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65)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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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上) 

貧賤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勞教所從德勝門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門外原少管所的電網鐵絲網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見之後,勞教所的隊長竟讓我跟著潘雪媛回家看孩 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這是我和雪媛所沒有料到的。在欣喜之餘,我從家裏回所時帶了一些炒麵,與原中央美院教授高莊等人分而食之。這被「積極份子」悄悄地 匯報給隊長。隊長說「這是搞『拉攏』,是違反勞教所所規的行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連每月15日的接見,也只收下雪媛送來的鞋襪,而不讓我和她見面, 「以示懲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歸。
  
這樣,我與雪媛相隔十個月才見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在東城區沙灘附近公安醫院的那間小平房裡——
  
雪媛接到了監護我的徐幹事的告急電話,第二天上午就到醫院來了。她來時,護士同志正在繼續給我向外引流膽汁,鼻孔裡插著黃色塑料軟管,胳膊上還打著吊針。徐幹事在門口對雪媛說:「只能來看看,不能說話。」
  
我一見青黃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來,還有一股熱淚要往外湧。護士同志連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動,也不要說話。」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隻手,千言萬語並成了一句話:
  
「為偉會走了嗎?」
  
「會走了,」雪媛似乎也強忍著淚說,「也會叫『媽媽』了。我們都很好。你放心!安心養病,有了好身體,才會有一切……」
  
大約過了十分鐘,徐幹事說:「可以了。時間長了,會增加戴煌的疲勞,不利於治療。」
  
雪媛聽罷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轉身向門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見結束時那樣,緩緩地後退著離開了病床。退到房門口,她又站在那兒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約半分鐘才轉身離開了房門,而且轉過身時才抬起一隻手背,好像在擦眼淚……

                  二

病房一見相隔四個月,我才又和雪媛見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勞教所從安定門外搬到「良鄉機械廠」,我正式參加勞動之後。9月15日,一些 勞教人員與親屬接見時,勞教所的隊長讓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著進城拉東西的卡車進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興得了不得。
  
當天吃罷早飯,我們在「良鄉機械廠」大門口,被管教隊長按准予回家的名單一一查驗了姓名,才讓卡車出門。卡車上了公路開得相當快,而我仍嫌開得慢,因為自從與雪媛在公安醫院短暫的會面之後,不知道她與孩子這幾個月究竟是怎麼度過的。

我們在西單下了車,我直奔西單南面不遠處的石駙馬大街東口,由這東口向西走了100來米,向南拐進一條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號。我跨進28號小院,院內鄰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見是我,笑嘻嘻地忙說:「為偉她媽和為偉都在家。」
  
我抬頭一看,只見門簾和窗簾都拉著。我連忙大聲喊:「雪媛,我回來了!」一推門,只見雪媛面黃肌瘦,有氣無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著小眼平躺著,呼吸很緩弱。我趕忙抓起雪媛揚起的一隻手,急切地問:
  
「怎麼啦?你和孩子怎麼啦?」
  
雪媛沒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著,眼裡溢出了淚。
  
原來上個月為偉生了幾場病,雪媛陸續請了十幾天假。請假要扣工資,為偉打針吃藥又花了一些錢,這些錢都是向工廠的同事臨時借來的,所以上個月 雪媛只領到十天的工資,再還去向同事們的借款,再交新華社的一元零八分錢的房租和水電費,只剩下一塊六角二分錢了。靠這一塊六角二分錢,母女倆苦度了半個 月。為了讓為偉每天還能喝飽棒子麵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廠食堂光喝那不要錢的米湯或麵湯。這期間,她每天早晚抱著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鋪著水 泥磚的堅硬的人行道上,也覺得好像高一腳低一腳踩在棉花包上,而且兩眼常常閃火花,雙腿好像有許多小螞蟻在爬。
  
她明白,這是營養極度匱乏、身體極端虛弱的徵兆。雖然她很要強,「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個人樣,決不讓貧窮壓垮,決不給戴煌丟臉」,但她畢竟 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兩天前就雙腿打軟,再也抱不動孩子走不動路了。而家裏又空徒四壁,沒有一粒糧,她只得帶著孩子掩著門,放下門簾和窗簾,在家靜靜地躺 著,以節省體中僅有的能量。院裡的一位老太太心細,見她幾頓飯都沒動煙火,敲敲門問:
  
「為偉她媽,出了什麼事?」
  
「沒什麼大事。為偉病了,在家歇著。」雪媛在屋內應著。
  
「那為什麼不做飯?」
  
「吃餅乾,喝開水,省點事。」
  
其實「喝開水」是真的,「餅乾」卻一片也沒有。她始終沒向院內任何鄰居說一聲已兩天未進糧食。這是她從小在家過苦日子養成的一大秉性:再窮再苦,也不向別人討要一分錢一粒糧!

我聽罷雪媛的緩慢敘說,一腔苦淚奪眶而去。幸虧我及時回了家,又幸虧我參加了三個多月的勞動,身上帶有扣除了伙食費的70多元勞動所得。我熱切地安慰雪媛說:
  
「不要緊,我們有錢了!」
  
說罷,我端起家裏的一個帶著蓋兒的黃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駙馬大街東口對面絨線胡同口的四川飯店小賣部,買了一碗餛飩和一碗擔擔麵——因為我知道雪媛喜歡吃點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調羹。
  
「快吃吧,趁熱!」我說。
  
雪媛這才坐起身,顯得很興奮。她隨之也扶著為偉坐了起來,娘兒倆一人一口地吃起來,吃得很香。我坐在床邊看她們吃著,高興得掉著淚,邊掉淚邊 想:富蘭克林所說的「兩個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會直的」這條定律,只適用於那些得了「軟骨病」的人,而對雪媛這樣的人一絲也不適用的。因為這種人正 如貝多芬所說,是「行為善良與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
  
我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給雪媛娘兒倆買了糧,打了油,也買了少許雞蛋和魚肉。雪媛經過這一天半的調養,氣色略有好轉,精神也好多了。她抱 著為偉,乘2路無軌電車,把我送到永定門火車站。我將從那兒坐車到良鄉竇店下車,再步行到數里之外的「良鄉機械廠」戒備森嚴的大院。當列車啟動時,在月台 上的雪媛抱著為偉快步跟著列車向前走。叫為偉向探頭窗外的我招手並教為偉喊:「爸爸,下次再回來!爸爸,下次再回來!」當列車加速後,我看到她仍然抱著孩 子站在月台的最西頭,向離得很遠的列車凝望著,好像她的心也在跟著列車一道向前奔馳呼嘯著……

                  三

這次探家,我雖然把所帶的70多元錢全部交給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緩一口氣,但畢竟杯水車薪,難以改觀她的遠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儘管如此, 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節時,她和1964年的中秋節前一樣,給我蘇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塊錢,以盡從未見過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兒媳的雙重孝心:
  
第一,中秋節是我母親的生日,這十塊錢可以讓她老人家度過這個具有雙重意義的佳節;
  
第二,我被送進監獄之後,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對蘇北全家老少隱瞞著,只說「到很遠的地方學習去了」,主要由雪媛與老家保持通信聯繫。因此她一直盡其所能地保持著往常重大節日我給老家寄點錢的慣例,以表示我們這邊都「平安無事」,「請全家放心」。
  
而且,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絲毫覺察不到我們這邊發生了重大變故,她每次給我的老母或兄長去信,都請工廠裡毛筆字寫得好的老師傅代筆,每一個字都寫得規規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轍。
  
試問:天下能有多少這樣的兒媳與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調到團河農場三余莊「右派」勞教隊,每月在隊裡休息兩天,回家休息兩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勞教,每兩個星期都可 以回家休息兩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給孩子買六分錢一兩造型各異的動物餅乾半斤、桃酥或雞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帶的十幾元錢全部交給雪媛。每一 次,雪媛都為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興興。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來了……

                  四

雪媛經歷的「文化大革命」,先從石駙馬大街28號她所住的新華社那個小四合院開始。因為「黨和國家喉舌」的新華社往往都是得「風氣之先」的。而且這個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內的兩名「右派」和一名早把過去的歷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歷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覺了,新華社機關的一夥男女「造反派」到這個小院來「造反」。他們先喝令那個「歷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說他的家裏藏有小金人和地契,準備「反攻倒算」。他們一邊狠鬥這個「歷史反革命」,一邊向整個院子的人大聲叫嚷:
  
「這個院子裡的所有地富反壞右都不准睡覺,每家每戶都要嚴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麼妄想變天的東西,最好自己主動交出來,爭取寬大處理,免得我們動手,罪加一等!」
  
這時,雪媛在那小屋裡亮著燈,開著門簾和窗簾,抱著為偉不敢睡。她極為擔心:家裏有我寫的幾千張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積累的準備寫 小說的素材和構思,還有從抗日戰爭後我參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積累的大量寫作資料。如果「造反派」從這些文字中雞蛋裡挑骨頭,「那可是有口難辯 的呀!」她想著想著不禁捏把汗。
  
「卡嚓——」一個大響雷,跟著就是一陣大風吹來了大雷雨。那些「忠於毛澤東思想的造反派」只得倉皇撤退了!他們撤退時,當然沒有忘記甩下這樣的話:
  
「今兒個先告一段落,以後我們還要再來的!」
  
說完,就都撥腳走了。
  
雪媛這才一塊石頭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爐子裡燒了,又把許多最珍貴的資料收拾到一個鐵皮箱裡,準備轉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然後才哄著為偉睡覺。

第二天大清早,對面女八中(後改稱魯迅中學)的初中班的一些「紅衛兵」,又來到這個小院把著門口,說是要批鬥地富反壞右,不讓這些人出院子。 雪媛明知自己不屬於這「黑五類」之列,但畢竟與其中的「右」類有脫不清的關係,生怕這些孩子不懂事對她胡來一氣,不准她離開院門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 不到班,就算「曠工」。而「曠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裡鄰居家的一個男孩就在這群「紅衛兵」中,而且還跨著一條腿攔著院門口。說不定這群孩子就是他召喚來的。而在「文化大革 命」風起前,這個男孩和院子裡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擠在我們家的那間小屋裡,「請潘阿姨講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東郭 先生》、《孔明借箭》等等,聽得這些孩子都忘了吃飯。
  
「就憑這,這孩子也得讓我出院子。」雪媛這麼琢磨著。
  
於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為偉,到了院門口主動叫了一聲這男孩的名字,並沒話找話說:「你怎麼起這麼早啊?」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邁出了院門。別的孩子忙問這男孩:「這是不是地富反壞右?」這男孩只得搖了搖頭。雪媛這才脫了身,長吁了一口氣。

可是,在劫難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卻躲不過工廠。在所謂「深入揭批」鄧拓、吳□、廖沫沙的「三家村」時,雪媛所在的西城區二龍路噴漆廠,八 桿子打不著地把她列為「工廠『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廠平時開大會的最大一個車間的主席台牆上,有人貼出了一張大黃紙只寫有一行字的大標語:

堅持反動立場的大右派家屬潘京榮:只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

潘雪媛明白,這大字標語是工廠出納員寫的。而在1963年秋天,當雪媛堅決與我成了家,工廠迫於新華社的壓力,將要把潘雪媛從會計室趕下車間 「監督勞動」的時候,正是潘雪媛把將要接替她的連算盤也打不好的這位出納員等人,教會了打算盤和統計、出納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兩個月。等她們初步學會了 之後,雪媛才離開會計室下了車間。現在,這個徒弟「很革命」,要六親不認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強,她很快回了這個徒弟一張大字報:

×××同志:如果你是黨員,是廠領導,你叫我「不亂說亂動」,我就不亂說亂動!
                            
潘京榮

這張大字報一出,工廠領導立即發動廠內的許多群眾寫出大字報圍攻潘雪媛:

潘京榮:你說過你愛人是冤枉的,這算什麼話?
                   
×××××

潘京榮:你說過,說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榮:你說你沒有罪,你真沒罪嗎?
                    
王大明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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