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一、手機發短信也有“敏感詞”
本文的寫作因一則手機短信而引起。1月8日，我給一個朋友發了一則手機短信：2009：法國大革命22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屠殺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也是中共政權的花甲之年；經濟在高壓穩定的基礎上持續增長了將近18年。2008奧運：專制政權生死存亡的賭注？還是救命的強心針？抑或是開啟社會和解之門的鑰匙？
沒想到，連續發了幾次都發不出去。心想，是否短信太長了？我把短信分成三段又試發了幾次，仍然發不出去，每次反饋回來的都是“沒有這個號碼”。於是想到了網路上會被過濾的“敏感詞”，莫非手機短信也有“敏感詞”？——我想，“六四”、“法輪功”應該是歷來令最高當權者睡不著覺的敏感詞，但是，我將這兩個詞試發了一下，並無什麼障礙，發出去了。轉念一想，“六四”是兩個數字，雖然有些忌諱，總不能不用吧？至於“法輪功”三字，10年前的大報小報，甚至中小學學生的壁報上，不都是批判法輪功的文章滿天飛嗎？再說，在紀錄江某人如何改變了中國的三卷文選上，“法輪功”三字的出現頻率不是很高嗎？如果這三字不能出現，又如何顯示前任總書記的歷史功績呢？仔細研究起來，在我所要發的短信中，仍然令某些人諱莫如深的，應該是“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這兩個片語。因此我試著在這則短信中，把“六四”後面的“屠殺”兩字去掉，把“法輪功”前面的“鎮壓”兩字也去掉，一律用**代替之，這一下果然發出去了！再試著單單發“六四屠殺”和“鎮壓法輪功”兩個片語，確實發不出去，反饋回來的也是“沒有這個號碼”。我又請杭州的朋友試試，看看這兩個片語他那兒是否發得出去，其結果跟我一模一樣。
阿彌陀佛！奧運之年，觸動某些人神經的“敏感詞”居然從互聯網擴大到了手機短信！我不知道，還有哪些“敏感詞”是當權者所忌諱的？看來，六四屠殺19年來，“穩定”得來實在不容易啊，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簡直睡覺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我不明白的是，俗話說，“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現在的最高當權者，應該和六四屠殺及鎮壓法輪功沒有多大關係吧？又何必替人家背包袱，為人家擔驚受怕呢？難道父債非要子來還不成？
二、“平安奧運”：一項侵犯人權的政治工程
奧運本來只是體育盛事，但對於專制國家，歷來是只能舉國擁護、不得持有異議的“政治任務”。1936年在柏林舉辦的第11界奧運會，被希特勒辦成了有史以來組織最完善、投入最大的奧運會，其目的卻是為了證明希特勒“我是多麼成功地改造了德國人民！”72年以後，歷史又輪回了：為了辦好2008北京奧運，多少民居在血淚中被強行拆遷；多少民工和上訪者被驅趕；多少異議人士被打壓甚至投入監獄！隨著奧運的日益迫近，北京最近又展開了一場驅逐乞丐的運動——党國盛事，豈容衣衫襤褸的叫化子礙眼！所有這一切，為的都是一個目的——顯示在一黨專制下崛起的大國之何等的欣欣向榮！
北京當局自然心裏清楚，奧運是一柄雙刃的劍：一方面，奧運在經濟、政治、文化、民心各方面無疑都是一注強烈的興奮劑，它不但可以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還可以借此吸引注意力，消解各種民間怨憤，再次以民族主義凝聚民心，鞏固一黨專政；另一方面，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又不得不在表面上開放言論和新聞，做出奧運有利於改善中國人權的姿態。可是這個政權害怕真正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害怕民間乘勢拓寬言路和其他公民權利的空間，從而給自己帶來麻煩。他們為此採取的對策，就是在不斷施放出“新聞自由”、“表達權“、“政治改革”、“擴大民主”之類的煙幕彈的同時，加緊打壓不同的聲音。北京當局所謂“打造平安奧運”，就是這樣一項侵犯人權的政治工程。
聯繫中共當局近期在奧運問題上的種種緊張行為，人們有理由認為，這項以“打造平安奧運”為目標的政治工程，實際上早在2006年秋天就已經開始了。正是這一年的秋天，政治空氣突然變得緊張，寧波的力虹、廣州的郭飛雄、台州的嚴正學以及杭州的池建偉等活躍的異議人士接踵被拘捕。但是，他們感到威懾力不夠，不同的聲音仍然壓不下去，於是，2007年他們又進一步加大了打擊的力度，繼5月拘捕博訊網駐南京記者孫林（孑木）以後，夏天，他們又接連拘捕了黑龍江佳木斯市的維權人士楊春林和杭州的異議作家呂耿松。12月中旬，廣西異議作家王德佳（荊楚）也因撰寫文章批評北京奧運而遭拘捕。辭舊迎新之際，奧運的腳步聲愈來愈急促，他們感到，對已經被長期軟禁的維權人士胡佳不實行正式拘捕，作為奧運聖地的皇城北京的聲音仍然難以控制，權衡再三以後，他們終於下定了決心，最近對胡佳下手了！
我相信，所有受監控的異議人士，都可以從自己與當地國保打交道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中共當局在“打造平安奧運”的政治控制工程中所採用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慣用的“胡蘿蔔加大棒”，並且仍然堅持“打擊一小撮，教育（威懾）大多數”的方針。不過，由於後極權主義時代的政治控制是通過政治員警的層層責任制實現的，由於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也由於各地政治員警的觀念、素質各不相同，“上頭”一般只提出大體的目標以及圍繞這個目標所設計的考核制度，至於運用什麼手段——是“嚇”還是“哄”，是“關”還是“請”，是“敲飯碗”還是“許飯碗”，是“明槍”還是“暗箭”，是“官了”還是“私了”，是走“紅道”還是走“黑道”，具體執行的基層國保有“自由裁量權”，從而各地政治員警所用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威逼利誘，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既有象北京的“呆霸王”式國保那樣抄起釘板砸人的，也有比較文明和節制的。
近日，發起“要人權，不要奧運”萬人簽名運動的黑龍江省維權人士楊春林已經被檢察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這一事件明白無誤地告訴全世界：舉辦奧運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密切相關——反對奧運，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三、政治賭注和強心針：生死存亡，賴此一端？
當年申辦2008奧運的時候，正忙於改變中國的江澤民和他的未來繼承人胡錦濤恐怕都沒有想到，奧運舉辦前夕，各種社會矛盾居然會如此尖銳！奧運愈鄰近，人們的感受愈深切：自從因六四屠殺陷入困境，鄧小平發動九二改革扭轉危局以來，目前這段時期，既是中共當局最興奮的時期，也是最忐忑不安的時期。在他們看來，奧運若能“成功舉辦”，處於風燭殘年的專制政權就可以返老還陽，但是一旦發生“意外”，只怕象1988年的漢城奧運一樣，使專制政權處於對抗不利，鎮壓不能的困境。事實上，國內外學者也有許多類似的猜測。其實，在我看來，中共當局是太悲觀了，作類似猜測的一些學者則是太樂觀了——中國畢竟不是南韓這樣的小國，中共畢竟也不是南韓當時的民主正義黨！專制政權的真正危險，不是2008年的奧運本身，而是奧運“成功舉辦”以後的2009年！
中南海及其智囊們不會沒有想到，2009年將是歷史上極其敏感的一年：法國大革命22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六四屠殺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也是中共政權的花甲之年。尤其是，六四屠殺以後，自1992年開始，依靠高壓下的穩定，經濟持續增長了將近18年，而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經濟能夠持續增長20年的先例——而經濟一旦出現衰退，對於億萬被物質主義不斷吊高胃口的各社會階層來說將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數千萬在掠奪式的國企改革中失去飯碗、苦苦掙扎於城市邊緣的下崗工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也是不言而喻的；對於近兩億靠打一天零工混一天日子的農民工來說意味著什麼，同樣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以每年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規模走上求職之路的大學生和復員軍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有這一切又意味著什麼，對於一個毫無意識形態信仰、在道義上毫無合法性可言、唯一靠不斷引誘的經濟利益來維持穩定的政權來說，是最清楚不過的。中南海的當政者心裏自然也清楚，現在的所謂“繁榮”究竟是怎麼回事，無論是依靠銀行貸款或股市圈錢發展起來的企業，還是依靠賣地收入維持的“土地財政”，都不過是虛胖的浮腫病人，經不起任何社會政治風浪。
奧運進入倒計時以後，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似乎也進入了倒計時。近年，失業的工人要飯碗，失地的農民要土地，畢業的學生要工作，復員的軍人要安置……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靜坐示威、罷工罷課、集體上訪、甚至暴力衝突，各種大大小小的群體性維權事件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我不敢說，中國這兩年一定會發生什麼；但我敢說，這兩年中國一定是個多事之秋！面對種種危局，把2008北京奧運看作命系一端的政治賭注或強心針，就成了當政者最容易作出的一種選擇。
四、機不可失：開啟社會和解之門的鑰匙
北京奧運是江澤民遺留給胡錦濤的一筆政治遺產，也是對胡錦濤的政治智慧的一個嚴峻考驗。江澤民雖然為人口碑不好，但他卻是個幸運兒：鄧小平發起的二次經濟改革正處於能量釋放期、香港回歸和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建國50周年的全民慶典、“9‧11”事件以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好事幾乎全部落到了這個好大喜功的人頭上！與作風輕浮、人品不端的江澤民相比，行事低調的胡錦濤給人以務實、溫厚的形象。但是，胡錦濤所面對的，一邊是民生問題——生態、資源、金融、失業、通脹、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另一邊是民權問題——老百姓對現實日益不滿的情緒和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意識。便宜全被前任江澤民占了，胡錦濤面對是一根根難啃的骨頭。如何處理未來兩年所必然要面對並且越來越棘手的種種難題？
遺憾的是，個人品質不錯的胡錦濤似乎缺乏政治智慧。從其十六大正式登臺、十七大站穩腳跟的五、六以來，其施政的基本方針大體上可以歸納為“抓民生”和“壓民權”兩個方面，他似乎以為只要解決了民生問題，老百姓是可以放棄對民權問題的訴求的。殊不知，當前種種民生問題的實質或根源卻是一個民權問題，諸如官員的腐敗、對農民土地的掠奪、對國有資產的侵吞、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乃至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等社會保障問題，其根源莫不在於公民權利的缺失。在當下的中國，不解決民權問題，斷無解決民生問題的可能，更不用說對民權的強烈訴求是改革開放以後民生訴求得到一定滿足以後的勢所必然了。去年十二月，黑龍江省富錦市長安鎮、興隆崗鎮、頭林鎮等10 個鎮72 個行政村四萬農民，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以及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先後通告全國，宣佈自動收回被官商勾結強行侵佔的土地所有權；最近，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許多學者專家聯名呼籲，要求即將於三月初召開的新一屆人大會議啟動對勞動教養制度的違憲審查，批准政府十年前簽署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些都表明，北京奧運前夕，對民權的訴求已經發展到了不可遏止的階段。
對於這一切，即將舉行的北京奧運或許能夠起到暫時轉移注意力、振奮人心、舒緩社會變革陣痛的作用。奧運確實可以刺激經濟增長，而且早已刺激了經濟增長。但是，我不知道中南海的大佬們有沒有想過：對於一個虛弱的病人來說，興奮劑的作用過後是一種什麼狀態？當一個人瀕臨休克的時候，強心針或許是挽救生命所必要，但是，平時不調理生理機能，靠一劑強心針能否恢復一個人的青春活力？這些，都是只需常識就能回答的問題。不容否定的是，中共建政近60年來，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運動不斷，冤獄遍地，積怨難消，這些一直壓著的歷史問題總有一天要解決，但在一黨專政體制下，歷屆政府都不敢解決，也沒有條件解決，這就使得各種矛盾越積越深，象不斷上升的水位一樣，壓力越來越大。可是山洪一旦爆發，社會又勢必失控，中華民族將再次陷入一場災難。總之，中國的問題，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是無法解決的，但離開了威權政府的統治同樣無法解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後極權主義時代的威權統治就好比一個人體炸彈，它劫持了整個中國，而且時間拖得越久，“砸鍋”的危險性就越大，這是中國的社會政治轉軌與前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地方——中國只能走漸進式政治改革之路。
六四以後，每當中南海主人換代時，人們總是期盼能夠啟動政治改革，但是，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善良的期盼總是落空，於是許多人斷言，由於六四以後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的力量遭到了清洗，中共已不可能搞政治改革。對此我不能苟同。誠然，六四以後的中共最高決策層中的確沒有了立志改革的領導者，但是，六四以後，完全處於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中共有三個特點：第一，它雖然號稱堅持社會主義，但決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主導的政黨，而是一個追逐實際利益的分利集團，它在本質上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的同盟。第二，它實際上已經吸取了六四的教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理性和精明——說它變得理性，並非說它再也不會用血腥的手段對付人民，而是說它已經學乖了，遇事小心謹慎，善於權衡利弊得失。第三，由於現任的中共領導人都不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而是一群務實的社會管理者，因此它處理一切重大問題的決策依據，不是黨的利益，不是某種制度的維持和運轉，而是決策者個人的利益——凡是有利於決策者個人利益的就幹，凡是不利於個人的，它就會縮手甚至轉向。它從上到下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出發點其實並不是維護一黨專政制度，而是要實現當權者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應該指出的是，在後極權主義時代，在許多問題上，當權者個人的利益與整個黨的利益，與他所藉以獲得權位的制度是不一致的。這三點，是中國仍然有可能在共產黨的控制下進行漸進式政治改革的希望所在。我相信，當民間和國際社會的壓力大到足夠的程度，使中南海的決策者感到政改雖然不利於全黨或全局，但卻有利於保持個人的地位和權力時，他們就會作出啟動政改的決策。
奧運可以成為專制政權命系一端的政治賭注，或者充當暫時鞏固專制政權的強心針，也可以成為實現全民和解、啟動漸進式政治改革的起點，這既取決於中南海的決策者尤其是胡錦濤對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及風險的預期，也取決於國內外要求民主變革的壓力。前者勢必是一個雙輸的結局，後者才是一場多贏的博弈。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南海的決策者如果明事理、知得失、有遠見，就應該停止對異見人士和其他一切維權人士的鎮壓，開啟全民和解之門，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
（2008年11月11草稿，13日修改）
《人與人權》08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