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6日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是我們聽起老繭的一句話，彷彿中國從此太平安康了，其實中國人有今天的苦難真是拜這副「萬能藥」之賜。請允許我有一點輕微的褻瀆，我實在控制不住——雖然我現在發表公共論題時，常以胡適先生公開表明態度，但言說理性，態度沖和的風度自勵，他很少反諷，出言亦不刻薄，但我實在修為不到——這就像妓女們大聲高呼：男人們不僅一聲炮響，還給我們送來避孕套，愛滋病問題從此全部解決了。去前年我在敝博寫幾篇談蘇聯為何在中國危害甚重，我們為卻認賊作父，以敵為友的原因。這些文章有《誰是我們的朋友？》（上、中、下）、《蘇聯是如何危害中國的》等，大家不難查看，我就不再贅述。蘇聯之害中國，絕不在日本之下，其蠶蝕中國領土，即令是今天也沒有停止過。日本與蘇聯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之深重，讓我們今天生活裡的諸多方面都在承受這災難的苦果。
12月31日於感冒中迎接新年，開讀邵建先生的《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一書，我認為這是最近幾年來大陸所出關於胡適研究中很好的書之一，我想這可能也是2008年我將推薦的本年度中國人寫得很好的書之一（當然他的書也非十全十美，以後再議）。這書亦是出李懷宇兄《訪問歷史》的曹凌志先生所出，讓我在此向他表達謝意。過新年時我唯一出主動發出的一條祝賀短信便發給了他，祝賀他出了這樣的好書。邵建先生近幾年的文章越寫越好，其看問題之深刻敏銳，其行文平時淡定，客觀理性，真有一種胡適先生的「清明的理性」。在書中邵建很有問題意識，但絕不強作比附，也沒有什麼影射，常是就事論事，並讓你眼前一亮後，馬上有「原來如此」的椎心之痛。我們如今依舊在受苦受難，但我們要力求知道我們受苦受難的根源，其中根源之一便是蘇聯對中國的禍害性利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這樣的流血暴力革命後，蘇聯到處找盟友同伴，歐洲擴張不得，便找到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蘇聯帝國歐亞，因之而成了一個從來都是專制與自由攪在一起的二尾子國家。如果說他在國內還有幾許自由特性的話，他在外交中從來都奉行的就是擴張和霸權政策。他對中國的蠶蝕鯨吞，從清朝初年開始這三百年間從來沒有間斷過。現在我們來看看他們怎樣利用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就在蘇聯在利用中國來反對美國，高喊反帝的時候，其實他最大的帝國主義，他攫取的中國領土少說也有二百萬平方公里以上，他將蒙古分裂出去，當作自己的殖民地，同時將九萬平方公里中國土地——唐努烏梁海攫取為自己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都是在他高喊與中國友誼的情形下完成的偷盜「壯舉」。可是國民黨尤其是共產黨為了黨派利益，把國家的領土及人民當作換取自己一黨私利的工具。只要對自己暴力革命和發展壯大有好處，能賣則不妨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乾脆誤導輿論，愚弄民眾，認賊作父。孫中山在二十世紀固有他的功績，但所幹的短視之舉，指不勝屈，今日中國的災難也有他種下的因。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他包裹起來，認為他是精神領袖，彷彿他真為中國強大在努力。袁偉時先生力發其陰，王怡痛說其是「亂臣賊子」，這都是不是空穴來風，你只要看看胡適在二十年代對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批評，你就知道胡適是多麼有遠見。我曾說過，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崛起的中國諸種政黨（台灣八七年解除黨禁後有所變化），都是政黨其表，黑社會其裡的幫會組織，根本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喊著動人的口號，謀著一黨之私利，於今為烈。
1990年後，蘇共的檔案解密，1997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聯共（布）、共產黨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你就知道蘇聯是如何步步為營危害中國的。我們要記住來中國的加拉罕、鮑羅廷、越飛等人，不是來中國玩的，是奉蘇共之命來把中國搞得越亂越好，扶植親自己的政權，以便在中國謀利。他們直言不諱地說：「主要是廣州政府（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政府——冉注）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孫中山為了短期利益聯俄容共，其實最終害了國民黨，這已經歷史證明。任何短視的政治努力會取得一時之效，卻會吞下長久的毒藥而亡。孫中山來個權宜之計，共產黨來個將計就計，蘇聯人最終來個一石二鳥，不管最終你何人當政，我的目的就是殘害中國。這兩黨都從各自的私利出發，自以為得計，其實都只不過是蘇聯來藉機發動遠東革命，在中國製造流血革命，他們通過運動學生（所以中共便搞學生運動，五卅慘案的深層背景便在於此）而政黨，政黨而政府，最終實現自己控制與攫取中國的目的。邵建說當時國民黨、共產黨都沒看到蘇聯之害，我認為邵小看了他們的陰謀詭計，我認為這是明擺著的事，不會看不出來。但是他們不願說出來，因為這裡面也有這二黨的陰謀詭計。只有像胡適、徐志摩這樣有眼光的、超越黨派利益的知識分子，才在那個時候包括在《晨報副刊》上討論俄國問題，說俄國絕非中國人之福，是中國人的心腹大患。可惜在被煽動的民情滔滔下，這樣理性而有遠見的聲音，被淹沒得幾乎沒有多少人聽見，即便偶有聽見，也限於眼光與識力，而無法窺破蘇聯的實質。
十月革命後，蘇聯公開說放棄一切在華利益，其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兌現，只是口惠而實不至，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便開始歡呼，大喊蘇俄萬歲。後來他們當中雖有人已經意識到俄國的災難，但囿於黨派利益，或者不以求真為目的，不願認錯。邵建在這書裡很好地分析了以1922年為例，到底誰是真正殘害中國的帝國主義，那無疑就是蘇聯。此年美國聯合九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給中國帶來了實質性的好處，讓日本將青島歸還給了中國；英國成立了庚款委員會資助中國教育；而蘇聯卻藉此將內蒙分裂出去，成為他的殖民地，成為他在遠東瘋狂攫取中國利益的橋頭堡。至此中國的苦難世紀已然注定，因為中國從來是蘇聯利益的一棵棋子，直至今天也是如此。所以邵建說，歷史應該記取1922年！美國也曾為通商口岸的獲得，曾經危害過中國，但他從來沒有割佔中國一寸土地，蘇俄則清初開始，到蘇共掌權時代，不停地蠶蝕中國領土，但從國民黨尤其共產黨卻認賊作父，反倒是把西方國家中惠我們最多的美國（當然這裡面有他們的國家利益的衡量，但我們要看一個國家在謀取利國家利益的同時，是如何給我們真正帶來好處的），當作我們的敵人，這樣的顛倒黑白，實在有重新認識的必要。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毛澤東是從一黨利私來解決與認識的。而我們必須從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民以及真正民族、國家利益來衡度。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可以看出，民主自由是民眾及國家的最大利益，而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是我們真正意義上值得注意的朋友，而不是在外交上看誰壞——如朝鮮、古巴等——就去認這些孤立的獨裁者作朋友，來牟取一黨之私利。四九年後的反美，完全是一黨之私利以及蘇聯操作的惡果，把一黨之私利凌駕於個人、民族、國家利益之上，就會繼續貫徹誰最壞誰就是我們的朋友的意識形態外交政策。
2007年1月5日8：31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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