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在財富、自由、對內和對外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和政治方面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不自由大為相關。今天中國所謂的問題，從道德滑坡到發展道路其實都與政治相關，其求解在於能否還權於民，用法制保護每個中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
一、改革開放成就得益於政治的大變化
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當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否則這個經濟成就也不可能實現。有人曾問我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什麼？我說，主要是三個：
第一，財富的巨大增加，這個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人自由大大地擴展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是多麼地沒自由：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旅行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新中國初期有一句話叫：「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也有稱「國民黨把人變成鬼，解放軍把鬼變做人」。但在改革開放以前，這個「人」是沒有什麼自由的。現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當幹部，考公務員，可以下海，自己擺個攤兒，幹什麼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國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現在誰都可以出國，而在改革開放以前出國必須審批，批來批去要一年的時間。改革開放以前，買東西也沒自由，這要票那要票的，許多東西乾脆沒有。現在，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可以買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國人的自由大大地擴大了，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第三，對內對外的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我們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國際組織，並且在國際組織裡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對內，我們也越來越多地跟國際接軌。比如，從1840年中國人追求現代化以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現在大體上解決了，我們承認要學西方。我們的法律很多都是從西方照搬過來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觀念，什麼人民代表大會呀、法院呀、律師呀，什麼證監會、銀監會呀，什麼憲法呀，都是從西方進口的東西。但是對於我所說的「大體上解決」，也就是沒有完全、徹底地解決，還是會有人打問號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這個問題，執政黨到現在都還沒有鬆口。在中國，自由多多少少還是跟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的。儘管我們已經開始說憲法、說法制、說人權，但說得並不痛快，說得別彆扭扭。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強調我們在學習西方上還是有點問題的。當然，今天畢竟已經跟毛澤東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二、不好解決的問題：政權還歸於民
那為什麼中國現在還有問題呢？在一黨制之下，經濟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權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當這個少數人的利益跟廣大老百姓的利益不衝突的時候，那可以相安無事，但一旦發生了衝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沒有了，只有執政者的利益。我可以舉很多的例子：首先一個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級幹部幾乎全都是黨員，但這個在憲法裡頭並沒有類似規定，為什麼中國只有少數黨員才能治理，為什麼黨外人士不能當幹部？再比如反貪污，反貪污你要是反到他們頭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幫共產黨反貪污，這不好嗎？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個叫鄭恩寵的律師，他就是揭發檢舉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幾年，給他定的是洩露國家機密罪。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夠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陳良宇，它自己也挺高興的，但你反了一個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煩就來了。這樣的例子一多，至少說明這個政權還沒有完全還歸於民：它可以允許你發財、創造財富，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個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衝突。所以，要說中國跟發達國家的區別在哪兒？區別就在這裡！不過對這個問題，我也想過，它不是很簡單的，不好解決，而且它不完全是共產黨的問題，實際上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都有深切的關係。因此，不能說共產黨一還權於民，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中國就民主化了。在中國，上下關係深受傳統的皇帝和臣民關係的影響，要改變它，絕非短時之功，好幾代人都在努力。現在，這種改變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進行，各種維權的行動、互聯網上的意見、新聞的報導，都是一個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過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開始明白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制。
法制就兩個字，但真正做是很複雜的事兒。全世界能夠走上法制的國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個民主國家，但是我不認為它是個法制國家，它打個官司要十幾年，那就等於沒有法制，這個官司有什麼用處？遲到的正義就不是正義。所以，印度這樣的民主還不如沒有。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我們比印度搞得要好，經濟搞得好那關係就太大了。印度還有人挨餓，馬路上有要飯的。中國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飯，要錢。北京的乞丐你給他個饅頭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飯、要吃的。你知道什麼叫要飯嗎？就是肚子餓。新德里就有飢餓的問題，但中國沒有飢餓的問題，這當然大不一樣。印度我去過兩次，我覺得印度比中國差得太遠了：它有民主，但它這個民主發揮的是民主的壞處，沒有發揮什麼好處，它沒有解決民族、宗教這種糾紛。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印度沒有這種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選舉。結果，原先打的今天還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殺，從甘地開始，甘地、尼赫魯的女兒，一個接一個地被暗殺。我們民國初年也有暗殺，以後就沒有了。文革整死那麼多人，也沒有暗殺過。現在，執政黨內無論怎麼分歧怎麼矛盾，但不搞暗殺。因為一旦搞暗殺就不得了，我相信他們自己也明白這個道理：這個世界不能破壞。斗歸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趙紫陽下台也還活到了90來歲，這些都是進步。從中印差異來看，我想強調的是：經濟的進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經濟的進步，它就會推動老百姓想民主、法制這些問題，否則，肚子沒吃飽，你想什麼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關
至於如何重構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應該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個普世價值觀，這中間可能有一點兒中國的特色，但它的基礎是普世價值觀。什麼是普世價值觀？平等自由是最基礎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對此，中國上下的認識並不一致，尤其是上層還沒有完全想通。有人說今天的中國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的政治是個「假話政治」，它老是講假話，你道德怎麼好得起來？溫家寶叫大家說真話，說真話當然重要。那好，上頭先說真話給大家作個表率，但是，對於中國的很多事情至少上頭是不敢公開說真話的，因為，沒有一個說真話的環境，更準確地說是沒有一個鼓勵說真話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你卻叫人說真話，誰敢說真話？像我們這些傻瓜蛋才說真話，我們說真話基本上就是和習慣一樣，說真話就是習慣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沒有信用、騙人，這些都跟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當然，我們也看到，執政黨它也很難，因為它捨不得跟過去一刀兩斷。
比如說，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浮誇風。那時，如果你不浮誇，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險的，因此大家都得浮誇，一直到這個問題嚴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餓死3000多萬人的巨大代價才得到糾正。如果能說真話，會死這麼多人嗎？浮誇、說假話，教訓慘重：抗戰八年才死了2900萬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關係，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國一個總統他說假話，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著總統，你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你怎麼能說假話呢？
四、發展模式說到底還是跟政治有關
政治好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環境也不是問題，為什麼呢？我們的經濟增長達百分之十幾呀，你拿出幾個百分點環境就治好了，正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力量加強了，我們就有這個能力來治理環境了。先發展後治理這條路是很對的，我們就是走的這條路。你先發展起來了，現在有人力、有技術，就缺個決心，你下個決心就把它治理了。從客觀上講，完全具備這個條件，你窮的時候想幹什麼都不行，沒錢，也沒有人，也沒有技術。你看看北朝鮮那個樣子，它幹什麼都不行。現在中國可以說干什麼都行，有錢了你幹啥幹不了？有污染的廠說關掉一些就能關掉一些，因為也就損失經濟增長的幾個百分點嘛。現在，我們全國治理環境的費用是五個百分點，我們的經濟卻增長了十幾個百分點呀，我再拿兩三個百分點，那一點兒不難呀。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經濟問題不是大問題，能源問題也不是問題，環境問題雖然是個問題，但不是出在客觀上，因為它既有辦法可以解決，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問題出在你不下這個決心。
所以，對於有人所說的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說到底還是跟政治有關係，為什麼？比如，現在我們的稅收增加得太厲害了——2007年，我們的稅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價漲瘋了——但是政府的開銷沒有限制，老百姓沒有權力監督它，拿老百姓的錢買汽車、蓋豪華樓、出國旅遊，等等。而且我們的政府收稅還不讓普通納稅人知道：其實你一打電話就收了稅；你在超市買東西發票一打出來就收了稅；你付水費、電費這些都是有稅的；連你坐出租車都有稅。而在外國，政府都告訴納稅人：價格多少錢，稅多少錢，是分開的。
當然，如果僅僅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正在慢慢地改變：過去主要靠廉價勞動力，現在慢慢地變成靠技術、靠分工，這樣勞動力的價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這十年，中國的技術進步得非常快。舉一個例子，中國現在客運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這說明技術非常好，因為這個安全它是一個綜合指標——硬件、軟件、人員、素質、紀律——哪一方面出問題安全就表現出來了。這說明，我們要想幹就能幹好。我們的煤礦它老死人，就是沒人管，而我們的飛機就有人管。可以說，現在中國到了一個靠技術掙錢的階段了，我們正在越來越多地生產出很多很複雜的產品，因為有一個和平的開放的環境，老百姓都會自己去鑽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著什麼號召的。總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正逐漸地轉向從技術和社會分工來掙錢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勞動發展模式正慢慢地讓位給印度、孟加拉國，還有越南這些國家，因為它們的生產成本比我們要低。
如果發展模式不僅僅指經濟發展模式，而是指國家發展道路，那麼，政治的改變，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諧就是法制
對於創建和諧社會，我完全認同。現在我們社會有什麼地方不和諧？如果說有什麼不和諧，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這個層面，我認為：和諧的問題在於利益的劃分。至於有人把和諧說成是要取得全球化與民族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什麼的，那都是騙人的東西。真正的問題是每個人的利益要得到保護，做到這一點，中國就和諧了。設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傳統，你有了發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當別人侵犯你時你卻不能告狀，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絕受理，這怎麼和諧得起來？那種情況下，就只有上訪了，只有去遊行，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麼社會和諧的可能了。因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和諧。因此，和諧的問題其實可以說是法制的問題，和諧就是法制。利益怎麼劃分，是法制來劃分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