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杏花開來又開去，年年清明今又清明。這是個春的季節，又是個懷古的季節。每年的這一天，我都被歷歷在目的往事，裹挾在歷史的傷口中陣痛。我們不會忘記那個中華民族的多事春秋，隨著“革命領袖”周恩來、毛澤東的相繼死亡和“四人幫”的覆滅，中共黨內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中南海權力高端層陷於一時混亂的重新洗牌過程，這給民間社會的思想解放與民運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這才有了從“四‧五天安門事件”到“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歷史畫卷。1979年由全國13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發刊詞曾這樣說過：“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正是當時從這“四‧五記憶”波及而來的西單民主牆及全國民刊運動，與我骨子裏故有的自由天性合流了，聚然便激發出我生命記憶體裏蓄積已久的潛能，並驅策著我毅然告別了自幼崇尚的文學創作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爭民主、要人權的民刊運動激流中。從此一條由“四‧五記憶”召喚而來的充滿荊棘的自由之路，便在我腳下開始了……
記得1978年8月，文革後復刊的首期《中國青年》雜誌由於刊登“四‧五運動”參與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許下，《中國青年》編輯部將該期雜誌貼在北京西單的一面牆上以示抗議。自此，此面牆壁便演化成為人民發洩不滿，張貼大字報的彙集之地。這面平凡而又偉大的牆，史稱為“民主牆”。隨後，高幹子弟呂朴先生在這面牆上張貼了《致宗福先的公開信》大字報，曾被譽為“民主牆上點火炬的人”。1978年12月5日，一張以“金生”署名的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報問世，又將民主牆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該文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中國必須實現民主現代化。這篇大字報的作者魏京生，也因此進入了世界輿論關注的視野。此後，這面民主牆便成為中國民間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人民以大字報的形式，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嚴肅問題，並由此吹響了向封建社會主義進擊的號角。當時不少大字報直接點名批判毛澤東思想，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執政30年的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以及要求言論、結社自由，維護人權，反對專制。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民間表達的大字報形式，開始昇華為民間刊物形式和以刊物為中心的民間組織。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國有100多種民間刊物分佈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島則有《海浪花》《理論旗》《民主志友論壇》等加入了民刊運動的行列。民主牆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的過程，充分展示了共產黨控制之外的民間爭取獨立思想和獨立表達的空間以及傳遞“四‧五記憶”的運動。
“四‧五”是中國文革後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開場白。四‧五烈士殉難的血，灌開了民主牆和民刊運動盛開的花朵。然而，1981年初春，借“四‧五運動”流淌的血染紅了頂戴花翎的鄧小平，竟操縱全國人大取消中國人民僅有的一點“四大自由”。隨後又下達中共檔，意圖撲滅由1976年“四‧五運動”演化而來的“民主牆運動”火燃，將全國如火如荼的民間組織與民間刊物定性為非法，並要求所有民間組織與民間刊物停止所謂的“非法活動”，向當地公安機關和所在單位交待問題。一時間全國各地形勢突然緊張起來。這年清明前，全國民刊多數已被迫停辦，有的轉入地下。我和我的30多位元青島同仁們共同組織的公開活動民運組織——民主志友學社，頓時陷於危難之中。正是在這種嚴峻背景下，我們迎來了81年“四‧五”運動紀念日。
這年杏花萌發的時候，我作為民主牆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山東民主志友學社的發起者，面對強權打壓，思考採取什麼方式向社會傳遞資訊，以證明民主志友學社不懼強暴，仍然頑強地活動著，並將繼續堅持下去。我永也難以忘懷，當時伴隨著“四、五”紀念日的臨近，我突發異想，找來一塊一米左右的長方形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筆寫下四句悼“四‧五英烈”的詩：“有膽方敢言，無私才獻身，英雄且暝目，不絕後來人。”落款為“青島民主志友學社”。同時我還書寫了一幅挽聯：“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4月4日晚，我與民主志友學社另一位負責人邢大崑先生一起，滿懷激情地親手剪制了許多紙花，把大字牌精心做成一個巨大的花圈。
1981年4月5日清晨，天濛濛亮，杏花已經盛開。大崑早早趕來，用自行車帶著我，我撐著那大牌子花圈，我倆頂著略帶寒意的春鳳，一步三晃地把那個大型花圈運到這個季節最能聚集人潮的風景旅遊區——湛山寺。這裏同時也是青島最大的烈士陵園，每逢這個時節，前來旅遊、掃墓者便絡繹不絕。我們為了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青島民間異見組織——志友學社依然故我地在活動，特意登上湛山寺前的一座青磚六角高塔，把花圈與挽聯高高地懸掛在塔上，以至於我們走出很遠，都能看到那塔上的花圈，在半空中張揚、飄搖。青島民主志友學社的悼詩與挽聯，就是寫在半空上永不滅失的“四‧五記憶”。做完了這件事，我們似有一種欣慰之感。但就在我剛回到家中不到一個小時，便遭到公安當局的傳訊。其實那時，中共當局已經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場針對民間刊物與民運組織的全國性統一搜捕行動了。
記得一個星期後，也就是1981年4月12日晚9點左右，一直關注中國民運發展與民運朋友命運的青島“民革”市委副主委、青島四方區業校校長金又新先生，深知時局的嚴峻，便托詩人欒新建先生來宿舍看望並叮囑我注意安全。正在我們談話期間，我家所在的馬路兩端已被戒嚴。我不知當晚欒新建是怎樣走出去的，但他剛走不一會兒，公安當局便封鎖了我們宿舍的整個大樓，樓下競然興師動眾地停放著包括電視錄影在內的多輛公安專用車。樓裏樓外所有人都不得進出。為首的幾個刑警帶著武警沖進我的房間，直接向我出示了蓋有共和國徽章的“請帖”。於是，我被戴上了閃亮的手銬。至此，鄧小平們終於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對全國的民運人士下手了。在那個來自“四‧五記憶”的夜晚，我寫下這樣一首散文詩：
我走了
遠暮，一盞熄滅的燈，繚繞的煙霧，大潑墨似地塗抹，塗抹著沉積著的風。
馬路像一條僵死的蛇，一頭鐵鏈，一頭封條，橡皮圖章是個不會思索的大腦。
一條漆黑的街巷，戒嚴中馳來的囚車，捎來了“大牆”裏發來的“請貼”。於是，黑洞口下快節奏地查抄，象秋風在翻弄樹葉。
龜頭縮進了甲殼，一切的門戶關閉了，關閉了一個時代的幽默。
閃亮的獠銬嚼不爛握管的手，眸子裏儘是一幅沒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從道具走向背景；從方格走向潰爛的夜；走向中世紀異端審判所；走向沒有人物的木刻。
其實早在這之前，北京當局已開始向民運人士開刀，相繼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權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華、張溫和等。1979年秋形勢已變得非常惡劣，不僅北京“星星藝術展”被除締導致的“10、1”大遊行遭鎮壓，民運老將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後，《四五論壇》發起人之一劉清，又因組織、傳播對魏京生的公審錄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處境艱難，一些大專院校內的民刊也都被迫關閉或轉入地下。
當年以“民主牆”為標誌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正是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執政者社會統治合法性崩潰的時代產物；是全中國人民在沒有正常法律保障條件下，發洩不滿，主張權利，思想解放的一種特定形式；同時也是人民自發地將變革社會的強烈政治願望，付諸實踐的初級階段。然而，攝取了“四‧五”運動成果的鄧小平，卻力主斬斷了這場“四‧五”運動的延續，為他10後主導“六‧四慘案”，犯下更大罪惡埋下了伏筆。這也是他本可以作為一代革新派偉人而彪炳史冊，但卻最終走向了自決于人民的必然宿命。因此那種開脫他受別人矇騙的說法，是難以服眾的。
今天，又是杏花開來的季節，“四‧五記憶”再次在我腦海裏展開來去。記得1976年的4月1日，一篇詩文張貼在天安門前烈士紀念碑顯著位置上：“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詩已成為“四‧五記憶”語話的代表作，它讓我聯想起當年“四‧五”英雄們的演講：“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這樣的時代迴響，每年都會喚起我的憑弔懷古之情懷，年年我都會故地重遊，望著那湛山寺前高高的六角塔，依然在風雨中挺拔，依然在烈士墓前守望，回想著當年我與已流亡美國的邢大昆先生攀爬塔峰，懸掛那個“四‧五記憶”花圈的情景。如今緬懷過去，依然往事如昨，歷歷在目，令人心潮難平，激動不已。那個巨大的花圈，早已被專制之手扯去了，但我們寫在半空上的“四‧五記憶”——“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的挽聯，就如同漫山遍野盛開的杏花一樣，年年都會在這個季節裏燦爛綻放的。
歷史無人可以篡改。我們拒絕遺忘。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