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6日訊】中共一向稱自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愛國者，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最高典範。但它的起家史表明，它不僅是一個典型的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賣國賊，而且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頭號賣國賊。
一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中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的目的。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整個過程來看，不僅建立中共的理論基礎來源於蘇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體設想也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共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中共不僅是蘇俄對中國進行政治滲透和擴張的產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兒子黨」。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表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
這種與生俱來的出生「胎記」，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為蘇俄的在華利益服務。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裡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稱：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加入現在世界上的某個「民主聯邦」。這裡所謂的某個「民主聯邦」，它沒好意思說出口，其實就是中共的主子蘇聯。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1924年7月，當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
中共在「中東路事件」上的表現更是把它的的賣國賊面目暴露得一清二楚。1929年7月，中國東北地方當局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1919、1920年蘇俄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不料蘇俄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於1929年8月宣佈與中國斷交。斯大林並調動10萬大軍，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兵分東西兩路，進行阻擊和抵抗。史稱「中東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給中共發來指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俄，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又頻頻發來電報，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俄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俄』，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時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稱：「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對蘇聯武裝進攻的開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60號通告，標題是「執行武裝保衛蘇俄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於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中華民國政府軍，使之難以北調抗蘇，與蘇俄在北方的武裝侵華里應外合。近年來被中共媒體炒作的黑瞎子島，就是在這次「中東路事件」中被蘇俄強佔的。在蘇俄公開武裝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中共竟為一黨之私甘當漢奸、走狗，出賣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正當中國國難當頭之際，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產國際就電告中共中央機關：「必須趁著日本侵略軍侵佔中國東北，要更進一步的武裝保衛蘇聯。要在中國發動暴動，罷工，遊行，示威，來奪取或推翻國民黨南京政權」。
趁著國民政府軍從江西抽調部隊北上佈防，中共紅軍立即擴張，攻陷了贛南的數縣。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發動土地改革，發動武裝暴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第十四條赫然宣佈： 「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一國」。此條款用意已在前論述，就不在此重複了。日軍侵華固因其軍國主義野心膨脹，但又何嚐沒有當時被稱為「赤匪」的中共在中國境內頻頻生亂，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二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上世紀面臨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機，也可以說是檢驗一個中國政黨究竟是不是真愛國的試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愛國，那麼，當日軍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它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與國民黨一同齊心協力抗擊外敵，但中共的所為恰恰相反。雖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卻處處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之機，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實力，為日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做準備。
在中共看來，中日戰爭不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正如毛澤東多年後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所說：「蔣、日、我，三國誌。」因此，與日本開戰後，中共堅持紅軍不打正面戰場的戰鬥，只在側面做游擊隊協助，蔣介石同意了，其實中共連側面襲擊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揮官們等日本軍隊擊潰國民黨軍繼續往前推進時，在日軍後方佔領土地；它還命令自己的部隊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大力收編潰散的國民黨軍隊。毛澤東不斷地給指揮官們發電報說，「要以創造根據地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為主」。日軍席捲過山西時，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總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佔地，按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在1938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
毛為打內戰開綠燈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佔上風。到1940年1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八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兩千五百萬人口。是年22日，中共給莫斯科的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又全殲六千國民黨軍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10月初，新四軍在黃橋一舉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軍隊，擊斃兩名將領。
50多年來共產黨自我吹噓的抗日戰績，不過「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而已。「平型關大捷」殲敵一千多人，襲擊的是侵華日軍輜重部隊。而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卻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認為此舉幫助了蔣介石，暴露了中共軍隊的實力，違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秘密決定「七分自我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內部指示。第三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提到，「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 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
抗戰期間，中共不但不積極抗日，還與日本軍部及汪偽政權勾結，共同反對積極抗日的國民政府。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中共情報要人潘漢年的傳記，都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裡的種種工作。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1949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正如歷史學家、《中共壯大之謎》一書作者謝幼田所指出的那樣：「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份，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八年抗戰，兩千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卻把它變成了一個擴充實力，與蔣介石爭權的良機。結果，在這場民族自衛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戰結束時是三比一。
難怪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時，曾為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行道歉，毛卻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三
抗戰結束後，中共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蘇俄的援助。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而蘇俄所援助的這些軍用物資都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更是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棲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制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四
（外)蒙古原本是中國的一個省。但是蘇俄出於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劃將其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成為自己的附屬國。
1945年2月11日，蘇聯和美英在雅爾塔達成了協議，同意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的第一條為：「(一)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當時的形勢是，國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獨立；美國堅決反對蒙古獨立；英國不反對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蘇友好同盟協議的條件是蘇聯不能協助中共和蒙古人民黨以及新疆的獨立分子搞蒙古獨立或新疆獨立。但後來實際上蘇聯卻違犯協議，幕前幕後操縱和極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鬧獨立。
在蘇軍從東北三省撤軍後，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命令中共馬上發動革命從國民政府手裡奪取東北三省，同時命令蒙古人民黨馬上革命搞獨立。由於蘇聯操縱蒙古獨立，違犯雅爾塔會議決定和中蘇協議，所以蔣介石拒絕簽雅爾塔協議真本。國民黨政府雖然堅決反對蒙古獨立，但還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選擇，同意蒙古人民進行公投。
然而當時在蒙古許多地方，蘇軍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獨立，而且蘇軍也參與了投票。（註：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公民表決是公民在沒有外國駐軍的情況下自由表決。） 因此，美國聯合國代表離開外蒙古後拒絕承認蒙古獨立。之後蒙古從1946開始12次派代表團到中國談判要求簽署友好協議承認蒙古獨立，國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員會拒絕了他們的獨立要求，也拒絕了他們交換地圖的要求。從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華民國的地圖裡。
但是投靠蘇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卻一貫支持外蒙獨立。毛澤東1939年就明確指出外蒙古是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在中國境內，中共甚至先於偽滿洲國政府公開承認外蒙古是獨立國家。1949年10月16日，毛澤東宣佈與蒙古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當時全世界只有蘇聯、中共和蒙古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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