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電﹕中共收買中西學者 國家統計數據依需求編製

非常態在中國被視為常態 一些西方機構和學者利益賴與中共往來 被迫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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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郭秋怡綜合編譯)在香港科技大學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的學者赫茲(Carsten A. Holz)最近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期刊中,發表了一篇關於他在中國從事研究的所見所聞,文中詳實道出了中共如何收買學者,迫使這些學者為獲得所需數據,而有意無意地全盤接受中共的利用,一次又一次地從事著中共「可接受」的研究。

中國有些數據是不公開的,中共就是利用這些信息逼迫學者就範。中國經濟統計資料皆是國家統計局依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的特別需求而編製的,另外,世界銀行等其它國際組織,以及西方的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都因與中共有利益往來而對中共言聽計從。

在中國從事研究的西人學者都不能倖免

文中驚訝地表示著來自崇尚自由的西方社會的學者是如何違背他們的理智配合著中共,也是對中共箝制學術自由的一項直接見證。有些在中國從事研究的外籍研究人員甚至已在中國成家立業、落地生根,他們在中國的職業生涯尤為仰賴與中共官方的往來,所以一再盡其所能討好中共,而討好中共的唯一途徑就是絕不違背該黨。

經濟改革使中國民眾與海外自由民主社會接觸的機會略為增加,所以許多人也以為開放後的中國對於國內言論及學術研究的管制應該較為寬鬆,外電評論認為,事實上中共在這些方面的壓迫控制並未放鬆過,只不過手段由血淋淋的生硬轉變為狡猾。

中共禁錮言論或已眾所周知,但竟連在中國從事研究的西人學者都不能倖免。文章指出,依據中共的法律規定,外籍學者必須在當地學者的協同下才能蒐集數據與進行研究,訪查活動也必須依其黨而行,尤其內容更僅取決於政治考量,中外學者多年來均習以為常。

文章說,中國學術圈內的人都心知肚明,如不依中共意願而行,麻煩會接踵而至,具美國公民身份的香港城巿大學巿場行銷系副教授李小明(Li Shaomin)就是一例,因接受台灣資助及對中共政體的批判,為他帶來了五個月的牢獄之災,香港城巿大學自始至終皆未為他出面。這讓作者赫茲驚呼中共是如何讓李教授、香港學者等變得如此沉默。

中共改造知識份子始終如一

著名海外流亡作家何清漣在「學術」期刊(Academe)文章指出,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中共迫害最嚴重的時期是在1949-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是凡批評共黨領導者皆送勞改或甚慘遭處決。1957年2月,中共號召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勇於向共產黨諫言,孰知這不但與言論或學術自由根本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相反地,這正是中共在學術及藝文界貫徹一言堂,以迅速肅清異己的政治宣傳。

文章說,中國巿場開放後,文化大革命時期遭禁的中國經典文學、俄羅斯文學、西方社會科學一些刊物可以在中國流通了,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學術自由解禁了,仍有多個領域還是任何人都碰不得的禁區,例如西方政體或民主體制、文化大革命、中共黨史都還是絕對禁止的,無論任何學術理論或言論,只有不是直接批評中共政權,學者才可以用來從事研究;另外,對於改革政策的評論只接受正面的宣揚。

文章指出,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迫害知識份子,和早期並無不同,然因人民對事實的探尋及國際輿論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中共只好修正策略,重塑形象,開始轉向意識型態的控制。原本的公然重罰,也被其它形式取代,包括停止升職以及薪水、住屋、醫療保險等的剝奪,其中尤以辭退職務最為嚴重,一旦因政治理由而遭解僱,就無法再找到正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小婭就是一例,她在1990年代初期出版一本名為六四政治運動的書後,即遭開除,沒有房子及收入的她必須掙扎求生,可見近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受到的壓力實不減當年。

文章說,此外,對於學術界人士,還以金錢與學術聲望利誘齊下。順其意者,加薪兼領特別津貼,或受聘指導博士生,其它還有研究基金、海外觀摩、買文憑等等便利條件,名利雙收,好處真的好像多到數不清。

文章指出,近幾年來,中共對異己施行的政治迫害開始冠上新的罪名,不再直接以批評官方為罪名起訴,而是以賄賂或從事經濟犯罪起訴,例如山西省的記者高青龍(Qinrong Gao),他在2001年寫過一篇關於該省政府貪污的報導後,即遭到逮捕,並以經濟罪犯的罪名起訴。另外,還有像西方人所熟知的間諜或妨害國家安全等都是中共常用的罪名。

學者選擇迴避實質問題

文章指出,中國學術界中以經濟及政治等領域的學者最常誤觸禁區,另外社會學家也很容易誤觸禁區。為避免遭遇不測,赫茲表示即使明顯與理智相悖,他們仍會選擇迴避實質問題。

在中國國營企業中,雖然政治力介入才是關鍵,但他們的研究還是以其獲利力為焦點;在研究經濟策略機構及其發展時,他們不加思索地接受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對於中國的公司法,即使得知山西省政府及黨委規定所有當地的公營企業須服從黨令,卻必須故意忽略;前五十大國營事業的領導由中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指派,更沒有任何經濟學者敢於提出質疑;中國人民銀行總裁暨黨秘書周小川白紙黑字昭示以「三個代表」政治主張為基礎,「全面加速推動央行工作」,而在他們的研究中,周小川卻與一般央行總裁一樣。

五大產業部門85%至90%要職掌握在高幹子女手裡

文章說,更有甚者,一篇篇中國貧富不均報告,卻沒能揭露出中共3,220位黨部高幹及其2,93 2位子女,每個人擁有的財富總值超過1億人民幣,相當於1,300萬美元,金融、外貿、土地開發、重工業、證券五大產業部門85%至90%的要職都掌握在共黨高幹子女的手裡;一次次的經濟改革與轉型,其實是共黨高幹中飽私囊的工具;大規模的農地變更為都巿用地,又淪為地方「領導」「制度化強奪」的借口;地方高幹大手筆投資原本應已停業的礦區,又有誰知道他們是如何取得這些礦區的開採權。

國家統計數據根據中共特別需要編制

中國所有的經濟統計資料皆是國家統計局依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的特別需求而編製的。赫茲指出這些資料全是中共另有用意的政治文宣,所以他提出「一個具有對法律及政府持普遍仇視態度特徵的秘密社會(a secret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an attitude of popular hostility to law and government)」不正適切地形容了中共行事的內幕嗎?在韋氏新世界大學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裡,這也正是「黑手黨」的定義。

赫茲文中也坦誠,對於充斥在學術研究及教學之中的中共專用詞彙,如「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解放軍」等的名不符實,1989年「天安門屠殺」只能以「天安門事件」呈現,均無人提出質疑,甚至對於中共的政黨、政府及國會等詞都默認同西方社會定義。

非常態在中國都被視為是常態

文章指出,所有非常態在中國都被視為是常態,共黨文宣牢牢地附著於學者的腦中,所以研究報告強調經濟改革的成功,卻不見達成改革背後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使明瞭在勞改營的民眾未受公開審判卻無故失蹤、國安單位酷刑以及對法輪功的迫害,還是選擇繼續編造著一篇篇完美無瑕的研究報告。

世行等國際組織因利益對中共屈從

不僅在中國的學者對中共就範,赫茲認為就連世界銀行等其它國際組織,以及西方的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都因與中共有利益往來而對中共言聽計從。

有分析認爲中國經濟規模在2年內即將超越美國,西方社會國家與其投資與貿易往來也有愈趨密切之勢,甚至退休基金對跨國企業的投資,都維繫在中國的經濟,但西方國家了解中國這個國度及其統治者嗎?中共黨領導的變異人權觀點到何時會影響到西方國家政治組織及自由體制呢?就如同中共在研究及教學領域之影響。在中國的學者將個人利益擺放於誠信之前,往後又會對他們造成多少痛悔?

新聞來源﹕「學術」期刊(Academe)、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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