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新世紀特稿2008年4月16日】在博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不客氣地訓斥那位堅持認為「在西藏有嚴重人權問題」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他說，「我們和達賴集團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國家的問題。」
台灣的人們立即就有了反應，那裡有評論說，「也許經過博鰲的胡蕭會之後，台灣會覺得北京政策非常有彈性，但千萬要辨清實像與錯覺。在西藏政策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堅持」。
胡總書記如此不客氣，如此堅持，其道理何在，他當然不屑於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習慣於這種「口出聖旨」的感覺，「說是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幸虧，有一位可愛的冼岩，其《如何消除西藏的禍亂之源？》一文，將中國共產黨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先前，冼岩一篇《改革30年之回顧與反思》，可以視為中共官方可以找得到的最好的觀念包裝，現在，冼岩不辭勞苦，把中共不便於講得清楚、明白的西藏政策意圖坦率地娓娓道來，實在是大功一件。
冼岩坦率地承認，中國政府認為「達賴的影響力才是禍亂之源，所以堅持不與其對話」。中國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稱，對話、談判的門是敞開的，但實際上極其強硬地不給對話、談判以空間，這樣的態度，冼岩認為很有道理，因為在他看來，西藏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實際控制，加上達賴對藏人的精神控制，使西藏的結成為死結」。欲解這樣「二源交匯」的困局，則只有「使源頭之一消失，讓一個巴掌拍不響」──「消除西藏禍亂之源的唯一真正有效辦法，就是儘可能減少這一代達賴的影響力，爭取下代達賴能夠與中央良性互動」。
中共寄希望於下一代達賴，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冼岩的貢獻，是把這樣做的道理展示出來──
所謂「良性互動」，當然有條件，即藏人必須放棄「達賴集團」的「西藏自治」要求。冼岩坦率直言，「西藏不獨立，只『真正自治』，也不可能」──「如果『西藏自治』是合理的，那麼要求白人退出美國乃至美洲也是合理的」，「那些支持這一代達賴，一再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對話的人，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行為的客觀效果只能是：令西藏禍亂不斷，血流不止」。
在冼岩的另一文章裡，更為坦率：即使容許西藏自治，也只能像美國人那樣，「應該贊成將藏人集中到西藏的某個縣，圈養起來『自治』」。
話說到如此坦率、無恥的份上，胡總書記那冠冕堂皇的強硬，不是就顯得很充實，很有光彩了麼？
一
冼岩掄起棍子橫掃過去，想讓中國的「知識精英」閉嘴，但是，這些「知識精英」畢竟講出了他們的一番道理。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中一些人將西藏問題與整個中國的問題聯繫起來，顯示了思想的深度──
王力雄認為，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單獨的西藏問題，它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在中國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西藏問題不可能單獨獲得解決。只有把中國從一個專制社會變成一個多元化的開放社會，西藏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
劉曉波也認為，西藏危機延續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漢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的加劇，而是民族衝突遮蔽制度之爭。就當下中國的制度現實和胡溫政權的執政策略而言，即便沒有此次危機，中共也決不會接受達賴喇嘛的「不謀求獨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間道路。簡單說就是，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相比之下，藏人及其僧侶對於示威抗議，似乎更為無所顧忌，甚至公然展示雪山獅子旗，因為不滿與絕望而決不放棄對西藏獨立的追求，而軍警對他們壓制、毆打，甚至開槍，也同樣更為無所顧忌。然而，漢藏民眾的公民權利被限制在一種十分可憐的限度內，體現著問題的共同的實質。
當然，為公平起見，應該看到，冼岩對中國問題有其看法，也有其深度。他認為，制約權力，對於今日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和諧社會，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以權力為重心」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
但是，一旦面臨西藏問題，冼岩就毫不猶豫地站到權力一邊，為權力辯護，斥責自治，斥責權力的制約──正是在西藏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之類）上，不僅涉及到以權利制約權力，而且藏人自治的要求涉及到權力對權力的制約，而冼岩則根本不在乎什麼對立統一之普遍存在，以及「對立面」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轉化，乾脆主張消滅「對立面」，把中國共產黨的粗暴的執政邏輯，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
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對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恩格斯語）的時候，就依靠政權力量動員民眾，推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即使發現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難以為繼，不得不以改革開放來重新為市場經濟開闢道路，也仍然死抱住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放，以維持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作為一黨專制的基礎。
在漢族居住的地域，「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遭到失敗，不得不改頭換面，代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衣下畸形的市場經濟，而在藏區等少數民族地區，地理及人文社會環境本來就與漢族區域差別很大，更不能盲目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改革」實踐。
從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樣，從西藏社會的政教合一、農奴制向現代社會發展，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特別是，市場經濟在西藏社會裡原本微不足道，那裡的地理環境極為特殊，且精神需求遠高於物質需求，也許，同樣適用於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的特殊考慮，即不經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而向未來社會發展，而那裡的未來社會究竟如何，更不能以普遍規律的名義而生搬硬套。然而，中國共產黨對於東方社會裡具體的社會主義之路其實缺乏理論探索及深入思考，自己還弄不大明白，就匆忙在漢族區域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表面的暫時成功就得意洋洋，衝動地也要對西藏實行「民主改革」。
宗主權或主權，以實力為其基礎。尤其是西藏，在歷史上對中國的順從，主要體現為對軍隊進藏的無奈和恐懼，清朝以來，這種恐懼逐漸地根深蒂固起來。中共的「十七條協定」，對於西藏是比較現實的選擇，但中共在談判中強迫西藏接受，不容提出異議，則加深了西藏的恐懼，西藏地方的權力對於中央權力基本上已無所謂制約。此後，「民主改革」藉著漢區「社會主義」改造之風而迫近，達賴及藏人無力政治解決，只能武裝反抗，結果當然只有失敗、流亡一途。
於是就「民主改革」，西藏社會走特殊發展道路的希望破滅。不過，倘若中國漢區真是實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實踐，對西藏仍會提供其自治的空間，但是，漢區是在沒有社會主義之「胎」的情況生造出一個「社會主義」怪物，則對於西藏的所謂「民族統一」，就只能是在中央集權之下略微有些「自治」模樣而已。達賴流亡了，班禪在境內為藏人說話，質疑中共的「自治」，則不免牢獄之災。
逐漸地，與漢族區域一樣，中國共產黨羽翼下的西藏地方特殊利益集團生長起來。中共指派的漢人掌握黨政實權，對藏人有實際影響的領袖人物都控制在北京，在中央手裡，能夠進入權力結構的藏人則須經過中共培養、挑選。這個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與中共高層沆瀣一氣，與普通藏民、與流亡的「達賴集團」之間都有愈益尖銳的利益對立和衝突，而近十多年來，中共以「近衛軍」武警部隊直接插手西藏事務，不擇手段地實施控制、挑撥和鎮壓，更使得矛盾容易激化。
毛澤東說「政治是統率，是靈魂」，私下裡，他的說法更為生動：政治是人心。在西藏，中共的「民主改革」成功了，但時間一長，就像在漢區一樣，還是漸漸地失去了民心。中共的政治是失敗的政治。
不過西藏與台灣不同，無論歷史上中國對它的宗主權或主權多麼脆弱，畢竟，中共政權在1950年代初期就已經以其軍事、政治的實力，迫使西藏達賴政府屈服，接受了「十七條協定」，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此後，「民主改革」激起民變，達賴政府及大批藏人流亡，「西藏獨立」成為對中國主權的威脅，而胡耀邦在改革開放中力主落實西藏的自治，達賴喇嘛也相應地放棄了獨立要求，轉為要求真正自治的「中間道路」，雙方之間的緊張狀態其實已經出現了轉機。
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更多地體現著他自己的思考、決斷和個人風格，還不是中共高層的共同決策，而且實際上受到保守派黨政官僚的沉重壓力。這一比較開明的西藏政策被視為「右傾」，缺乏相應的政治環境使之在討論和執行中不斷改進、完善，卻一遇震盪或風波就喊停、放棄，一切恢復原樣，因而，它的實踐是未能展開的倉促實踐，是中共黨政結構中的權力政治使之失敗。
在漢族及其它多數少數民族區域，中共主導了經濟開放，同時，不得不容忍政治與文化方面相當程度的開放，而在藏區，它的歧視之心看來就用不著遮掩了。從胡錦濤掌握地方黨政大權到成為中共黨魁，不僅對那裡「漢人治藏」的基本格局毫無謙卑、自省之心，而且在背棄胡耀邦開明政策的路上走得更遠。人們看到，他先是縱容武警部隊在十年前大開殺戒，將藏人打倒在血泊之中，甚至勇於表現他本人在鎮壓中的武夫形象，數年後又縱容張慶黎在西藏厲行苛政，再次官逼民反。尤其惡劣的是，這一次，中共嚴密封鎖「官逼」之真相──但事變之際在藏區的英國《經濟學家》記者對張慶黎行徑已有報導──卻大肆宣揚「民反」的種種證據，開動宣傳機器猛烈攻擊「達賴集團」，不惜激化漢藏民族矛盾，以求削弱達賴喇嘛的影響力。
中共堅決否認達賴喇嘛指責的西藏「文化滅絕」，然而，3‧14事變之後，央視「新聞聯播急切地報導拉薩中小學復課，許多人注意到，那鏡頭裡的學校教室黑板上，清清楚楚的寫的是漢字，那是在上漢語課。在這種時候，理應宣傳的是那裡實際上很尊重藏文化，但這一細節卻顯示，恐怕是找不到教室裡教授藏文的鏡頭。藏人不顧危險，把子女送到西藏流亡政府那裡去接受藏文化傳承，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愈益自然地體現出藏文化本身的影響力，也就不難理解，中共何以那樣仇恨或懼怕「達賴集團」。
這時，人們看到，冼岩也迫不及待，立即將藏人的暴力行為貼上「恐怖主義」標籤，對支持西藏自治要求的民間知識分子出言不遜──由此，也應該承認冼岩的思想深度，他顯然也意識到了西藏問題與中國問題相聯繫的深刻涵義。
三
台灣問題難以解決，其實質是中共堅持打擊在台灣保持著治權的「中華民國」，如此急於消滅「對立面」，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國民黨掌權時還好辦些，到了靈活多變的民進黨在台灣掌權，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與民進黨攜手打擊「中華民國」的奇怪態勢，兩岸間在政治上時常出現緊張。恰恰陳水扁及李登輝等人又是操縱局勢的高手，而國民黨急於奪回政權，不得不改變姿態，而中共對自己的僵化、保守立場缺乏自省，致使台灣民意中離心力逐漸加強，「台灣獨立」愈益強勢。
西藏問題也有類似之處。中國共產黨傾力打擊「達賴集團」，自以為棋高一著，在達賴喇嘛主張西藏獨立時還能應付，一旦達賴喇嘛改變了立場，政治上要求真正自治，精神上是一位慈悲為懷的佛教大師，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同情和支持，中共卻顯露出它的僵化、頑固的嘴臉，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共以往的勝利，團結中間力量打擊對手的策略是很關鍵的因素，現在中共放棄了這種策略，凶狠打擊轉向「中間道路」的達賴喇嘛，弄得世人莫名其妙。
中國共產黨自以為得計地企圖「拖死達賴」，寄希望於在它操縱下產生「下一代達賴」，以消滅「對立面」的方式終結西藏自治。不過，藏區的藏族民眾是否信任中共鼓搗出來的「下一代達賴」，流亡西藏政府是否在十四世達賴身後還能將流亡藏人維繫於「中間道路」，都是不確定因素。中共的如意算盤是，將流亡藏人和境內不屈服的藏人逼上恐怖主義之路，他們就失去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但是，到那時候，事變究竟如何還很難說。藏人可能會更為分化，激烈者更趨向於過激、暴力，屈服者更為沉默，似乎對中共有利，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社會一方面將要付出面對更多暴力及恐怖襲擊威脅的代價，另一方面，消滅了達賴「中間道路」後的西藏，與強行武力佔領後的台灣相比，是更容易穩定，還是潛藏著更大危險，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
即使漢族民眾不在乎未來也許無所不在的藏人激烈分子發動的襲擊，也應該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人們在觀察美國大選時發現，白人背著奴隸制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特別是民主黨上層的白人，總是覺得自己虧欠黑人許多。冼岩可以無所顧忌地談論將藏人集中圈養起來「自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如今支持中共政策的多數漢族民眾，如果將來都對藏人（還有維人、蒙人及回人等等）走到那樣的悲慘境地無所謂，不能象美國白人那樣有所反省，有所改變，那麼，漢族的日子，也許就快走到頭了。冼岩那樣輕飄飄地談論消滅「對立面」，奈何事情的對立統一邏輯卻是無情的，不會任由強勢霸道的一方欺凌弱小的另一方。冼岩自以為聰明，但是他不懂「相反相成」的道理，竭力為中共「相同相成」的異想天開辯護。想想看，共產黨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就逐漸地愈益嚴厲禁止其它政黨生存，當年托洛茨基就發現，那樣會使得社會各階級的利益和政治要求都出現在共產黨內部。後來，毛澤東也看到了這一點，不得不承認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發動「文革」，十年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頭來還是未能改變事情的邏輯。
胡錦濤否認西藏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或人權問題，他眼中只有「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國家的問題」，更有人斷言「普世價值不能凌駕民族統一之上」。這樣粗暴地以「祖國統一」掩蓋一切，這樣武斷地把普世價值與民族統一對立起來，普世價值難以體現於民族統一，表面繁榮的「民族統一」沒有內在的和諧，就不可避免地在「統一」表象下不斷出現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胡總書記顯然比不上毛澤東，他不敢承認，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就在「祖國統一」之內。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