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新唐人記者蘭青林丹報導）今年是中共開展的「大躍進」運動五十週年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週年。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十月十七日到十月十九日在美國聯合舉辦了題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據悉，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六十多名學者參加了會議。
五十年前的「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狂熱的「趕英超美」的運動，其表現為經濟全面冒進，其結果是造成了四千萬中國人在大饑荒中死亡的人間悲劇。
三十年前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污腐敗猖行；貧富懸殊；民怨沸騰，終於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的爆發。
與會學者就「從大躍進到大饑荒」和「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兩大主題發表了精彩的演講。我們將陸續將部份學者的文章或錄影發表於此，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今天我們首先刊登的是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的回憶文章《中共「價格闖關」的真相及其政治後果》
趙紫陽於1987年秋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當時不少期待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國人以為，在思想開明、行事磊落的趙紫陽領導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將出現新的大好局面。很少有人知道，趙紫陽當時的處境其實十分艱難，他雖然熟悉經濟問題，是中共歷任領導人中對中國經濟現狀以及應該如何改革瞭解最深的人，但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構想去改革。因為他不但面臨以陳雲、姚依林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官僚體系的暗中掣肘抵抗，還不得不面對一個完全不懂宏觀經濟管理的總理李鵬。更複雜的情況是，聲稱不問國務院日常事務的鄧小平不安於「垂簾聽政」，還要直接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決定。
1988年初夏，鄧小平自以為是地擅自宣佈要「價格闖關」，結果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失控，但他闖下大禍後卻將責任一推了之，既不願意阻止陳雲、姚依林趁機阻撓經濟改革的舉措，也不願意出面承擔本應由他自己來承擔的政治責任，而是怯懦地讓並不贊成鄧小平主張的趙紫陽出面向全國民眾認錯，以保全鄧小平自己的臉面和地位、維持其「一貫正確」的形像。結果，趙紫陽的政治形象和實際地位因此大受傷害，而反對經濟改革的陳雲、姚依林等人則在經濟決策方面佔了上風，並為日後「六.四」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從1988年圍繞經濟改革的政壇風雲可以看出，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下，趙紫陽秉持良知，為推動經濟政治改革所作的種種努力是何等的艱難不易。「價格闖關」錯誤決策的失敗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此後不久，1989年春以學生為主要力量的民主運動爆發了，趙紫陽面對黨內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堅持反對鄧小平用野戰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決定，並因此離開了政治舞台，一直都沒有人身自由。如今中國的御用學者把八十年代改革決策過程中的種種真相遮掩起來，把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這頂桂冠戴在了鄧小平的頭上，同時淡化甚至抹殺趙紫陽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和貢獻。其實，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的大多數方案主要是趙紫陽主持制定的，而鄧小平只直接「設計」過一項具體的經濟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但這卻是一次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錯誤決策，還未施行就宣告失敗，而且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然而，這個錯誤決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卻把政治責任轉嫁給無辜的趙紫陽，讓趙紫陽代他受過。
筆者時任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代表體改所參加過國務院、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這一時期有關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多次討論會，了解「價格闖關」決策的幕前幕後情形，也到趙紫陽辦公室參加了數次小範圍的政策討論，比較瞭解趙紫陽的思路，算是「價格闖關」這一事件決策過程的一個親歷者。現根據當時記錄撰寫此文，以說明真相，讓世人瞭解被官方文字所遮掩的一段史實，也希望澄清了的事實能還趙紫陽先生以公道。
1988年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膠著階段，風波疊起。當時，城市經濟改革早期的「放權讓利」、「廠長經理承包制」和價格體系「雙軌制」的正面效應釋放殆盡，其負面效應開始影響經濟的穩定，主要表現就是通貨膨脹蠢蠢慾動。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改革還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都停滯不前，而以陳雲、姚依林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系統則抓住通貨膨脹現象，試圖否定經濟改革的方向，恢復對經濟系統的全面性行政管控。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盲目的急躁冒進情緒開始抬頭。在高層決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擔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鐵映。這種看法把經濟改革過程中新舊體制並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貨膨脹簡單化地理解為「雙軌價」的產物，以為儘快實行價格管理體制和價格體系的徹底改革，把「雙軌價」合而為一，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所以這種主張視快速完成價格改革為一場「攻關」任務，認為只要當局痛下決心，嚴令「攻關」，就能一舉完成價格改革，從此太平無事。為給自己找論據，持此主張者提出了「長痛不如短痛」這樣的口號。筆者1988年3月曾當面聽李鐵映談過這樣的主張。
其實，那時一些實行經濟改革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等國的經驗早已證明，如果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不能徹底改革、企業制度不能徹底改革，上述企圖只會造成一輪又一輪的物價上漲，不合理的價格結構會在這個過程中「復歸」如初，「短痛」必然變成「長痛」，最後除了造成經濟動盪，別無它用。1986年體改所十八人代表團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以及1987年匈牙利經濟學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都注意到這個經驗。趙紫陽聽取匯報後，根據他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經驗和直覺，基本上接受了這一判斷。八十年代見過趙紫陽的著名西方經濟學家對他理解現代經濟問題的能力都交口稱讚，可以說，中共執政之後的歷任國家領導人中，在這方面其他人都難望其項背。
然而，高層決策圈中具有趙紫陽這樣睿智的人卻絕無僅有。像李鐵映這樣的缺乏現代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們更容易接受像「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的簡單化口號和單線條思維。糟糕的是，對既未受過現代正規教育、也不懂宏觀經濟的鄧小平來說，最容易打動他的，恰恰是「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之類帶軍事術語色彩的觀點。儘管鄧小平對經濟問題完全外行，在中國的決策體制裡，以軍委主席身份「垂簾聽政」的他卻偏偏擁有對財經事務發號施令、直接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的權力。趙紫陽雖然明白「價格闖關」是兒戲，卻無法讓缺乏足夠知識的鄧小平理解這一兒戲的荒謬。
至於1988年3月起任國務院總理並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鵬，就更不懂複雜的經濟道理了，他對一些基本的經濟管理常識都不甚了了。1985年夏筆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工作時，李鵬剛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經濟形勢，筆者全場聽完了這次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代為起草的，李鵬只不過是讀一遍而已。但他好像不滿足於照本宣科，讀稿過程中脫稿解釋了兩個名詞，「工資總額」和「物價指數」。可惜，這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對這兩個大學本科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的解釋，全都錯得離譜。以這樣的知識基礎主持國務院工作，李鵬在1988年「價格闖關」的決策過程中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長痛不如短痛」觀點的鄧小平，突然決定要直接干預具體經濟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一下，能否在三到五年內完成價格改革。政治局常委會隨後召開了一次務虛會，議了八條意見。這八條意見與鄧小平的想法不同，鄧小平強調的是「不怕冒險」、要「畢其功於一役」，而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則強調要穩妥，要顧及民眾的心理承受力，價格改革過程中要配套進行工資改革，以免民眾的生活水平受影響。其中的第二條意見是準備一個為期五年的「價格——工資改革計劃」。當時，在趙紫陽主持下通過的這八條意見並未對黨內公佈，更未向社會公開，本來不至於引起社會動盪。
大概是不滿意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求穩有餘、「衝勁」不足，鄧小平從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連續向外賓放話，宣佈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實行「價格改革」，其理由就是「長痛不如短痛」。鄧小平此舉不僅是越俎代庖，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佈重大財經政策，而且是直接對政治局施加壓力，逼著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圖行事。這是毛澤東慣用的手法。鄧小平公開放話後，中央要「價格闖關」的消息就不徑而走，媒體相繼報導，立即在社會上引發了心理恐慌，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一場來勢兇猛的銀行擠兌和搶購商品風潮，物價迅速上漲，經濟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批中國80年代最有影響的改革派官員、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紀念趙紫陽而作，一部份為祝賀趙紫陽先生85歲壽誕，集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即席和書面發言彙編；一部份是趙去世後的懷念和哀悼的文章。這些在1980年代有不同背景、職業、思想和作為的中國人，從各個角度回顧和評議了趙紫陽的政治與經濟改革理念、個人品性、領導才能和傑出貢獻。還探討了8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國情、各種勢力之間的鬥爭、80年代的領袖及之間的關係、和趙紫陽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當時，趙紫陽其實並不相信單刀突進的「價格闖關」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為經濟改革的主要領軍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對價格改革，那樣就會站到反對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一邊了。所以，他利用各種機會反覆發表講話表示，只有在價格改革的同時推進企業改革，價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沒有講出來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單刀突進地推行「價格闖關」，而在其他領域裡按兵不動，「價格闖關」即使實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是，他的看法並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擔心的是大漲價，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長痛不如短痛」的簡單邏輯所左右，反對改革的人當然不想聽趙紫陽的意見。
趙紫陽所面對的不僅是鄧小平的魯莽草率，而且還必須應付陳雲、姚依林的暗中破壞。由於李鵬沒有能力主持「價格闖關」方案的制定，這個任務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對經濟改革、又深喑中國官場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開披逆龍鱗、否定鄧小平的主張，但陽奉陰違這樣的把戲要瞞過向來不問細務的鄧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張旗鼓地召開各種討論會，徵求學者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對「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意見，擺出一幅「價格闖關」勢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卻利用主持制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機會，把鄧小平「價格闖關」的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適當提高幾種商品價格的一個小幅度調價方案，於是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就無聲無息地被技術官僚們消除於無形之中。然而，老百姓並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鄧小平決策的真相，而姚依林大張旗地為「價格闖關」造勢的行動，實際上起到了煽動老百姓的恐慌心理，為社會動盪火上澆油的作用。就這樣，姚依林既不動聲色地耍了鄧小平，又把趙紫陽「架在火上烤」；而無知的鄧小平不但未察覺姚依林的把戲，反而對姚依林倍加信任。
當時，陳雲私下裡明確反對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也猜到鄧小平在此事上必敗無疑，卻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評意見，而是等待著看鄧小平「走麥城」的那一天。同時，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開始著手準備停止經濟改革、實行「治理整頓」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季，社會動盪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時，陳雲知道鄧小平的敗局已定，於是出面表示，必須立即停止「價格闖關」，實行「治理整頓」，他的主張是重新恢復計劃經濟管理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控制。鄧小平在失敗的現實面前，不得不表示，同意陳雲的意見。於是，自鄧小平宣佈「價格闖關」之後，三個月內，「價格闖關」一事無成，而引起的社會經濟動盪則動搖了國民經濟，於是中央政府於1988年9月宣佈改弦更張，放棄「價格闖關」這一決策，同時決定嚴格控制物價，實行「治理整頓」，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就此停頓。
掀起這麼大一場經濟社會風波，又明顯是出於一項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錯誤決策，當然得有人出面承擔政治責任。然而，「價格闖關」失敗之後，闖了禍的鄧小平卻不敢承擔政治責任，於是他玩起了中共黨內老一套的諉過他人的把戲。鄧小平絕口不提自己幾個月前動議「價格闖關」一事，也不提他通過向外賓放話對政治局常委會施加壓力、要常委會立即實施「價格闖關」決策的情形，更不敢追問姚依林陽奉陰違、明順暗抗的行徑，卻逼趙紫陽出來代他受過。於是，趙紫陽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認「價格闖關」這一決策考慮不周。這則消息經新華社報導後，鄧小平安然過關了，而一心致力於推進經濟改革的趙紫陽的形象卻因這次檢討大為受損，此後他事實上不能再過問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了，經濟決策的主導權終於被反對經濟改革的姚依林等計劃經濟官僚奪了回去。
1988年其實是真正懂得經濟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命運的一個轉折點，而那時他的地位之削弱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那就是以理想主義為特徵的中國經濟政治改革被「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現實悄悄地劃上了句號。從此，經濟改革在中國被逐漸改變成服務於權勢集團利益的工具，而清除了理想主義代表人物趙紫陽的中共領導集團，則越來越露骨地把剝奪壓制民眾當成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從這層意義上講，1978年以來，以趙紫陽為領導人的經濟改革到1988年秋就中斷了，此後的「改革」其實與此前的改革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這是理解中國在改革中走向全面腐敗、快速極端的兩極分化、欺弱凌貧等局面的一個關鍵點。
【編者注】作者簡介：程曉農，一九八五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一九八九年起先後為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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