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tisy）完成戰時的九十天見習軍官訓練後成為一名軍官，接著被送往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軍官高等學校以及加州聖地牙哥的反潛學校受訓。後來，我終於被派往西太平洋前線。雖然我很想進入海軍情報局(Office of NavalIntelligence)從事對戰事可能有用的催眠工作，但沒有任何位高權重的人願意採納一位二十一歲低階軍官的建議。
直到兩年之後，這些想法才被軍事及民間情報單位採納。太平洋戰爭結束時，我的軍艦在沖繩島準備抵擋日本的下一波侵略。我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從海軍退役，卻仍未等到機會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應用我在催眠上的專才。
回復平民身分後的頭八個月，我基於對體能訓練的興趣在加州長灘開了一間小型的舉重健身房，但隨後因為一個機會的出現而放棄這項事業。那個機會就是──直接進入美國陸軍反情報組織（U.S. Army Counter-Intelligence C o r p s , C I C ） 。他們參照我在美國海軍的少尉薪俸，給我相當於常規陸軍上士的薪資。我在鄰近巴爾的摩（Baltimore）的荷拉柏堡（Fort Holabird）CIC總部完成
九週的基礎訓練以及兩週講師課程之後，被留任為「調查類科目講師」。除了教授探員盤問課程之外，我也對CIC內部人員、國務院以及軍事代表團體講授我最感興趣的科目──催眠。大家特別關切的一點，就是美國可能面臨駐外政府人員被外國政權施行催眠而透露機密情報的危機。
雖然學員們對我的正常授課維持高度興趣，但一次事件才讓他們真正見識到催眠的強大力量。某天晚上，我將反情報組織指揮官的秘書催眠，要她把這位指揮官上了鎖的極機密文件拿出來。從催眠中醒來之後，她完全不記得這件事，而我也沒告訴她。當晚，我把那份文件鎖在我的檔案櫃中，並在隔天把它交還給這位指揮官。我向他解釋，我甘冒被軍法審判的危險做出這個舉動，是希望上級能夠認真考量這項研究的重要性。結果，我沒被帶上軍事法庭，反倒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收到一封來自這位將官的推薦信，信中讚揚我的研究「對軍事情報極為重要」。自此之後，好事接連發生。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接到一項臨時勤務命令，被派往到華盛頓特區附近的華特里德醫院（Walter Reed Hospital）執行為期十天的勤務。勤務的內容包括講解並示範催眠誘導技巧，以及如何對所謂的「吐實劑」（如sodium pentothal──噴妥撒鈉）作更有效的應用。這是醫學催眠史上一個很有趣的時期，因為當時大多數的醫生都不相信這個現象的真實性。我成功完成了這項為期十天的任務，而華特里德的精神科總醫師向我保證會替我寫一份讚揚的報告送至CIC。
在華盛頓特區與許多對催眠有興趣的團體會面之後，我的四年常規陸軍役期提前於第十三個月結束。我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自陸軍退役，獲頒為美國陸軍儲備軍官之軍情中尉。隔天，我以平民身分到華盛頓特區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報到。雖然CIA告訴我，以美國海軍儲備軍官的身分加入美國陸軍並不是非常恰當，但我還是通過了他們非常深入的背景調查。
在CIA工作後不久，我了解到一件事：我可以利用測謊技術探知美國被敵對者施用催眠或所謂的「吐實劑」而危及安全的可能性有多高。為此我獲准幾次前往芝加哥，接受測謊前輩──萊諾‧奇勒（Leonarde Keeler）的特別訓練。除了其他機密活動之外，我還是一個C I A小組的主要
成員。這個小組的任務是前往海外地區研判是否有人使用非常審問手段， 其中包括我原先最感興趣的領域─ ─催眠審問（hypno-interrogation）和藥物審問（narcointerrogation）。一九四九年，正當蘇聯進行聲名狼藉的封鎖行動而將冷戰升溫之際，小組抵達了柏林和維也納。隔年，小組在北韓戰爭期間前往日本的佐世保。當時中國共產黨剛加入戰事，而聯合國軍隊正從不遠的南韓釜山海灘將傷
亡人員撤離。
回到華盛頓時，我發現自己一手建立的測謊程序不但被CIA大量用在篩選雇員上，也被用來對CIA重點人員作例行測試。愈來愈頻繁的排程讓我忙於制式化的測謊流程，無法進行更有開創性的研究。
萊諾‧奇勒過世後不久，我離開了CIA，到芝加哥的奇勒測謊學院（Keeler Polygraph Institute）擔任指導。這是當初唯一以教室型態教授測謊技術的學校，我在這裏開設的前兩個六星期基礎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於美國陸軍。後來，他們也在當時位於喬治亞州戈豋堡（Fort Gordon, Georgia）的美國陸軍憲兵學校開設了自己的測謊訓練課程。
不久之後，我搬回華盛頓特區，成立了一家營利型的測謊顧問公司，合作的對象主要是政府機關。一位與我共事的測謊員在當地一所飛行學校上課。看到他有這樣的勇氣，我也開始上飛行課程。我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拿到飛行員證書，同時買了一架小輕型機Piper J-3 Cub。我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成立了第二間辦公室，並在一九五九年把整間公司搬到紐約市。巴克斯特研究基金會於一九六五年成立（Backster Research Foundation）
（註）。在此之前，我連續擔任科學化審問學會（Academyfor Scientific Interrogation）的研究與設備委員會（Research and Instrument Committee）主席達八年之久。一九五八年起，我在測謊方面的研究逐漸頻繁。我整合並修正和擴充當時的測謊技巧，首創「巴克斯特區域比較測試法」（Backster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e）及第一套分析測謊圖譜數值的系統。這個技巧需要測謊員了解受測者之意識或「心理組合」的微妙變化，並利用它進行判讀。
一九五九年，我決定與紐約市主要的測謊競爭業者李查‧亞瑟（Richard O. Arther）合作成立學校。我們提供一套六週的課程，教導如何應用測謊技術。我們強調各種不同取向的實用測謊技巧。這項合作在一九六二年結束，接著我們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學校。
一場發生於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事件使我覺醒，改變我的判斷標準，進而擴展我的研究焦點。截至當時，我已經對人類作了十八年的測謊試驗。我在這篇序中描述自己的生平經歷，目的是希望讓讀者更能了解到，我當初為何對那個事件有著如此反應，以及後來持續深入探索的緣由。我的早期經歷對我的種種行為產生很大的影響。接下來的這些章節將詳細敘述我如何應用測謊儀和其他儀器繼續探究這個最初的發現。
克里夫‧巴克斯特
寫於加州聖地牙哥
(轉載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緒》)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