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2008年，中共現政權眼中的奧運年。
2008年，中共毛澤東政權製造「大躍進」人禍50週年。
在毛澤東時代的罪惡歷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國，當胡溫政權用金錢和恐怖確保北京奧運成功之時，感謝楊繼繩先生（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著名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寫出記錄大躍進的歷史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5月版）。關於大躍進的歷史，這是我所讀到過的最為震撼人心的記錄，的確是壓在中華民族脊背上的墓碑。這塊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萬個漢字建成，每個字都在血淚中浸泡過，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和親臨歷史現場的調查，記述了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並重點記錄了最為慘烈的12個省的人禍，可謂再現了史無前例之人禍的全景圖。
這塊墓碑的重量，足以壓垮金牌第一的輝煌，也足以讓「崛起大國」的神話變得輕如鴻毛。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天地之間，最可寶貴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關天」和「死者為大」的古訓。但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的生命甚至連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無路且眼睜睜地看著親人餓死的人們，不但沒有揭竿而起，而且「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當年，面對大躍進的嚴重後果，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然而，在今日中國，不要說為半個世紀前的幾千萬死者立碑，就連大饑荒本身都還是禁忌，楊繼繩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為了修築這塊「墓碑」，楊繼繩先生歷時十年，不僅披閱了近千萬字的原始資料，而且親身前往大饑荒嚴重的地方進行實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前言》中說：「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這場半個世紀前的大災難，發生在並無天災、瘟疫、戰爭的年份，帶來的卻是幾千萬人活活餓死和大規模的人吃人，可謂史無前例的人禍。但楊繼繩先生並沒有停留於歷史記錄，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躍進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訴讀者，這場大規模的人權災難之所以發生，毛澤東及其獨裁集團固然是禍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愚昧大眾也負有責任。
楊繼繩先生的反思是坦誠的、勇敢的，基本圍繞著自己的親歷展開。他的父親在1959年死於飢餓，他也親眼目睹了家鄉「一片死寂」的慘狀，但是，如此慘烈的現實並沒有讓當時還年輕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堅定不移地相信黨、政府和三面紅旗。他說：「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 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 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樣的相信一直持續到文革時期，楊繼繩先生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變成災難之國，一是傳統獨裁發展為現代極權，皇權崇拜發展為絕對的個人崇拜，「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國只有一個權威，也只有一個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謊言通過意識形態灌輸，使人變成「單純」的無知者和蒙昧者。他說：「我們的 『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個人的骨髓。這恐怖，不但通過強大的專政機器，而且通過無所不在的群眾監視，首先從心理上根絕異見的產生，其次從傳播上堵死了異見表達的渠道。恐懼使人進行效忠表演和謊言競賽，久而久之，變成了自覺的奴隸。
在各類政權性或國家化的暴力殺戮行為中，最令人震驚、也最殘忍的殺戮，不是戰爭時期的相互殺戮，而是強權者對無權無勢者的單方面殺戮。這類政權所殺戮的人們，不是傳統獨裁下的反抗者或顛覆者，而是現代極權下力求作順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產生過兩類現代極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但與納粹法西斯的種族滅絕相比，共產極權的階級滅絕，持續時間更長，屠殺面更廣，手段更殘酷。納粹極權的種族滅絕政策，雖然開始於二戰之前，但大屠殺的實施主要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屠殺所針對的是單一種族；而共產極權的階級滅絕主要發生在和平時期，屠殺所針對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殺的對象，但共產黨高官也難逃脫被殺的命運。斯大林殺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寧的戰友，毛澤東殺了高崗、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最親密的戰友。在共產主義的名義下，斯大林及其蘇共和毛澤東及其中共，以及東歐、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產政權，所屠殺的人口居然高達一億多人。
即便按照中國古代「家天下」的統治常識，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大饑荒的當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詔」 的。何況，大饑荒還是由最高統治者的錯誤決策造成的。但是，在黨天下的當代中國，毛澤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名正言順地公開殺人。他製造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人禍，居然連「罪自詔」都不下就繼續穩坐權力頂峰，繼續讓億萬民眾頂禮膜拜，繼續發動轟轟烈烈的殺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路殺下來的毛式暴政，居然沒有「官逼民反」！
顯然，個人崇拜、制度性的謊言和恐懼，並不足以解釋這種人類歷史上的罪惡奇觀。蔣介石政權也是「黨天下」獨裁，政治恐怖也是維持黨國體制的主要手段，但在當年反對國民黨獨裁的抗爭中，很有些理想主義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貫宣傳的那樣，「紅色江山是無數烈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而這，正是共產極權最具魔力的邪惡之所在。
共產極權在和平時期進行單方面的大規模屠殺，依靠一連串「崇高而純潔」 的理由：為了實現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就必須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了繼續革命就必須造就「共產新人」，為了造就新人就必須「純潔階級隊伍」，純潔的主要手段就是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殺戮。正是在這種「崇高而純潔」的意識形態理由的庇護下，共產極權才能把屠殺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產極權把殺人合法化了。這個「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是把「殺人不眨眼」變成高尚的道義指令，於是殺人者變成了簽發處決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濫殺無辜。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政權及其統治者公然取消「你不應殺人」的底線道德，把殺人轉變成國民樂於服從的道義命令。只有高喊「種族純潔」口號的納粹政權和高舉「解放全人類」大旗的共產政權，才會無法無天地踐踏這條人類的底線道德，使大規模屠殺順民具有充分的正當性。
在共產極權制度中，階級鬥爭理論是合法殺人的意識形態理由，無產階級專政是合法殺人的執行機關，革命群眾是合法殺人的民意基礎，舉國百姓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這場殺人遊戲，一小撮階級敵人在低頭認罪中被殺，大多數「革命群眾」全部變成或直接或間接的劊子手，他們可以一個也不放過地殺人，可以滿懷理想且義正詞嚴地殺人，可以毫無愧疚且充滿自傲地殺人。
把普通人變成劊子手，而且屠殺的是那些努力做順民的人們，就必須讓殺人者卸下道德負擔，視殺人為某種崇高事業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是屠殺合法化的前提，所謂 「階級鬥爭」理論正是這樣的前提。它首先是劃分階級分清敵我的理論，把一國國民分為「人」與「非人」，「人」殺「非人」，如同人殺動物，不會有任何道德負擔。比如，毛澤東指控階級敵人為「牛鬼蛇神」，還把階級敵人輕蔑地形容成「灰塵」，用無產階級鐵掃埽將之一掃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壓迫的人民，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普照全球。
在意識形態上把人群分為友與敵兩大完全對立的陣營，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當性的正常人，後者是不具有道德正當性的畸形人或非人，兩類人落實到暴力統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聖化」，被施暴者變成「非人化」，從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殺人的道德負擔。個人處在這樣的多數群體中，千差萬別的個人目標被一個集體目標所取代，個人意識和個人利益消失了，個人責任和個人犯罪感也隨之混滅，為領袖為革命為祖國為人民而殺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須履行的革命職責。另一方面，為了抽像的集體目標而殺人，與個人責任無關，所謂「法不責眾」，是也。
如果說，毛澤東整肅彭德懷和劉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為看不下去大躍進人禍的彭德懷和劉少奇，一個在黨內高層會議上公開向毛澤東叫板，一個在兩人私下談話時提醒毛澤東注意歷史評價。那麼，參與打倒彭、劉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幾百萬中共黨員、幾億中國百姓，與彭、劉並無「私仇」，更談不上權力之爭。如此龐大的群體跟隨毛澤東殺人，顯然是中了「共產主義理想」之魔。
更為誇張的中魔狀態還在於，甚至被殺的人在臨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業」為暴政尋找合法性。比如，蘇共元老布哈林在臨終前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宏偉計劃、重大設想和重要利益是壓倒一切的。把個人問題與首先擔在你肩上的世界歷史性重任相提並論，是低級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 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殺的鄧拓在遺書中寫道 「我對待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鄧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P427）
在此意義上，共產極權下的殺人，可稱為「理想主義的殺人」或「形而上學的殺人 」。在殺人者與被殺者之間，沒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沒有「利益競爭」而只有「信念歧途」。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義 」，所以才會有「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聲響徹中國。而為了實現毛澤東的理想和公義，甚至要斬斷血緣、「大義滅親」。
大躍進餓死幾千萬，首要禍魁毛澤東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紅旗」之所以不倒，不僅在於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和封鎖災難信息，更在於當時中國的主流民意認同「 趕英超美」、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在這樣的主流民意之下，餓死再多的人，與大躍進所要實現的偉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麼。如果沒有主流民意對共產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縱使毛澤東長出三頭六臂，也無力把他的絕對權力維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產極權把殺人日常化了。當殺人有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撐，當中國社會被革命事業高度政治化，暴力行為也就會當作革命事業中的「例行公事」，進而變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識形態以欽定的政治標準來決定每個國民的生死存亡，「階級覺悟」的高低或「敵人意識」的強弱就成了衡量每個國民的政治覺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標準，擴展到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貫穿於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對人們的衣食住行和血緣親情也要按照「階級標準」來衡量。正如毛澤東所言：「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其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使暴力治國成為政權的主要職能，政權的僱員們變成「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實施暴力僅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滅個人的良知和人的惻隱之心的殺人機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殺的「非人化」。甚至在喪失意識形態熱情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把執行上級的屠殺命令當作一項工作或一種例行公事。在常規的統治時期，主要開動軍隊、警察、監獄等暴力機器殺人；在非常時期，一要發動群眾實施「多數暴政」（中共當代史上的多次政治運動最為典型）；二要動用正規軍隊實施鎮壓和軍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證）。
共產極權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殺人，來自一種狂妄的思維邏輯。這種邏輯認為，世界只有一個終極本源，社會進步只有一個動力，人類未來只有一個終極目標，發現和把握了這個本源、動力、目標的人，就掌握了絕對的真理和至善，能夠領導人類創建最完美的社會和提供最大的幸福。這樣的人自然要成為人類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絕對權力，使其能夠按照個人意志為所欲為。他可以不擇手段，可以為成全完美的未來而犧牲有缺欠的現在，可以為實現抽像的理想而犧牲活生生的個人。如果這種邏輯僅僅停留在哲學思辯上，還不失為形而上學的智力遊戲，而一旦把它用於指導現實的社會變革，就將變成猙獰而暴虐的殺人哲學。
在此意義上，抽像化的終極理想是瘋狂屠殺的溫床。或者說，沒有具體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權利之上，無論多麼美好的理想，也都與每個具體個人之權益無關，也與人類的整體權益無關，反而淪為國家化殺人的理由。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識形態。
可悲的中國，在你廣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還沒有幾千萬死於大躍進人禍的無辜者的紀念碑！
再次感謝楊繼繩先生，當中國的土地上還不允許為幾千萬冤魂建造墓碑之時，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實記錄歷史，你用心為將來的墓碑奠基。
－－原載：《人與人權》，2008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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