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我的人生片斷━━因為兩篇小說手稿坐了六個大牢
紀念我的母親，她的靈魂於1988年3月11日清晨回歸天國，那裏不再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紅色貴族和白色賤民之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一
半個世紀以前，我出生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據說上海曾經被稱作是冒險家和投機家的樂園，可我對投機卻是一竅不通，因為我生性愚鈍。我的腦袋為什麼像一塊頑石不開竅？為什麼我不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去適應周圍的環境和形勢因而常常撞得頭破血流呢？我在大學生物系學的是遺傳學專業，便按圖索冀追溯到我的生身父母，他們都是雞蛋腦瓜，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投機的事。
由於抗日戰爭，我曾和母親分離過很長一段時間。我的童年是寂寞的，但我的小小腦子裏卻塞滿了幻想。每當我獨自一人，我就幻想自己是一名武士，和日本人進行著英勇的搏鬥，或者是一位將軍，統率著千軍萬馬，為祖國開拓新的疆域。我曾經對著一片竹林胡思亂想，把那一棵棵挺直的毛竹想像成是由我調遣指揮的戰士。我對身邊的大人們說：「它們都是我的兵。」我的話立即引起了大人們哈哈大笑，並且成為日後取笑我的一項內容。
有時早晨醒來仰臥在床上，我依稀覺得自己是一頭牛，正躺著等待屠宰，而從這種奇怪的幻想中，似乎品嘗到了一種特殊的快感。雖然我不知道其原因，但直到今日，我還是記得這種心理體驗。倘若佛洛德(Freud)還健在，我也許該去信向他請教。
同別的許許多多孩子一樣，我又懶惰又好吃。我厭惡做功課，特別喜歡桔子，揚梅，香蕉，番薯和糖果，簡言之，凡是甜的東西，沒有我不喜歡吃的。
我在小學開始學習英語。我也去教堂做過禮拜，聽到了一些奇怪的名詞，諸如聖經、上帝、耶穌基督、亞當和夏娃、諾亞方舟、天堂、地獄、魔鬼撒旦，等等。可是我從來沒有信仰過上帝。有一個星期天，牧師講完道以後，我大膽地趨前向他提問：「既然上帝無所不為，他能造出一塊他自己舉不動的大石頭嗎？如果他能造得出來，他就舉不動這塊石頭；如果他造不出來，也就不是無所不為的了。」這是我盤算了很多日子以後提出來的挑釁，以表示我對上帝的權威的懷疑和挑戰。牧師並沒有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大發雷霆；相反，他微笑地伸出一隻手撫摸著我的頭，對我這個斗膽褻瀆並否定上帝的迷途羔羊沒有一絲一毫責備的意思。若干年後，當我踏入大學門檻，僅僅因為誠實地表達了內心一丁點兒的想法而歷盡坎坷和磨難，再回想少年時代這一幕，不能不對這位牧師有所敬仰，雖然我今天仍舊不信仰任何上帝。寬容是美德，但不是人人都具備這種美德的，尤其是那些把權力死死地攥在自己手裏不放的形形色色的獨裁者。
我開始上中學是在中國大陸政權易幟以後。初中時代，我希望長大了當一名工程師，這也是當時上海大多數中學生的願望，還流行著一句話，叫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句話反映了社會經過激烈的動盪和大變遷以後，不少上海人放棄了昔日對大富大貴的嚮往，轉而萌生了求穩求實的心理，希望謀求一個比較牢靠、可以不受政治變遷影響的職業，說白了，就是憑技術、憑本事吃飯，以求終身維持一個小康的水準。畢竟，人們首先關心的是物質生活，在中國這樣貧困的國家更是如此。那時，上海絕大多數工廠是私營企業，工程師的工資相對地比社會上其他人要高得多，而且在政治上不是打倒的對象，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很多人羡慕。「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許多中學生奉為金科玉律，成為鞭策和激勵他們學習的動力，但也因此在平日的學習中出現了重理科輕文科的傾向。數十年過去了，隨著時代的變遷，當執筆寫本文的時候，我在東北的阜新市不止一次聽到了一個嶄新的說法：「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人們往往把青年人找不到好的出路歸咎於「爹媽沒出息，不是當官的。」
進入高中以後，我對文學發生了興趣。我喜歡讀拜倫、雪萊以及莎士比亞和普希金的作品，也喜歡海涅和哥德，雖然讀的並不多。我迷戀上了文學，也正是文學教會了我熱愛真理，憎恨邪惡。我是一個狂熱的幻想家，我夢想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小說家。我把夢想付諸於行動，在高中時代就開始嘗試小說習作，無非是胡思亂想編故事，談不上有什麼文學價值。我也寫詩抒發內心的情懷。我還記得寫過這樣一首「詩」，內容彷彿是這樣的：
我是一團烈火喲！
烈火燃燒著我的頭。
烈火燃燒著我的心。
我無法平息下來啊！
我只能永無止息地奔跑。
我只能聲嘶力竭地呼號。
我奔跑，我呼號。
請聽我骨髓吱吱作響。
我要食我的肉，
我要喝我的血。
我無法平息下來啊，
我是一團烈火喲！
我奔跑，我呼號。
請聽我骨髓吱吱作響。
我要鑽進寒冷的冰箱，
冰一冰白熱化了的神經。
我無法平息下來啊，
我是一團烈火喲！
不難看出，這首詩模仿郭沫若的《女神》裏的一首詩，應該說是十分拙劣的抄襲之作，但它確實反映了我內心狂飆的青春風暴。似乎每個人都要經歷這樣的青春風暴，但體現在我身上好像特別強烈和兇猛。
因為用腦過度，我得了神經衰弱。但我沒有懸崖勒馬，繼續瘋狂地胡思亂想下去，為小說也為我自己編故事——我幻想將來寫出如何偉大的小說，如何受到人們的歡迎和尊敬，我每到一地都有鮮花和掌聲迎接。我的神經衰弱愈來愈嚴重，最後發展成為終生不治的頑疾，給我帶來了很多痛苦。今天回想起來，實在是太愚蠢太可笑也太不值得了。這是我的文學夢的第一個直接後果，也是我的人生中的一個大大的敗筆。我想起了已故蘇聯作家伊裏亞•愛倫堡的話：「學跳舞越早越好，搞寫作這一行要晚。」
1955年，神州大地忽然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在運動大規模「揭幕」之前夕，我在校圖書館讀過隨《文藝報》附發的胡風上書黨中央的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書，據說有三十萬字。我雖然不懂文藝，但因為愛好文藝，我也對胡風的「意見書」頗感興趣，一字不漏地讀下去，覺得似乎很有道理。我也讀了小說家路翎因為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公正批判而寫的辯護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這篇文章長達四萬字左右，也就在附發胡風《意見書》的同時，開始在《文藝報》分期連載。我以前就喜歡路翎的小說，因為他的小說深入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現在我對他的自我辯護文章也不乏欣賞，認為有理有據，令人心服口服。孰料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各大小報刊的一篇聲討聲，調門愈來愈高，最後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定為鑽入革命陣營內部的「反革命集團」。我對此極為反感。我認為胡風上書黨中央是忠於黨的表現，即使他的意見全部都是錯的，他也有這個權利。光憑報紙上披露的幾批私人書信材料就把他們定性為「反革命」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明顯地違背了不久前剛剛向全國人民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但我不敢把內心的想法暴露給周圍的同學。在這以前，我曾經因為口無遮攔，心裏想啥就說啥而被「要求進步」的同學彙報給班級團支部，我為此受過不止一次的批評，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的人。然而，心裏有話憋著不說出來是難受的，我最後還是對黃任軻說了。
黃任軻和我是同一屆，但不同班。我們是在圖書館閱覽室相識相熟的。作為一個中學，當時上海中學的圖書館應該說是很不錯的。它有不少藏書，還有單獨一棟樓。二樓是兩個大閱覽室，西邊那個陳列報刊雜誌，東邊那個則開架擺放著一些世界文學名著。我不是一個讀書用功的學生，不肯把時間都投入所學的那幾門功課上，喜歡光顧圖書館那兩個閱覽室。黃任軻很少去報刊閱覽室，但卻是東邊那個閱覽室的常客。我們都喜歡莎士比亞。對巴爾扎克似乎也都很感興趣。我讀過好幾部巴爾扎克的小說，如《邦斯舅舅》、《葛朗台•歐琴尼》、《貝姨》等。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黃任軻曾經用手勢向我繪聲繪色地描繪巴爾扎克深夜卷起袖子伏案寫作的情景——不知道他是從哪本書上看到的，還是單憑自己的想像。
我向黃任軻坦陳對胡風問題的看法，原以為會得到一個知音。不料事與願違。雙方各執一詞，爭得面紅耳赤。我發現他的論點全是照搬報刊上的話，原來不喜歡看報的他，這些日子每天必讀《解放日報》（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我後來猜想可能和他母親有關。他卻認為我很糊塗，受了胡風及其黨羽的欺騙。他當然沒有認為我也是胡風分子。他要我一定要相信黨，學好報紙上公佈的材料和相關文章，積極投入到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的偉大運動裏去。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這以後，我們繼續交往，誰也不提胡風的事。畢竟，我們除了喜歡文學，還有另外一個共同點。我們兩人都不是團員（當時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也沒有遞交過入團申請書或表示過入團的願望（連內心深處都沒有），更沒有為了入團而積極表現自己。兩人都喜歡我行我素，自由散漫，不願受集體管束。因此，在周圍某些「要求進步」、積極爭取入團的同學眼裏，我們兩人都是不要求進步的「落後分子」。黃任軻不但和集體主義格格不入，甚至還有些孤芳自賞——這是我個人的感覺，難怪還有人把他視為一個「怪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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