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土地、悲劇的人物、悲劇的連結。
然而，吉姆‧伍頓所成就的並非歷史悲劇，而是警惕世人的一記當頭棒喝。因著記者貫有的敏銳觀察與流暢文筆，這篇文章的地理座標，不單單是發生在約翰尼斯堡一位愛滋寶寶的故事，它更揭露整個非洲大陸面臨世紀黑死病橫掃的困境；同樣地，文章的時間向度，也絕非停留在穆白吉政府的時代，它更可以溯及種族隔離制度的開始。
文章的美，美在一開始就帶領我們認識諾西這位愛滋小男孩，一位一出生就面臨死亡、卻又堅強地與命運搏鬥的小勇士。當他穿梭在愛滋收容所裡當個小助手、當他拖著羸弱的身體遠渡重洋到美國為愛滋募款；他似乎已經完美地演出愛滋天使的角色！而這位小男孩自始至終只有一個似也純真、似也卑微的要求：「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跟別人沒什麼不同；我們懂得愛和盡情歡笑，我們會傷心也會難過得哭泣；我們出生，然後死去。」
每個人都不應該因為膚色以及他所無法控制的疾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歧視待遇。可悲的是，這種公平正義的論調，在現實的社會裡，不過是天方夜譚。諾西一出生就面臨膚色以及遺傳疾病──愛滋，而遭受雙重的不平等待遇；悲慘的命運因為遇見了蓋兒媽媽，才譜出可歌可泣的樂章。
文章的動人，在於巨大衝突有了最感性的協調：蓋兒媽媽，一位堅強且懂得將母愛發揮到極致的白人女性，收養了一位感染愛滋病毒、整天拉肚子、全身上下黏液不斷的黑人小孩；而他們所處的環境更是極盡矛盾：一個愛滋病患人數激增的國家，但政府領導者卻選擇視而不見的鴕鳥心態。令人欣慰的是，巨大的衝突在這篇故事中，有了最完美的協調：不同膚色的種族、愛滋患者與健康族群、愛滋肆虐的國度與鴕鳥心態的政府，都因為蓋兒媽媽與諾西小男孩的努力，藩籬被打破、衝突有了親密的接觸。
打破衝突的界線、擁抱雙方，你知道有多麼不簡單嗎？當黛安娜王妃不戴手套和愛滋病患握手、當伊莉莎白泰勒親吻愛滋小孩枯槁的臉頰時，那畫面彷彿是電影虛構情節、離現實社會太過遙遠。因為，現實環境所上演的戲碼是：一群居民拉布條抗議，只因社區裡面有愛滋收容所。
伍頓流暢的敘事能力加入了記者的查證力道，更顯鏗鏘有力！
這不單是描繪親情的文學創作，也不單是愛滋議題的實證紀錄，它更是關懷世紀悲劇的警鐘。誠如伍頓所言，「每個人都應該以他生來的膚色感到驕傲，不管是白人、黑人，或是棕色、紅色，或是白色、黃色，甚至是綠色。」如果說，愛與治療是對愛滋患者最珍貴的禮物，那麼，蓋兒媽媽用愛給了諾西短暫生命中最寶貴的親情；而伍頓則是用筆鋒給了所有愛滋患者及健康族群最難得的一課。
悲劇的土地、悲劇的人物；不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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