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華(30)

附錄一:我的人生片斷
張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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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被提審過兩三次。擔任主審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胖子,穿著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兩側,各坐著一名穿便服的人。一個是瓜子臉,細高個子,後來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長,叫丁志良。另一個顯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說的是帶著濃重上海腔的普通話。那胖子一會兒笑容可掬,勸說我坦白交代,還有出路;一會兒又吹鬍子瞪眼珠,罵我不老實。丁志良動不動就暴跳如雷,拍著桌子破口大駡。但是,不管他們如何粗暴,那位負責押送我的年輕獄警卻很斯文。他三十歲左右,身材修長,穿著一身乾淨整齊的的改良中山裝,對我說話很有禮貌。每次打開牢門提審我,他總是伸出右手,做出一個漂亮瀟灑、表示「請」的姿勢,彷彿是請我去赴宴似的。審訊完了送我回牢房,他也是同樣用這個優美的「請」的姿勢,好像我不是犯人而是一位貴賓。天哪!他對我是怎麼想的呢?
提籃橋監獄歷史悠久,中外聞名。早在孩提時代,我就聽說過了,知道那裏是專門關押「壞人」的地方。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就曾經是這裏的長客。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了「壞人」,有機會親自體嘗一番這裏的鐵窗風味。但我畢竟不是這裏的長客。約莫過了一個星期,我被押送到天津,關在和平區看守所(外面掛著「公安和平分局」的牌子)第五牢房。其時正值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出籠之際。全國各地都要學習他的文章,連犯人也不例外。牢房裏的犯人頭子——由監獄當局任命的學習小組長,天天領著我們念《全面專政》,還要討論,據說這篇文章是改造所有犯人的最銳利武器。
這個第五牢房,包括裏面一個小小廁所在內,不過20平米光景,卻關押著四十多名犯人,其擁擠程度可以想像。白天,我們分成三排蹲坐著,互相你擠我,我擠你。全體犯人一律只准用兩種坐姿,由犯人頭子隔一段時間下令變換——我這才體會了「蹲監獄」的「蹲」字的滋味。夜晚伸不開身子,只好你的頭靠著我的腳,我的頭依著他的腳,首尾相接。平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側立身子互相擠疊著睡覺,如果有誰起來解手(晚上解手用不著舉手喊報告請示同室犯人頭子恩准,這大概是監獄當局對犯人所施的仁政),他原來的位置(由犯人頭子指定的)立即就會被左鄰右舍填擠掉了,他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從兩位鄰居中間猛插進去。犯人們常常為了幾釐米的空間而互相廝打。這些犯人,絕大多數是刑事犯,而且以「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居多,其中有流氓、小偷、慣盜、詐騙犯、搶劫犯、殺人犯、強姦犯、姦污幼女犯……還有一名據說是因為姦污女屍被家屬發現而被捕入獄的火葬場工人,後來又關進了一個教唆妻子賣淫的中年人,真是形形色色,豐富多彩。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深受侮辱。而且,我還受他們的欺負和毆打。監獄也是一個小小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成員也是分等級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監獄當局對他們最狠,而且還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視和欺負。刑事犯們常常拍著胸脯,趾高氣揚地說:「毛主席說了,我們犯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敵我矛盾,和我們不一樣。」
這幾句話,我在不同的監獄裏,從不同的刑事犯的嘴裏,聽到過無數次。原來,這幾句話正是反映了監獄管教人員的思想(少數文化水準較高的例外),也是管教人員有意向刑事犯們灌輸的。
我讀過一些外國,主要是俄國政治犯的回憶錄,知道國際上有公認的準則,政治犯和刑事犯在待遇上是有區別的,即使被認為是最殘酷的沙皇俄國,也是如此。因此,在天津接受第一次提審的時候,我首先提出了抗議,聲明自己是政治犯,決不能和流氓、小偷這些烏七八糟的刑事犯關在一起,否則我拒絕接受審訊。
「放屁!」丁志良咆哮著沖過來,向我背部猛揍一拳。「我們國家沒有政治犯,大家都擁護共產黨。你是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那個胖子(這次他改穿便服)也過來幫忙,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我的大腿,他邊踢邊嚷道:
「你這個反革命還敢不老實!今天就讓你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看你還老實不老實!」
「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這是丁志良的聲音,他又向我的臉上送來一拳。
我的鼻子和牙齒被打出了血,他們終於住了手。這時,一個穿呢子衣服的高個子用心平氣和的語氣說道: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等的社會基礎,是他們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還要壞。」
回到牢房後,我宣佈絕食以作為繼續抗議。然而,我再次遭到了毒打。不過,這次是犯人頭子授意他的左右手——叫做「願意接受改造的犯人」打我的。我的抗議失敗了,或者也可以說,我變得成熟了些,終於明白:在張春橋式的「全面專政」下,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我必須面對現實。
而現實是嚴峻的。對我的審訊由三方面人員組成:前面提到過的那位胖子,是代表天津市公安局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官階,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南開大學保衛處派出一名因搞「階級鬥爭」有功而新提拔的科長,他也曾去上海參加對我的捕捉,從上海西法華派出所到提籃橋監獄的吉普車上,他一直猛按著我的頭不許我張望;在押送我來天津的火車上,他洋洋得意地問我:「你在南開大學那麼多年,認識我嗎?我也是南大的。」阜新方面以新提拔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彥為首,成員包括兩名科長(丁志良和那位穿呢子衣服的高個子,可能姓劉),以及一名姓金的幹警。這個「聯合陣線」是在漫長的審訊過程中漸漸被我摸清底細的。看來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想通過我的招供,在南開大學打出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也是把我押送天津審訊的原因。因此,在對我進行審訊的過程中,也就同時在南開大學到處調查和我有聯繫的人。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個正直、富於同情心的人,常常要為他的善良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即使是在戰爭年代流過血、出過力的老幹部也不例外。那個我不願意再提他名字的「朋友」,在捧著雙手獻上我的小說手稿以後,又轉而揭發徐明所給過我的難能可貴的説明。當時徐明正在住院,被工宣隊從醫院里拉出來質問,在全校大會上指責徐明「喪失共產黨員立場」,和「反革命分子」關係密切。徐明被撤銷原職務,從人事處調到體育教研室,幹著勤雜工的工作,連工資也受到影響。他的大女兒中學畢業後,也為此不能分到正式工作,只好去幹臨時工。
在南開大學,因為我而受株連被審查者,遠遠不止徐明一個人。限於篇幅,恕我不能逐個點名了,希望這些朋友諒解。但是,這裏我不能不提一下清史學者陳生璽教授。陳原是我國史學界老前輩、著名學者鄭天挺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在中共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以後,我國首次設立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南開大學歷史系總共有三個副博士研究生。經過「偉大的反右鬥爭」,兩個被打成了「右派」,陳就是其中一個;剩下的那一個則成為「內定右派」(即不向群眾公開宣佈,由黨組織內部掌握的「右派」),被取消研究生資格,打發到邊遠的黑龍江去工作。順便提一下,當年南開大學副博士研究生最多的是物理系,該系的全部副博士研究生百分之一百都被打成了「右派」,一個不剩,乾淨利索。
我和陳是在「右派分子」勞改隊認識的,我們兩個人同屬勞改隊的基建組,白天一起勞動,晚上則在一起念同一本「右派分子勞改經」。
陳教授出身農村(陝西省乾縣人),衣著樸素,治學嚴謹,我總覺得他的生活有點近乎「苦行僧」。他為人厚道,樂於助人,平時言語不多,但思想敏銳,見地深刻。勞改隊免費為我們兩人的友誼鋪設了一座堅固的橋樑,我們的友誼經受了三十多年風風雨雨的考驗,直到今日,他每出版一部著作都要贈送我一冊以寄託情誼。陳教授在清史領域的造詣,使得遠在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同行們,也不時寫信與他切磋。以他的《明清易代史獨見》為例,出版以後,短短一年光景的時間內,《光明日報》、《清史研究》等報章雜誌,竟然先後發表了九篇專家評論,一致予以高度評價。據我所知,他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西方哲學,也有一定的研究,雖然他從未撰寫過這方面的論文。就是這麼一位清心寡欲、除了埋頭學術研究、別無他求的學者,在極左路線的干擾下,被打發到圖書館長期當一名借書還書的小職員(當然,他並沒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以超人的意志悄悄地做學問,每天晚上和燈光做伴到十二時以後,他的日曆從來就沒有星期日這一天),直到1978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遇,他邂逅前天津市市長胡昭衡,在胡的親自干預下,加上當時還在世的鄭天挺老先生大力舉薦,前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臧伯平(後來調到北京當過高教部副部長)這才萌發了慈悲之心,陳終於在將近知天命之年,結束了長達十八年的圖書館小職員生涯,那時他的鬢髮早已斑白了。當然,這是後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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