」的，題為《我控拆，我抗議》的大字報，其中寫道：「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1949年以後殺了70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胡風哪一條子構成反革命分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你死！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猊啊！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12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分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甚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學生他們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窯洞生活，甚麼棗園清苦，抗大學生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20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轉引自<陽謀>第185—186頁）矛頭直指毛澤東的批評，遠遠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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