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北京火車南站開陽路段孤零零的最後一片大雜院，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百多名警察的戒備和十多輛警車的包圍下，被大型鏟車推倒了。這是北京市豐臺區東莊最後一片老舊的院子。北京上訪村，這個在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的獨特村落，曾經吸引了海內外大量媒體和人權協會的關注。《新紀元周刊》引述一位訪民報導說，只要中國各地對民眾的侵害沒有停止，各地上訪的民眾就只會不斷增加，北京新的上訪村一定還會出現。第53起新紀元周刊封面故事指出， 這個讓北京市和中央政府頭痛不已的特殊村落或許暫時消失了，但它所記載下來的中共暴政歷史卻不會消失。上訪村今昔演變的歷史軌跡，記錄了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權的迫害事實，這不但在眾多的訪民心中難以磨滅，也同樣存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這些以鮮血和眼淚書寫的歷史片段，是中共無法用暴力拆除的。全文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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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訪村紀事——暴政的縮影和見證
文 ◎ 馮長樂、季達‧圖 ◎ 齊志勇
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知道東莊這個地名，但說起上訪村，幾乎無人不曉。二零零八年到來的前幾天，這個有著二十多年歷史的北京上訪村終於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在遠處觀望當局拆村的訪民陳先生感嘆說：「一段歷史過去了！ 」
北京市長下令拆除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距離中國新年只剩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長辦公室裏，日理萬機的王岐山市長還在專注地處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明德擔任學術顧問的「關於『上訪村』」的調研報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報告上寫道：「吉林同志：對此上訪村劉淇同志有過明確指示，如何拔掉這個『頑症』，請牽頭研究」，北京的雜誌《北京紀事》這麼寫到，北京市副市長吉林則批示說：「摸清違章底數，上訪村是一重點，請與有關部門核實報告中提到的上訪村、公園的地點，納入拆違、整治範圍。」
關於官方下決心要拆除上訪村的原因，該雜誌描述說：「上訪村的負面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已經成為境外媒體報導的熱點，它的存在與規模的擴大，已經形成了氣候，這裏上訪人員的情緒偏激、乃至手段趨向極端，這裏環境髒亂的程度，正在以滾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脹，的確成為首都形象與穩定的後患，而且治理難度相當大。 」
「上訪村展示的全是貧窮、愚昧、落後、冤屈和精神變態。到上訪村一看，簡直「不忍卒睹」，絕望、無助、憤懣充斥著這個地段，難怪不少境外媒體漸漸向這裏聚攏，他們在離北京市中心這樣近的地方搞到這樣多的活資料，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正是出於維護偉大首都光輝形象的需要，徹底拆除上訪村的計畫，在這幾個北京市最高官員的批示下制定出來了。
「通過對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規劃建設治本，徹底解決環境的髒亂問題。根據中國鐵路沿線整治法、老舊社區整治法、綠化整治法、土地開發法等法律內容，儘快治理；對無理訪、鬧訪和蓄意破壞信訪秩序的要嚴肅處理。」
北京市作出的五條措施包括：打擊「上訪非法產業」；加強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強對黑旅社的管理；加強公共場所管理；高法信訪接待站已經不適於在這個地區，建議易地設置。
十二月二十七日，距離北京市下令整治上訪村最後期限的三天之前，東莊上訪村的最後一棟建築被徹底剷除。
上訪村的天時地利
「上訪，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從縣鄉到中央，哪一級政府門前都坐著上訪群眾，哪一級信訪機關的院子裏都人滿為患。在號稱「首善之區」的北京，居然還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上訪村。」談到北京上訪村，長期關注民生和上訪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何天先生有著自己的見解。他告訴新紀元記者，北京這個上訪村從默默無問到揚名世界，跟中共的獨裁暴政息息相關。上訪村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要人權的視窗，同時也是幾十年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人民，在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斷反抗獨裁的縮影和見證。
上訪村坐落於北京南站附近，由不同的區塊形成的。從北京南站以西到開陽橋、從南站往北邊就是東莊，方圓大約一公里的區域。人數最多的時候，這裏住著最少近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上訪民眾。
根據北京市政府的調查資料，北京南站附近的東莊、南站鐵道北一百間左右的平房；開陽橋南側的平房和小樓房、花南旅店、東高地兒；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約有四十間左右；木樨園、中紀委附近一片七十戶左右的平房區；前門大街兩側胡同裏的平房和小旅館及開陽橋下和陶然亭橋下、與東莊僅隔著一個鐵道口的「上訪公園」等。
以上這些地方都是長期滯留在北京的老上訪戶集中居住的地方。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是：東莊、甘家口、木樨園、中紀委等地的部份樓房單間，已被上訪戶以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租下，然後在屋內打上通鋪，再招租上訪人留宿（相當於「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四～五元不等，每間可容納十五～十八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七十元左右。
何天介紹說，最初北京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眾多的信訪機構，當時在南站只有一個國務院信訪接待站。從全國各地來的訪民都是坐慢車到北京，而且南站離上訪接待站也就是後來的兩辦和高法比較近，上訪人回家買車票坐車方便。
追溯上訪村的歷史，何天表示，據他所知，上訪村的形成大概始於七零年代末。到一九九九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形成全國上訪高潮。江澤民執政後造成全國普遍的貧富懸殊和貪污腐敗，從而出現大量弱勢群體上訪，直到今天。
「那時我剛開始談戀愛，在北京天壇公園附近，經常看到外地到北京上訪的民眾，因為沒錢，他們自己在靠路邊或小樹林裏搭窩棚住，說難聽點，真跟狗窩差不多，出入的人蓬頭垢面。在永定路附近和北京南站往東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當時北京人都習以為常地叫他們是『上訪的』。」何天回憶道。
早期上訪者多為政治受害者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否定文革，全國開始所謂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很多當地得不到妥善處理的案件，當事人直接到北京上訪。這些人多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和無辜受到衝擊的人。「像五零年代錯劃的右派、被打倒的走資派、叛徒、被扣上地、富、反、壞、右人帽子的『階級異己分子』，以及文革中製造出的冤假錯案受害人，他們要求平反，恢復名譽。」
那時這部份上訪人之中，當官的和知識份子、學者比較多，老百姓很少。政府總是要作出點姿態，所以也沒有趕走他們，還允許他們在北京申訴。但是很多人直到死也沒有得到平反。八零到九零年代中以前，上訪的人多是受到共產黨政治迫害的人。
隨後，中共政府的黑社會化導致冤案叢生，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促使上訪民眾大幅增加。
「各地共產黨官員開始利用職權瘋狂搜刮民財，出現大量社會不公。人們在一切向錢看的信條指引下，拋棄信仰、拋棄做人的良心，導致社會道德下滑、黑社會猖獗，特別是江澤民執政期間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造成社會混亂。越發不可收拾。『新圈地』運動令全國農村農民失地，官商勾結、城市的非法強制拆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家園，無家可歸，淪落為城市貧民、乞丐，企業改革造成大量產業工人丟掉飯碗。法院失去正義和良知，法官們竟然直接參與製造一起起冤假錯案，」何天的總結，可以說是指出了北京上訪村在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大為「興旺」的根本原因。
鎮壓法輪功 引發全國上訪大潮
自從江澤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鎮壓法輪功以後，引發全國法輪功人員大規模上訪北京，同時也帶動各地訪民上訪大潮的出現。「這些年因鎮壓法輪功，各地公、檢、法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迫害法輪功上，造成大量冤案無人處理。這些被黑社會、貪官、地痞、流氓剝奪了生存權的最下層百姓，無奈只能上訪北京申冤找青天。」
上訪人數近年激增，九九年以後上訪的都是真正的冤民。訪民成分也非常龐雜，幾乎包括全國各個民族、各個行業、各個階層，但最多的是貧苦階層被稱為弱勢群體的人。「他們都是被共產黨搶劫了個人所有、被剝奪了生存權的下層民眾，」何天解釋說。
在南站附近的幸福路一段有很多農轉非的農民房，九零年代，這些房子陸續被訪民租用。索性農民把這些房子打成隔斷，像鴿子籠一樣，租給上訪人。上訪村面積不斷擴展，住的人也越來越多。農民不用種地，就靠租金過活。馬路邊、圍牆下到處都是簡易房屋。立交橋洞也成為訪民棲息地。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據訪民說，上訪村有住過萬人的紀錄。
自成一體的上訪村生活
長年往返於北京上訪村和瞭解訪民生態的何天先生認為：二零零零年以後，隨著上訪大潮的出現，上訪村人滿為患，達到飽和。上訪村形成規模，上訪村不僅是房價低廉，上下兩層大通鋪，每人每天三至五元不等。每間可以住十多人，上訪人潮洶湧的時候，每間要擠二十多人，晚上睡覺人擠人。
訪民的增多給當地帶來一些商機，小餐廳、成立打字室、複印室、照相室、理髮室，都在上訪村擁擠黑暗的雜院中出現。小餐廳一般炒菜都是幾塊錢，很少十元以上。小餐廳熬的羊骨湯三塊錢一碗，特受訪民稱讚。訪民也一傳十，十傳百，把北京上訪村的名字傳遍全國。由於它得天獨厚的條件，使中國的訪民都來到這裏駐紮。
另一方面，由於上訪村中住著不少長年上訪的民眾，他們對北京的地形、交通，對各個上訪部門的情況都十分熟悉，成了久病成醫的上訪輔導員。許多初來乍到的上訪民眾，會首先到這裏上課補習，然後才展開他們的上訪旅程。
為了嚴防政府人員搗亂，上訪村村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規則。二零零四年，山東的作家高先生想到北京上訪村一探究竟，花了兩天時間在上訪村附近詢問，卻始終無法找到「上訪人員」。
在一個用瓦楞板搭建的簡陋的小屋門口，一個面帶菜色的婦女正在收拾東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廖亦武）又走過去詢問，但不一會兒，便回來對我說：「那個女人把我們當成密探了，說我是間諜，你再過去問一下吧。」於是我走了過去，用半開玩笑的口氣給那女人說：我們不是共軍的密探，也不是國軍的間諜，我們只是想瞭解一些上訪者的情況，做個社會調查。女人問：「你們是記者嗎？調查了能報導嗎？」我說，我們不是記者，我過去也上訪過，所以同情上訪者，想瞭解一下現在的上訪者的情況。女人說：「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實話？」我說：「我沒辦法證明自己說的是實話，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說：「反正我死都不怕了，還害怕啥？」
但她還是忍不住又問：「那你們不是記者，調查這幹什麼？」我說：「希望能幫上點忙吧。」老廖、回地兩人見我和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過來。老廖說：「我們不是記者，算是研究者吧。」那女人又說：「不是記者調查這幹啥？你們能把我們的事報導出去嗎？有些記者也來過，其中也有密探間諜裝扮的，他們把我們的話全套去了也沒報導出來。有的假記者還把我們的證據材料都偷走了。不過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幾回了，什麼也不怕了，你們看吧。」接下來，女人的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滔滔不絕地從她的口中湧了出來。
高先生在他的《高氏兄弟：尋訪上訪村》一文中描述說，隨後的幾個小時，一百多位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訪民開始排起了長隊，輪流給他們講述自己上訪的故事。「門外聚集的人確實越來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們每人手中都拿著寫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訴狀。有些人則直接穿著『上訪服』，手裏拿著狀子站在人群中。他們的情緒異常激動，一陣陣地高聲吆喝著，希望我們出去為他們拍照，傾聽他們的訴說。」直到高先生離開的時候也無法聽完訪民的訴說，只好把訪民的資料帶走。
鎮壓手段法西斯化
訪民的戒備是有原因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天表示，訪民一直被中共視為是對政權和統治的衝擊和威脅。政府多次出動公安突襲上訪村，抓走村民。這些年對訪民的迫害手段也花樣翻新，政策指令條例紛紛出籠，都是衝訪民來的。
曾經多次目睹訪民在北京挨打的他舉例說：「河南老太太王金英的腿就是被截訪人打斷的，北京七十多歲李藍英老太太的腰被警察像趕牲口一樣，驅趕、毆打後野蠻地被塞入警車時活生生折斷的！」什麼非正常上訪、擾亂政府工作秩序、誣陷國家工作人員、衝擊國家機關等，一頂頂大帽子、莫須有的罪名扣向上訪民眾。冤民被打死、打傷、遭遣返、關看守所、拘留等事情都不絕於耳。
政府為逼迫訪民離開北京，二零零五年中國新年到二零零六年期間，上訪村多次被黑社會流氓搗毀，簡易窩棚、大通鋪、爐子、玻璃、門窗被損毀，人為縱火。事實上，在北京市，上訪民眾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比到北京找工作的外地民工還要低得多。
訪民在北京被打死，北京警察根本就不予立案。
在中共十七大前，對全國訪民上訪行為的鎮壓已經完全非制度化，就是隨心所欲。按照一些訪民的話說，鎮壓訪民完全「法西斯化」。一位訪民介紹說，當時中央政法委通知各地，如果發現有到北京集體上訪的，那個地區的政法委書記就地免職；如果發生惡性案件，直接追究當地省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成為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犯罪集團。一位山東負責截訪的警察就公開說 ：「我不抓他，我就得沒飯吃。」
十七大前，北京第一次允許外地警車不用掛車牌直接到北京上訪村抓人。以前都是半夜偷偷摸摸在北京警察配合下抓人，現在都是交給地方去做。
中國政府斥巨資控制訪民
在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而中國政府花在這方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山東訪民錢麗麗幾次來北京上訪，當地政府每次派出兩、三輛警車和十多人來北京阻截，這些人一待就是十多天。何天說：「為一個訪民，政府出動這樣大的警力，算算全國有多少上訪的人？國家要支出多少財力、物力去擺平？浪費多少國家資源和納稅人的血汗錢？這些錢早已超出上訪人要求的獲賠數字了。請問世界上找得出第二個這樣的政府嗎？ 」
《北京紀事》雜誌的文章介紹說，假設「兩會」會期按十天算，每天有兩千人控訪，一百輛車配合，每人每天開支兩百元（含平均補助費一百元、住宿費五十元、飲食五十元)；每輛車日消耗八十元；十天總計約四百多萬元。如果加上常年駐京的控訪機構的經費，開銷最少要幾千萬元。按上訪量名列前六名的省份，每個省常駐北京的辦公人員十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銷兩百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車費、通訊費、車輛消耗費等，一年約五百餘萬元，這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演算法。
有人說，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訪人員身上的補助費，用在解決確實有理上訪的人身上，也許就沒有這麼多上訪的了！然而，聽到這種議論，個別地方的控訪人員說，這是兩回事，兩筆帳。花在我們身上是控訪工作補助費，花在上訪人身上算什麼名堂？算上訪有理啦？
北方某省會市法院的閻某，已經在北京連續搞「截訪」三年。他說：「我已經在北京三年了。我們法院口上訪的，我百分之百全認識。這項工作每年在『兩會』期間比較忙，但是，那時候力量也加強。待遇不錯，集體吃賓館、住賓館，額外每天每人補助一百元；回單位還享受單位的每天一百元補助，加起來每天得補助兩百元。按月算，一個月六千元。不客氣地說，我在北京三年來，已經裝兜裏十幾萬，給孩子買轎車的錢已經準備好了！說心裏話，我還真得感謝那些上訪戶……。」
中央、地方和訪民的三角遊戲
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天表示，無數事實證明北京各信訪部門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也沒有權利就填表蓋章。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迴圈上訪、一次次、一層層上訪，一次次、一層層批轉，例行公事，衙門作風，終點又回到原點，不了了之，或者周而復始，無限迴圈重複上訪、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等亦由此而生。中央一級的信訪衙門口的辦事官員，面對蜂擁而至的各地訪民，早已亂了方寸沒有王法，搞起行賄受賄的腐敗行為。舊冤案未了反而增加新冤案，民怨連天。
「政府非常明白。一個人到北京上訪，後邊可能有十個人看著呢，如果給他解決了，馬上這十個人也會到北京。而且有冤情的人絕不止北京這些上訪人，敢到北京的可以說是上訪精英，都是當地起帶頭作用的人，全國有多少冤假錯案要解決呢？同樣如果處置一個法院或犯罪的官員，這些人背後又要涉及多少共同犯罪的人呢？關係網都揪出來，中共政權就面臨癱瘓。他們只能極力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採取高壓手段剷除上訪村。」
那麼，為什麼訪民還要繼續到北京上訪呢？
根據中國政府內部的慣例，上訪量是上級政府及政府部門對下級考核的重要指標。如果上訪量高，特別是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的多，地方政府領導就會被追究責任。一位基層截訪的官員說：「集體訪、個人訪達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評，甚至換位子、摘帽子。」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截訪」這條路被堵死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增加基層的上訪紀錄，向上級信訪機關接待部門有關人員送禮拉關係應運而生。中部地區某縣一位接訪人員說：「請客送禮，登記了可以消掉；不請客送禮，一旦上級信訪部門登記上就沒有辦法補救了，或者說補救的難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訪接待人員不得不想辦法與上級信訪部門的人員拉關係，請客送禮。河南某地黨委下達正式檔稱，「銷帳是無奈之舉，是最後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者於建嶸，去年在上訪村對五百六十多名訪民進行了調查，發現有近60%的訪民表示，到北京上訪的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一位來自河南的訪民直截了當地表示：「我知道上訪解決不了問題，但我就是要上訪登記，讓他們（指地方政府官員）難受，他們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顯然，上訪數字涉及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而訪民正是要通過上訪，以影響那些對他們不公的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表現。這種訪民通過上訪影響中央政府形象，中央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地方政府再採取非法的暴力和收買行賄手段截訪，形成了一種無法解脫的惡性循環。
絕望中的訪民
來自黑龍江的訪民劉女士對《新紀元》記者說，中共自己身上一個毒瘤，諱疾忌醫，讓他自己割嫌痛，不割毒瘤越來越惡化，只好想方設法掖著藏著，不敢面對。政府想借剷除上訪村來抵制民眾上訪勢頭，只能愈演愈烈。
據海外和大陸媒體報導，這些年很多絕望的訪民做出了另一種選擇——自殺。由在家裏自殺發展到在大街自殺，由在大街自殺發展到在政府機關門前自殺，由在本地自殺又發展到上天安門自殺；同時，個體的自殺正在向著群體的自殺發展，動輒幾十人坐在樓頂揚言自殺。
北京訪民自殺事件比比皆是。上訪北京九年的遼寧訪民李世告訴記者，中共把人民已經逼到絕路。僅他知道的自殺事件就有一九九六年春，在天安門廣場引火自焚的張軍；西安被醫生偷摘器官的楊潔；不知來歷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藥「五步倒」後生死不明；北京順義張淑鳳跳地鐵尋死未遂；甘肅訪民畫家宋建民捨命衝中南海被毒打判刑；東北訪民集體跳天安門金水橋；葉國強跳金水橋遭判刑；不知名訪民在天安門公廁上吊；集體撞天安門旗桿子等。
李世表示，「這樣的事情太多啦。」訪民、冤民從家鄉一路訪到北京的各衙門口，無果，再繼續訪到中南海、新華門、天安門、玉泉山、使館區，明知希望渺茫，卻非得要一年四季不停地訪下去，訪民說我砸鍋賣鐵也不放棄我抗爭的權利，我們聯合起來的目的就是討個「說法」，讓共產黨還我們做人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種地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看病吃藥的權利、上學讀書的權利、殘疾人社會保障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總之，就是向獨裁政權要人權、要生存權。「我們沒有給社會造成什麼動盪，我們也不是什麼社會不穩定因素，是誰造成我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陷入絕境？是誰讓我們無家可歸、到處流浪、四處奔走呼號？為什麼我們要不要命地上北京來告狀？難道這個社會就容不下我們這些人嗎？我們的失落、困苦、妻離子散、流落街頭還不是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造成的？和諧社會是不存在的，永遠也不會存在的，只要共產黨活一天，我們就要抗爭一天，任何人的甜言蜜語都是撒謊欺騙！警察曾經說，訪民被他們弄到死絕的一天，社會就和諧了呀！」
事實上，千千萬萬的上訪人員，特別是那些長期上訪的「釘子戶」、「專業戶」，絕大多數都有一筆不堪回首、觸目驚心的「血淚帳」，若不是他們的合法權益被肆意地侵占，若不是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但凡有一點出路可走，他們也不會走上信訪這條「獨木橋」！
上訪村記錄著一段沉重的歷史
歲末寒冬，雖然年關將近，滯留於北京的各地訪民大軍，幾乎要掩沒了北京各信訪衙門口。同時，各地派到北京截訪的也有增無減，甚至超過訪民的數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訪村正式從南站地區消失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國內外遊客不會看到上訪村，北京市領導們終於可以為中共的面子得到了保護而稍鬆一口氣。然而事情並沒有真正結束。一位訪民表示：只要中共執政一天，訪民就不會休息一天，上訪村將與中共獨裁同存亡。他表示，各地的訪民目前都在策劃奧運期間到北京上訪的行動。
而北京上訪村作為中共暴政獨裁歷史見證，記錄了全國無數訪民血淚辛酸歷程，上訪村的歷史並不會因為它的消失而消失。「我相信，在明日，一個新的上訪村必將出現在北京某個角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何天最後表示，「這也是一段誰也抹滅不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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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訪村成為傳播九評和退黨基地
文 ◎ 馮長樂
關於上訪村這個中國冤民集結的大本營，流傳著許多感人故事。每一個故事的背後無不充滿血淚和辛酸。
幾年來筆者接觸了眾多訪民，他們的遭遇和經歷不僅見證了專制獨裁的暴虐，同時也是對這個制度的控訴和鞭撻。
退黨大潮的出現和《九評共產黨》在中國的流傳，驅散了上訪百姓心中的陰霾，使他們見到曙光，絕望中重新升起新的希望。而北京的上訪村也變成了傳播《九評共產黨》和勸三退的基地，不僅如此，上訪民眾在離開北京回到家鄉的時候，也把《九評》和退黨運動帶回家鄉，使之傳遍中國。
發生在北京上訪村的的故事令筆者記憶猶新。在辭舊迎新的時刻，送上對他們的祝福和思念。
上訪村公開退黨的老人
二零零五年春天，筆者間接收到來自北京上訪村曹炳炎老人的控訴信和三張照片。當時筆者看到照片，頓感強烈震撼。
第一張圖片是一個表情堅毅、留著長鬍鬚、手持枴杖的老人站在暗紅色高牆下，雙手舉著寫有「我退出加入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共」的對開報紙。
這位老人名叫曹炳炎，是山東省聊城市莘縣十八裏鎮大常莊村村民，當時已經七十高齡。十八歲參軍，二十二歲加入共產黨。經歷了戰爭歲月後復員歸鄉。他苦惱的是，「解放」五十多年了，怎麼村民的日子越來越窮？村幹胡作非為、欺男霸女、損公肥私，地痞流氓、貪污犯、盜竊犯、拐賣婦女的人都入了黨，當了村主任，村官利用吃喝拉攏，封官許願，維護自己的利益集團，不顧農民死活。大肆出集體土地，從中漁利，而農民苦不堪言，無人過問。他憂心重重，對黨也沒了信心。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曹炳炎遭到村主任常新華報復，暴力毆打、還將糞便倒在他頭上，並趁機奪過拐棍，猛抽曹的腰腿部、眼部，曹炳炎當時就昏死在公路上。
然而村幹故意傷人沒有得到應有懲罰。曹炳炎上訪北京控訴，再被截訪無理毆打。北京公檢法機關人員的不作為，讓曹炳炎對這個社會十分心痛。
此時一個北京訪民告訴他退黨正在中國興起，退黨人數馬上達到一百萬的消息時，老人激動不已，毫不猶豫的說「請馬上幫助我退出，退黨是我最大的心願，我早已經看出這個黨沒救了。我被他欺騙五十年啦。」 老人借來筆墨和幾張廢報紙，鄭重寫下退黨聲明並簽下自己的名字。為記住這個特別的日子，他在上訪村留下此照。不久他便離開上訪村回家鄉去了。後來他們村裏不少人也退黨了。
第二張照片也是同一地點，站著幾位訪民，他們每人手裏舉著對開報紙，或一字排開，或組成梯行展現一組標語「慶祝百萬退黨還我人權」。
與山東訪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這幾位勇敢的訪民，筆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們姓氏名誰，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們是上訪村最早公開提出退黨和支持退黨的訪民。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氣，為這個時代、為上訪村的歷史留下了最珍貴的歷史見證。
傳《九評》促三退 訪民一馬當先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個老上訪，主動給筆者發來中國軍工系統四十六名黨齡從三十至五十年的老幹部，他們宣布集體退黨的聲明。聲明中說：「我們這些人已經沒有交黨費超過四年。我們都曾經有過『光輝燦爛』的歷史。反思這些年我們做了什麼？過去國民黨沒有做到的我們（共產黨）全做到了，我們（共產黨）不讓人民做的壞事，我們（共產黨）全做了，我們雖然醒悟的晚，但是是最徹底的。有人說，像我們這部份人絕對不能退黨，即使不交黨費也不能讓他們退黨。這不成了黑道了嗎？只能進不能出，簡直就是黑社會組織。」
在徵簽的時候，讓這位訪民最難過和感動的是，一位身患絕症、躺在病床上身體上插滿各種管子、奄奄一息的八十歲老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同意退黨，並由家人代理在退黨聲明中簽字。
記得這位訪民曾經說：當時他看到海外《大紀元》網站刊出的《九評共產黨》後，非常興奮，看了一評，想二評，每天都在期待，心裏頓時亮堂起來。放下了上訪的念頭。開始集中精力傳播《九評》促三退。他把自己認為可以啟發訪民思想和覺悟的一些章節列印複製，給訪民傳看。
開始有的訪民害怕不敢接受，說要掉頭，這樣自家冤屈沒得到伸張，再看這東西，萬一被共產黨逮著，命不就沒啦？他就給訪民講道理，講《九評》裏的內容，讓訪民知道自己苦難的根源。
由於興奮，他自己借了一輛單車，帶著一些資料，到新華門、翠微路的一些深宅大院，是凡有武警把門的地方，都是他的投遞目標。把事先準備好的《九評》資料，投入高牆內。然後飛快離開。之後因身體狀況不好，改用郵寄。他從上訪村裏購得一本國家機關通訊位址，郵寄《九評》和退黨資訊。為此，他每天三頓飯都吃饅頭、鹹菜，為的是省錢以便買墨水、打印紙和郵票信封。
他曾經告訴筆者說：「《九評共產黨》出版後，中國大陸的民眾就開始私下爭相傳閱《九評》，宣傳《九評》。朋友、家庭聚會也在談論《九評》。過去我們一見面問：「您吃了嗎？」後來是：「您上網了嗎？」現在一見面問：「您看《九評》了嗎？」
《九評》隨訪民擴散到全大陸
這位訪民說：「不是只有我這樣做。」上訪村民眾也在自發列印《九評》複印散發。後來地攤上也出現訪民偷偷賣《九評》。上訪村公廁牆壁上、小平房外邊甚至火車站經常看到退黨告示和怒罵共產黨的檄文，《九評》給上訪百姓帶來希望的曙光。《大紀元》網站開始出現退黨大潮後，很多訪民覺悟了，同意三退。一些訪民回到家鄉後，還帶動那裏的三退。
二零零六年，這位訪民在北京遭到中共秘密逮捕，並受到殘酷迫害。
目前中國人民聲明三退已經超過三千萬人。在北京的訪民已經開始自發成立退黨中心，群體退黨熱潮正在湧現。同時很多訪民已經不再風塵僕僕長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滾滾黃塵之中，而是暫時告別上訪村回到家鄉，開始推動民眾三退。
一個訪民說，生而為中國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醫少藥，不是被冤打冤殺，而是沒地方說理。含冤受屈卻沒地方說理，有哪個國家政府是這樣的？老百姓活著有意思嗎？有人就選擇了死。那可不是他願意死，是被逼的走投無路了。誰逼的？是共產黨，一切罪惡和苦難都是這個制度這個黨造成的。上訪村的歷史就是人民遭受迫害的歷史見證。
與山東訪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這幾位勇敢的訪民，筆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們為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們是覺醒了的訪民。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氣為這個時代、為上訪村的歷史留下了最珍貴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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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紅朝暴政的上訪村畫家宋建民
文 ◎ 馮長樂
在採訪的訪民中，一位來自甘肅清水縣的失地農民宋建民，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他的畫作，時常出現在筆者腦海。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筆者電子郵箱中收到幾封特殊信函，原來是被稱為『上訪村畫家』宋建民的畫。他用連環畫的方式記錄了他在當地被剝奪土地和房產的經過。同時還有幾幅速寫，記錄了新華門武警對他施暴的情景。看到這些畫，彷彿讓我感受到那些毫無人性的流氓警察的鐵拳給他瘦弱身軀造成的劇痛。
宋建民二零零四年上訪北京，遭到信訪口工作人員的刁難和鄙視，他感到絕望。於是以死相拚。他隻身連續三次前往新華門，要找黨中央對話。一次他與阻攔他的武警發生衝突，遭到武警群體痛毆，武警殘忍的用槍托砸斷他的肋骨。
他帶著傷痛，將這一幕幕施暴過程用畫筆展現出來，畫作在上訪村廣為流傳。一時間他成了上訪村訪民談論的「焦點」話題。「上訪村畫家」頭銜也由此而來。上訪村民眾將他的作品輾轉傳到筆者手中。
二零零四年年底，他在上訪村失蹤，後得到消息，他被公安抓捕，遣送原籍，遭到勞教三年的處罰。為紀念這位畫家，筆者曾寫下《農民畫家筆下的新華門暴力》一文。三年的牢獄生活即將結束，身陷囹圄的日子怎樣度過的？筆者只能默默為他祝福。
在北京豐台區東莊有一條狹窄又潮濕髒亂的巷子，兩旁搭了一些簡易的臨時帳篷，這裏曾住著大批從中國各地前來北京上訪的民眾，因這裏聚集了大量的訪民而被稱為上訪村。在通往中共信訪處的一條長長的死胡同裏，隱藏著無數上訪百姓的申訴哭嚎及悲慘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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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幾位訪民
文 ◎ 古清兒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住在北京的王叔，他是位退休工人，他對訪民的遭遇非常同情，常常到上訪村關心和送些舊衣服給訪民，幫訪民免費列印一些申訴材料，和訪民成了莫逆之交。
他說：「江澤民正式掌權之後，受迫害的案件特別多，也是上訪最火爆的時候，上訪的都是沒錢沒勢的人，冤假錯案都發生在社會最底層的人，都是法院和貪官污吏欺壓百姓造成的。」
王叔感慨：以前的冤假錯案大多是政治鬥爭的結果，現在是完全違背了人倫常理，奪你的地，搶你的房屋，為了錢，不擇手段盤剝和欺壓百姓。訪民上訪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求國家賠償，說白一點，就是要錢來了，給錢了也等於道歉了。
通過王叔，我認識了不少訪民，每人背後都有令人觸目驚心的悲慘經歷，希望在北京能碰到包青天為他們昭雪冤屈，主持公道。
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由於長期上訪，他們沒有任何收入，就靠乞討和撿垃圾為生，露天棲身的到處都是。在上訪村，訪民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在寒冬的北京，隨處可見訪民蹲在牆腳下、睡在馬路邊、橋洞下，一件塑膠布就是被子，熬過一個個漫長的夜晚。無論是生活水平或是社會地位，他們都是一個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讓王叔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在二零零四年一月，那天正下著雪，很冷，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想進去南站後車室過一晚，因穿得太破爛，被工作人員趕出來，第二天，就被發現凍死在車站外面的雪地裏，死的樣子看起來，睡的很熟、很熟。
訪民給我寄來的錄像中，看到一群群訪民站在攝像機前，有的穿著狀衣，有的舉著寫著自己冤情的材料，大家都很想訴說自己的冤案，一會兒響起了一片哭聲。聞者為之心酸，可以看出他們的悲痛與無奈。
一些人說訪民無知、水準低，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別看他們穿得破破爛爛。為了討回公道，很多訪民都自學法律，把法律條文都背的滾瓜爛熟。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今年十歲的曹小龍，媽媽因醫療事故死亡，當時小龍只有一歲半。父親曹福林因被同村村民曹孝軍搶走了治病的現金，當地不解決，反被打殘，從二零零一年開始，他爸爸就帶著三個孩子進京上訪至今。
二零零二年曹福林被當地以「妨礙公務罪」秘密判了兩年刑，期間他的三個孩子失學、流浪乞討。在寒冷的冬天，曹小龍的小臉被凍得紅通通，別看他年齡小，但對家中的案件說得頭頭是道，也顯得比同齡孩子成熟。
曹小龍說：「我大姐姐在上訪中被綁架了，至今生死不明，我們很想念姐姐，現在飯也吃不上，一家睡在馬路上，沒辦法上學，希望有好心人能幫我們，我們很想讀書。」
聽著他和姐姐曹玉霞的訴說，我眼中淚水不自然掉下，和他們這麼大的孩子，很多還在父母身邊撒嬌。但他們卻過早看到這個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平，心靈受到多麼大的創傷。
上訪村的售報童
二零零六年在上訪村有兩個失學的售報童格外地引人注目，他們是陜西西安下崗工人封西霞（音）的孩子，隨母上訪。
有一次早上，王叔看到她們在街上賣報，姐妹倆看著同齡的孩子正在上學，眼裏流露出羨慕的眼神。王叔說：「頓時覺得自己無法接受，同在一個藍天下，人與人區別這麼大。日子雖苦，但她們臉上還是保持著燦爛的笑臉，我給了她們十塊錢，聽著她們高喊：『爺爺您要回家了』，心裏更是不捨。」
封西霞在上訪村曾遭到警察暴打，屁股都被打腫了，看到當時被打的照片及二個孩子舉著「我要上學」的牌子，我印象很深。後來，她被抓回去勞教一年，孩子被送社會福利院，再也沒有聽到她們的消息了。
有人說北京訪民是全球華人最苦的人群，生活還不如監獄的罪犯。那些租一天三元到五元鋪位，住在上訪村的訪民，還可以撿一些菜葉，熬點稀飯吃，那已經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有一位訪民說：「住在三元一個位置的訪民，常常晚上去解手的時候，回來的時候連位置都找不著了。 」
而那些流落街頭睡在天橋下的訪民，看著餿水桶的飯菜就往嘴裏塞，天天都這麼吃，常年累月沒洗澡，身上長滿蝨子，要上廁所的時候，才用公廁的水洗一下臉。
他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常被警察和黑社會揍他們一頓就走。
兩會期間人數最多
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批批訪民又「殺」到北京來了，他們要趁中共兩會期間，向他們的最高領導人和代表們喊冤，人最多的時候，北京南站的一個大花園，都住滿了席地而睡的訪民。
陳壽田是湖南新化人，五十年代大學化工專業畢業生。因被同事嫉恨而種下禍根，壞事接踵而來，十六個冤案纏身，上訪至今四十多年了，但平反卻遙遙無期。
他和妻子王春貞於一九八三年創辦了一家民營企業，是以工業「三廢」和生活垃圾為原料的環保工廠。因土地被鄉長強佔，廠房和財產遭當地政府搶劫摧毀，愛子陳永東被人活活打死，在醫院器官遭盜，屍體放在醫院十多年，法院也不立案處理。
王春貞因上訪，被關押在武漢市第五醫院第一分院（原十里鋪醫院）精神病分院，至今已一年半，當地政府也揚言把陳壽田也關進去，七十二歲的他在北京到處躲藏。
陳壽田說:「上訪根本沒有用，也不可能解決問題，以前還會抱有幻想，換領導人一定會解決，但每次都失望。上訪是一條不歸路，只有兩條路，被抓被關，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餓死、凍死，有的人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像陳壽田這樣，大半人生花在上訪路上的非常多。有些人上訪時剛結婚，現在已經做爺爺、奶奶還在上訪；有些人的兒子、女兒都在上訪村長大成人；有些從少女告狀到白頭……
律師呼籲廢除信訪
有的訪民越挫越勇，有的鬱悶而終，有的憂慮成病，有的精神失常。東北訪民告訴我，沒有辦法，無家可歸，回去也不解決問題，堅持一天算一天。希望國際社會替我們呼籲，給一點希望、給一條生路，我們太冤、太冤了。
而地方政府為了「穩定」，地方官員的政績也與上訪者的多少掛鉤。各地方派出警力進京攔截上訪者，已是眾所周知的「秘密」。截訪人員在巷子口、信訪局門口、信訪局大院中佈置了三道關卡。
湖南律師任華認為，信訪制度和勞動教養制度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制度，它們本身就與憲法相違背，不能實際解決問題，特別近幾年，這個制度已經演變成當局對上訪公民的一種迫害工具，訪民被毆打、關押、拘留、勞教的比例特別大，因此呼籲堅決廢除信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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