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4日訊】「後奧運」還是「奧運後」？
有些人開始討論「後奧運時代」的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是「奧運後」還是「後奧運」？這不是一個文字遊戲。筆者不認為有什麼「後奧運時代」，就像沒有什麼「後羅干時代」或者「後芙蓉姐姐時代」一樣，北京奧運對北京政權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同一個夢想：白日做夢
2007年8月8日，奧運倒計時一週年之計，中國一些知識份子發表公開信，希望在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後邊，跟著一個「同樣的人權」，因為這個星球上人人共享的「同一個夢想」不應該是別的，「恰恰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應有的普世人權。」隨後我和胡佳發表《奧運前的中國真相》，用真實的案例和數據，梳理了中國的人權狀況。在表達自由、信仰自由、選舉權、財產權、酷刑、死刑等方面，奧運前的人權記錄的確乏善可陳。善良的人們希望政府抓住奧運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使中國朝著法治民主和開放的社會邁出一大步。
中國政府沒有兌現當初申辦成功時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本來不需要大驚小怪；信守承諾才是出人意料。用不著等到奧運結束，人們就應該能夠得出結論：指望「同樣的人權」成為北京當局奥运口号的夢想，指望奧運根本改善中國人權，那才是白日做夢。
在瑞芬斯塔爾背後
京奧開幕式忽悠了或者說震驚了世界。雖然不知道誰被比喻成希特勒，但開幕式的欽定總導演張藝謀以其頗有心得的法西斯美學被比成美化納粹的瑞芬斯塔爾，應該不會太冤枉。在那不可一世的「人海藝術」背後必然是思想的蒼白和無言者的血淚。張藝謀的疊羅漢的最底層，是胡佳、郭飛雄、楊春林、陳光誠和倪玉蘭們的獄中長歎。遭遇侵權而長年上訪的楊春林因為發起「要人權不要奧運」的聯名呼籲，受到了極其殘酷的對待。因奧運場館建設，葉國柱的房屋被強行拆毀，之後因為上訪維權行為被判刑並在獄中遭受酷刑；又是因為奧運，葉國柱刑滿而不釋放。兩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婦女因為申請遊行而被勞教，更讓世人領教了專政機器的殘忍。
在奧運期間，對上訪人士、人權工作者、異議人士的威脅和控制驟然升級；對民間基督徒、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變本加厲；對西藏仍嚴加鎮壓，公然對抗文明底線；對觀眾和拉拉隊實行嚴格政審，嚴密的安保措施給市民帶來諸多不便；北京周邊的工廠被迫停工，為了運動員能多有幾個藍天。在反向國民歧視之下，對外國示威者也不客氣，從驅逐到拘押。一些民間人士神秘失蹤，不少人紛紛離京「避運」；由於簽證收緊，酒店入住率不足。奧運期間官方媒體的批評性稿件集體消失，有的整個欄目在奧運期間停辦。正如《奧運前的中國真相》一文所說：你們將看到摩天大樓、寬敞的街道、現代化的體育場館和熱情的市民。你們看到的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們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樣。你們或許不知道，能夠看到的這些鮮花、微笑、和諧與繁榮，正是建立在冤屈、淚水、囚禁、酷刑和鮮血的基礎之上的。
北京奧運的假與真
北京奧運，貫穿一個假字。先是假承諾、假預算，然後是開幕式的假演唱、假足印、假民族兒童，還有假年齡、假觀眾。最假的要數「遊行示威公園」：7月23日北京奧組委宣佈，奧運期間將開闢三個公園作為「遊行示威區域」。但是，不僅所有申請均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各種名義拒絕，而且一些前去申請遊行的公民被警方非法扣押、拘留，可以算得上是一場「陽謀」！
但是也有真的：出台了方便外國記者在華採訪的新規定，雖然報告表明，外國記者的採訪仍然受到騷擾和阻撓，但畢竟比以前有所進步。進步最明顯的要算是開放了自由亞洲、BBC、大赦國際等網站。金盾工程保駕護航的網絡鐵幕被撕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口子。
這主要歸功於國際社會的爭取和壓力。沒有反覆交涉與輿論壓力，美國之音的記者在中國就打不開美國之音的網站。（這些網站在奧運之後是否被重新屏蔽，同樣取決於各種壓力的大小。在寫作本文的時候，一些以前被封鎖的網站仍然沒有被重新封鎖，在我看來，這是奧運帶來的最有意義的一個進步。）之所以在人權領域取得的成果鳳毛麟角，還是因為國際國內的壓力不足。沒有釋放政治犯，沒有廢除或減少死刑，沒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者，沒有停止網絡封鎖。北京計算好了：不會有多少人抵制奧運；雖然奧運火炬一路上受了不少委屈，但還是有幾十個國家元首給奧運捧場。國際奧委會尤其是羅格先生，扮演了一個非常可恥的角色。在強大的專制政權和短期利益面前，他們放棄了人類價值和文明原則；或者他們沒有估計到北京當局缺乏基本的善意和誠意。
我完全同意法國漢學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的看法，中國民主進程的發展主要來自內部力量，但是外部的幫助和壓力也很重要。「如果西方社會能夠成功地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些具體要求，例如要求加大透明度，以及停止對藏人的壓制等，奧運會本來是可以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產生巨大影響的。但是，在這方面，西方社會既沒有共同施加壓力，也沒有採取聯合行動。結果，中國政府絲毫沒有放鬆對一些群體的壓制。」無論是出於懦弱還是愚蠢，對邪惡的默許、綏靖或支持都將付出代價。
柏林奧運還是漢城奧運
很多論者不約而同地把北京奧運與1936年柏林奧運與1988年漢城奧運相比照。奧運史上，柏林奧運首次由一國政府出面組織籌備委員會，希特勒自任總裁，德國派出了人數最多的代表隊，獲得了最多的獎牌。奧運之前，德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排擠猶太人和踐踏人權的跡象。「柏林奧運，為德國的完全納粹化，為希特勒挑戰普世價值與國際秩序，起到了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作用。」而漢城奧運前一年，韓國民主運動掀起了一個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發起了1000萬人修憲案署名運動。全國22個城市舉行了2100多次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結束軍人獨裁，實行民主化改革。「漢城奧運則是韓國民主化轉型的一個催化劑。」（陳子明：《北京奧運後的兩條路線之爭》）
奧運後的北京，是走向1936柏林，還是向1988年漢城看齊？「倘若後奧運的中國，所有因奧運而出台的寬鬆政策全盤收回，人權領域大步後退，新聞自由無影，國家主義發飆，則中國走向更加極權化法西斯化。據此歷史後果，北京奧運即是1936年柏林奧運的翻版。」「倘若後奧運的中國，保持並推進因奧運而出台的寬鬆政策，批准已經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開放民營媒體，實行國家大赦，釋放所有因政治及宗教信仰所關押的良心犯，公開 1949年來的歷史黑幕和冤獄，開放黨禁。若此歷史後果，北京奧運將是1988年漢城奧運的後繼。」（陳奎德：《北京奧運：踟躕在柏林與漢城之間》）
在我看來，北京既不會走向1936柏林，也不會很快走向1988年漢城。北京奧運只是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里程碑；它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影響不能被高估。有學者認為「北京擁抱經典法西斯主義」，我覺得未必，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從某些事件來看，政治法西斯化的跡象確實有所顯露：官黑勾結、官匪勾結、秘密警察的發達、執法機構的黑幫化、酷刑的普遍、對付民間抗議不惜開槍、官方媒體煽動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等等；但整個中國社會邁向法西斯的可能性並不大。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人權機制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國內因素。公民社會在艱難的環境下已經逐漸得到發育，環保、愛滋病、家庭教會等組織得到發展，業主委員會、消費者維權也形成勢頭；雖然屢受打壓，上訪群體對地方官員仍可形成壓力；獨立知識分子、維權人士、民運異議人士的隊伍在悄然擴大，立基於草根民眾和自身利益的維權運動在如火如荼地發展，雖然政府的打壓從未放鬆，但官民的博弈格局在朝著有利於法治的方向變化，政府中的死硬派和反動派已經沒有力量扼殺全社會、多方位的維權運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得控制信息在技術上越來越困難，信息的開放和溝通的便利，又進一步促進了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維權行動的普及，並且對舊觀念、舊體制進行摧枯拉朽式的震盪。走向真正的共和乃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現在還看不到一支力量強大到足以使奧運後的中國逆流而上、退回經典極權的程度。
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也沒有強大到很快走向1988年漢城奧運的程度。共產主義反動派、既得利益頑固派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旁邊還站著野心勃勃的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好戰派。一場奧運改變不了司法體制、新聞制度和政權性質，也許把北京奧運比喻成專制體制的迴光返照都是不恰當的。從某種角度而言，楊佳事件、甕安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的持續發酵、民間的解釋和參與，也許比轟轟烈烈的奧運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中國的民主進程自有其節奏和規律，最基本的是需要民權意識的持續發展、自由理念的持續激盪和公民社會的持續壯大。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整個制度構架無力保護基本人權，由於落後勢力的「理性」瘋狂和「非理性」 計算，可以預料的是：弱者、抗爭者和先行者肯定要承受苦難和付出代價。
──原載《議報》第3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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