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古老吳越文化的野史雜傳，首推《吳越春秋》。該書取材源於《史記》裡的「吳太伯世家」、「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也借鑒了《國語》、《左傳》、《越絕書》等史籍。魯迅先生稱它「雖本史事，並含異聞」。因此歷代學者都未把它列為正史。現代多數學者認為，《吳越春秋》介於歷史和小說之間，是中國歷史演義的濫觴。
《吳越春秋》作者范曄，東漢會稽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人。據《後漢書。儒林列傳》介紹，他年輕時曾當過縣吏，奉命迎接督郵。他恥於奉迎之事，拂袖棄職而去。此後他到了犍為資中，（今四川省資中）拜大學者杜撫為師，潛心學習《韓詩》。二十年不返家，也不寫一信。家裏以為他已過世，辦了喪事。杜撫死後，他才回家。由於其才學出眾，州里推薦他做官，遭到他的拒絕。後來被推舉為道征士。范曄是吳越人，深諳吳越歷史，瞭解許多吳越的野史傳聞，因而寫《吳越春秋》得心應手。
《吳越春秋》敷演的是春秋時期，地處長江下游的吳國和越國興亡治亂的歷史。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如要離殺慶忌、子胥報父仇、勾踐臥薪嚐膽，都形象地反映了古老吳越文化的特點。
有意思的是，有關吳越文化的特點，《吳越春秋》中通過吳越的國君作過精彩的論述。
壽夢元年（公元前585年），吳主壽夢與魯成公在鍾離相見。壽夢詢問周公禮樂。魯成公向他介紹了周朝的禮樂典章制度，還給他誦唱了夏商週三代的土風民謠。壽夢聽後說：「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意思是說，我生活在邊遠蠻夷之地，只有把髮髻紮成椎形的習俗，哪有這樣的衣著呢？壽夢的話代表的是吳越文化，與魯成公代表的中原文化形成強烈的反差。
勾踐滅吳稱霸諸侯後，孔子要向他陳述三皇五帝的治國之道，宣揚中原文化。他帶著雅琴雅樂，為勾踐演奏。而勾踐則「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攜三百名敢死隊去迎接。勾踐歎口氣說道：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慾教之？」
勾踐的話概括了越文化（當然也包括了吳文化）的特點：越國的地理環境是「水行山處」，在江海湖泊中往來，在山上居住，即多山多水；交通工具是「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這表明吳越人與水結下不解之緣，構成了與中原文化不同的水文化；吳越人的性格是「去則難從，悅兵敢死」，即撤退之命難從，喜歡打仗，勇於犧牲。勾踐的第一句話：「越性脆而愚」則明顯是一句反語，也是拒絕孔子說教的託詞。從他在孔子面前炫耀武力，和最後一句反問：「夫子何說而慾教之？」可以看出他對越文化的自豪感。由此也可以看出，歷史形成的中華文化多元性產生的原因。下面，我們從尚武精神、復仇精神和開放精神以及吳越爭霸等四個方面談談《吳越春秋》所反映的吳越文化。
尚武精神勇敢尚武，輕死重義，這是中華民族所共有的特點。春秋時期的吳越，地處邊陲，國小力弱，竟先後稱霸諸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人民具有尚武的精神。然而同是這種尚武精神，吳越人又有不同於中原的特點。
《吳越春秋》寫了兩個刺客的故事：一個是專諸刺吳王僚，一個是要離殺慶忌。
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要奪王位，請專諸刺殺吳王僚，專諸接受了任務。他詢問了僚的生活習慣，知道僚喜歡吃烤魚，於是就到太湖專門學習了三個月烤魚的方法。刺殺僚時，將魚腸劍藏在烤魚的下面，走到僚的跟前，拿出魚腸劍就刺過去。吳王的侍衛們趕忙用刀戟刺進他的胸膛，但他的劍仍牢牢地刺透僚的鎧甲，刺透僚的胸膛。專諸的行為既體現出一種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也體現出他的冷靜，他的智慧。要離殺慶忌之前，有一個羞辱椒丘訢的故事。
齊國壯士椒丘訢出使吳國。在淮河渡口，他的馬被水怪奪去。他手握利劍，與水怪鬥了幾天，最後打敗水怪，自己也失去一隻眼睛。來到吳國後，他大肆吹噓自己的勇猛。要離當場羞辱了他，他非常氣憤，準備當夜就殺要離。要離回家後，大門不關，房門不閉，披頭散髮躺在床上，毫無懼色。椒丘訢一手持利劍，一手揪著要離頭髮，說要離有三個該死的錯。
要離反駁道：「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人莫敢眥占（用眼角斜視，表示看不起）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兩位人物都是勇士，但是他們的勇敢表現得卻不相同。作者是有意識地對比著寫。椒丘欣是齊國人，可以說是山東大漢吧！他敢於跳到水中與水怪斗上幾天幾夜，哪怕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洋溢著一種英雄的豪情。要離呢，身材瘦小，用他自己的話說，風都能把他吹倒。論打鬥，他決不是椒丘訢的對手。但他除了有膽量外，還有計謀，能以智取勝。椒丘訢的勇敢多在外部氣勢，要離的勇敢多在精神內蘊。這多少表現出中原文化和吳越文化的某些差異。
後來要離受吳王闔閭之托行刺慶忌（吳王僚之子）。要離為了能接近慶忌，取得慶忌的信任，讓闔閭殺了他的妻子兒女。要離在船上刺殺慶忌的場面寫得異常的慘烈和悲壯：
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摔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慾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
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要離要殺他，沒有心計是不行的。於是他坐在慶忌的上風，靠風力用長矛鉤掉慶忌的帽子，順著風用全身力氣刺向慶忌。書中的慶忌也是個了得的英雄。他被刺後，是那樣的從容不迫。他三次把要離的頭按進水中，然後把他放在自己膝蓋上，讚揚要離的勇敢，忠誠，敬佩要離的膽略和豪情。臨死時，還告誡侍從不要殺要離：「他是天下的勇士，怎能一天殺死兩個勇士呢？」真是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
大功告成後，要離卻顯得很憂傷。他本來的打算是和慶忌同歸於盡，不想慶忌留下了他這條命。面對現實，他很難堪。他說：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要離刺慶忌，決不是為名利，人們看中的是德行，是道義。他認為自己再活下去，就沒臉見天下賢士，於是他不顧左右的阻擋，毅然自殺了。
這些悲壯、慘烈的場面描寫正體現了吳越人輕死重義，看重名節的道德觀念，儘管這種觀念中帶著原始的野性。
另外，用船將伍子胥渡過江的漁父，贈食物伍子胥充飢的瀨水浣女，他們救了伍子胥，先後自沉於長江、瀨水之中，上演了一曲曲輕死重義的壯烈頌歌。
長江流域多水戰。在船上格鬥，主要用短兵器，劍就成了水戰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因此，長江流域的人皆有愛劍之風。而吳越人更是酷愛劍，劍成了吳越人尚武的象徵。《吳越春秋》裡就有越女傳劍術和干將莫耶造雌雄劍的故事。
《干將莫耶》是一個悲壯動人的故事。干將是吳國一位著名的鑄劍工匠，為了造出稀世寶劍，他的妻子莫耶剪掉頭髮和指甲，跳到洪爐之中。三百童男童女裝炭鼓風，使金屬熔化。莫耶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鑄成了干將莫耶之劍。吳越人生活在如此濃烈的尚武氛圍之中，所以正如書中所說，人民「皆有帶甲之勇」，「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也正如勾踐所云：「（越人）去則難從，悅兵敢死。」吳越人這種尚武的精神到了魏晉南北朝，逐漸為尚文精神所代替。復仇精神張揚復仇精神，這是《吳越春秋》的一個重要內容。吳王夫差為報殺父之仇，於勾踐三年（公元前494年）敗越王勾踐於夫椒（今太湖附近）。勾踐夫婦入吳充當奴僕，越淪為吳的屬國。勾踐為了報仇復國，忍受了常人都難以忍受的侮辱，為吳王清宮除道，駕車養馬。他三年如一日，沒有一點怨言。為了進一步取悅於吳王，他親自嚐夫差的糞便，終於使吳王赦免了他。
勾踐回國後，臥薪嚐膽，勵精圖治。任用范蠡、文種等賢臣。對內，他修築城池，建造車船；練習攻戰，繁殖人口，薄賦輕徭。對外，韜光養晦，麻痺吳國；結交齊魯，聯絡荊楚。經過十年的精心準備，最後一舉擊潰吳國，報了喪權辱國的大仇。自古以來，寫復仇題材的作品不少，但能夠寫得如此深刻，如此壯烈的卻不多。它體現了吳越人的特點。勾踐與夫差之間的復仇、反覆仇，是兩個諸侯國之間的恩怨，而伍子胥的復仇則是下對上的復仇，是臣報君仇，這是不同尋常的。清人高士奇曾在《左傳紀事本末》一書中評道：「子胥復仇，其事最烈，亦最奇。」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地區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復仇事件：一是趙氏孤兒的復仇，寫得異樣的悲壯，也寫得異常的高昂。然而其復仇對象是佞臣屠岸賈，而不是趙國國君。一是荊軻刺秦王，寫得何等慘烈，然而它寫的是燕王對秦王的復仇。「春秋」大義，士卿必須忠於國君，臣殺君，叫做弒君，大逆不道。楚平王無道，殺死伍子胥父不這樣做，他把復仇的矛頭直指楚平王。為報父仇，他要倒行逆施，而顧不得君臣之道了。那復仇的手段也是非同一般的。殺他父親的楚平王此時已死，他不解恨，「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進而，他還要闔閭姦淫楚昭王的夫人；他自己以及其他吳國臣子姦淫了楚國大臣的妻子，以此來羞辱楚國。顯然這樣的復仇方式太過分了，恐怕在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然而作者在敘述這個事件時，傾向性是十分明確的：讚揚了伍子胥復仇的正義性，讚揚了他的所作所為。從這反映出吳越人（還包括荊楚人）推崇復仇精神超過了對忠君信條的信奉。
開放精神吳越是春秋時兩個落後的小國。他們能先後稱霸諸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所具有的開放精神。他們遠離中原，遠離荊楚，經濟、軍事、文化相對落後，但他們沒有自我封閉，而是積極主動地吸收別國先進的東西。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大膽啟用各國的賢才。《吳越春秋》記載了這方面的情況。在吳國，壽夢二年，壽夢任命了楚國外逃的大夫申公巫臣之子為禮賓官員，並讓他教練軍隊，學習先進的射箭駕駛戰車之術。此後又任命巫臣之子狐庸為宰相，掌握吳國的大權。後來闔閭重用楚國逃臣伍子胥。伍子胥在吳國推行了一整套富國強兵的措施，闔閭又啟用了大軍事家齊國人孫武訓練軍隊，使吳國迅速強大起來，打敗了強大的楚國，成就霸業。
在越國，越王勾踐重用的兩個大臣范蠡和文種皆為楚國人。他們一個主管軍事，一個主管內政。勾踐傾聽他們的意見，渡過一個個的難關，使越國由弱到強，最後消滅了吳國，稱霸諸侯。
從吳越大膽啟用楚國人才我們也可看出，地處長江中游的楚國當時的發達以及他們的開放精神。講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孫武訓練宮女的故事，它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吳國的用人之道。伍子胥瞭解到齊國人孫武善於用兵，將他推薦給吳王。吳王為了考驗孫武演練兵法的能力，將後宮的宮女交給他訓練。開始，這些宮女嘻嘻哈哈，不聽號令。孫武殺了兩個擔任隊長的吳王的寵姬，吳王未能制止住孫武的行為，非常痛心。孫武殺了兩個寵姬後，嚴肅了軍紀，宮女們訓練得非常賣力，因此也訓練得非常好。吳王知道了孫武演陣帶兵的厲害，但寵姬被殺，心中悶悶不樂。
伍子胥勸導他：「今大王虔心思士，慾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戰乎？」吳王聽了伍子胥的話，消除了怒氣，為了強國，為了稱霸，他大膽啟用殺了他寵姬的軍事家孫武，體現了他用人的氣魄。
吳越地處長江下游，濱臨東海。江河縱橫，湖泊連綴，出門則「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因而吳越爭霸的戰爭大多在江海湖泊裡進行。吳楚、吳齊之間的爭霸，許多戰爭也是在江河裡發生的。《吳越春秋》描寫了許多這方面的情況。
吳王僚二年，僚曾派公子光伐楚。楚軍擊敗了吳國的水師，奪得了吳先王留下的稱之為「余皇」的主艦。公子光害怕無法向僚交差，於是又夜襲楚軍，奪回「余皇」而返。這是吳楚的第一次水戰。吳王闔閭為了稱霸諸侯，首先修築了闔閭城（今蘇州市）。伍子胥築城時，充分利用了闔閭城河網密佈的特點，除築了八個陸門之外，還修建了八座水門，水陸交通極其便利。
吳國的水師皆從這些水門出入。吳國除了重視水師的建設，建立了強大的水軍外，還先後三次開挖運河。一次是闔閭為了攻打楚國，特命伍子胥開鑿了「胥溪」，使戰船從闔閭城直抵長江，再上溯到楚。一次是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年），「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掘江通淮。」（見顧觀光輯《吳越春秋》逸文）這條河從廣陵（今揚州市）向北挖掘，直通淮河。一次是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吳為了討伐齊國，在宋國和魯國之間，挖了一條稱之為”闌溝”的運河，北面連接沂水，西面連接濟水。
幾次運河的挖掘，使吳國強大的水師可直入齊魯。吳國能夠稱霸中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這幾條運河。夫差九年（公元前506年），吳國聯合蔡國、唐國攻打楚國。開始，三國水軍駐紮在淮河北岸，然後挺進楚國，「夾漢水為陣」。楚國統帥子常先渡漢水排陣，結果戰敗。從小別山到大別山（皆處漢水之濱），三次敗北。十月，雙方在柏舉（今湖北省麻城市東）會戰，楚軍再敗。楚軍退到漢水邊。吳人乘楚軍吃飯之時，大軍進攻。最後在雍（水名，今湖北省京山西南）擊潰楚軍，直抵楚都郢。
《吳越春秋》更是詳盡地描寫了吳越兩國水師戰鬥的情況。
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踐乘吳王伐齊之機，派范蠡、庸率水師屯兵東海之濱，打通長江沿線，斷絕了吳國水師的歸路。並在吳都郊外的如熊夷（今蘇州市西南橫山附近）打通了松江，襲擊吳國都城，焚燒了姑婿台，奪走吳國大船而返。夫差二十年（公元前476年），越王向吳國發起總攻。雙方水師在松江（即笠澤，水名，由吳江縣東流與黃埔江匯合）會戰。吳國把主力駐紮在北岸，越軍駐紮在南岸。越王將軍隊分為左、右兩部份，於黃昏時命令左軍秘密地沿松江逆流而上，行軍五里，等候吳軍的到來;又命令右軍悄悄地渡過松江，行軍十里而等候吳軍。到了半夜，越王命令左軍、右軍，一邊擊鼓一邊渡江，在江中等待吳軍的進攻。吳國水師聽見鼓聲，非常驚駭，以為越軍要從上游和下游兩邊夾攻。於是吳王也將水軍分成兩部，包圍越軍。越王命令左、右兩軍擊鼓進兵，向吳軍挑戰，而自己親率中軍六千人偃旗息鼓偷襲，打得吳軍措手不及而大敗。越軍乘勝前進，攻下吳都城外城的水門，從城西包圍了吳都。最後又從三江口到翟水穿過城的東北角攻入城裡，夫差自殺。吳遂滅亡。
勾踐消滅吳國稱霸諸侯時，他的水軍擁有裝有戈戟的戰艦就有三百餘艘，可見其當時水軍的強大。齊桓、晉文稱霸，靠的是強大的戰車和步兵；夫差、勾踐稱霸，靠的是強大的戰艦和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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