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羅錦女士在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的神韻晚會上接受記者採訪(攝影:吉森/大紀元)

遇羅錦:冬眠醒來見神韻

2008年04月21日 | 21:04 PM

【大紀元4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田宇慕尼黑報導)70後和80後中,聽說過遇羅克這個名字的人恐怕是鳳毛麟角。然而,這個名字卻緊緊地和一段瘋狂而可怕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只要是那段歷史的檔案無法封存,遇羅克這個名字就像一個巨人身上一個無法彌合的傷口一樣,一碰就會流血。而中國這個巨人的身上卻佈滿了無數這樣無法彌合的傷口,以至於至少有一半的中國家庭可以用過去時或現在進行時給你講出這樣或那樣的傷痛;以至於大多數的家庭在現實中更多選擇的卻是沉默,沉默是他們的安眠藥,沉默是他們的護身符。然而,社會的沉默卻無法不讓巨人傷口的血不汩汩外流……

1970年3月5日,文革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北京工人體育場內坐滿了10萬人,「在萬人高舉的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裡」,因為一本《出身論》,一本替那個時代被污辱、被損害的「賤民」做公開辯護的書,而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的遇羅克被判處死刑,五花大綁押上了死囚車。這年他27歲。

遇羅克走得格外孤獨,這一天,他的家人分別被監,沒有一個人能為他送行。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在被平反後,於1986年選擇了離開曾經給她一家人帶來了太多傷痛的故土,來到德國。

4月19日,記者在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神韻晚會上,與遇羅錦女士不期而遇。現將採訪記錄刊登如下:

記者:遇羅錦,您好!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您。

遇羅錦:我在《大紀元》報紙上看到了神韻要在慕尼黑演出的廣告。我一看到這個消息,高興得不得了,我馬上就訂了最好位置的票。因為以前神韻的演出都是在柏林,離我住的地方太遠了。我本來還以為我這輩子看不上這個晚會了呢。

記者:對晚會感覺怎麼樣?

遇羅錦:沒有一個不好的,太好了!舞蹈、唱歌都好,那個女低音楊健生唱得太好了,其他幾個高音唱得也好,二胡尤其好,兩個解說也好,整個都好。我們從小就沒有看過這麼好的節目。在中國,文藝晚會都是政治宣傳。你看那《春晚》,真是讓人憋氣,越看越生氣。神韻這個晚會,要我說是純粹的中國味,是咱們的中國文化,確實好。

我剛才一邊看一邊哭,(擦淚),特別是看《升起的蓮》和《覺醒》,我覺得這兩個節目最感人。我一下就想起我哥哥遇羅克。他就因為寫了《出身論》和很多文章被處死。我們很久都不知道他死的真相,我們家人都以為他是在盧溝橋被槍斃的。我哥哥被處死的時候,我們全家都在被監禁。後來聽人說,我哥哥被單獨拉到一個車裡,我們還以為他有可能沒死。

70年代中有一天,我在馬路上碰到一個熟人,他是北京市朝陽區醫院的內科大夫,姓韓。他說:羅錦,我一直想跟你說件事,但是你不能告訴你父母。我答應了他。他告訴我,在我哥哥死後不久,他在醫院內部刊物上看到一個通訊上寫著,政治犯遇羅克的眼角膜移植給了一個北京市勞動模範,「勞動模範的視力水平達到0.2,手術成功」。我愣著,都不知道說甚麼好。我很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遇羅克的眼角膜》,香港的《開放》雜誌登在每月首選上了。那時,我還沒有想到他的其他器官是不是也會被摘除的問題。後來知道,在中國,活動手術車經常就在刑場旁邊等著,人一槍斃,馬上就把熱乎乎的器官摘下來。我哥哥那時候眼角膜被摘除,還有個名字,現在他們害法輪功是沒有名字的,每個人頂多有個號碼。

記者:您被關押了幾年?

遇羅錦:我被關了3年,就因為日記裡的6句話。我寫過20本日記,這些日記和我哥哥唯一一本沒有燒的日記,還有我母親的項鏈,都在北京公安局扣著,他們就是不還給我們。

我知道,在中國坐監是甚麼滋味。我看節目的時候一直在流淚,特別是表現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監獄裡的那個節目真是太好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好的晚會。我很感動!我覺得,法輪功太好了!人們老說,中國人永遠是一盤散沙。可我就想,人家法輪功為甚麼就能這麼團結?!我覺得主要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法輪功的人在錢上看的淡。法輪功不管別人要錢,自己儘量創造財富,而且每個人都不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講利益,不講報酬。法輪功的人幹甚麼事兒,都是自己掏錢,他們覺得這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今天晚會上的舞蹈就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幾個獨舞演員跳得特別好,但他們和其他演員穿得一樣。跳完獨舞的那一段,就退回到群舞中,又融合到群體裡去了,和其他人一模一樣。他們沒有那種都想做大牌的勁兒。 第二個原因,就是「真善忍」。「真善忍」把大家都團結在一起。

晚會裡有一個舞蹈節目叫《覺醒》。我覺得,人們不應該不覺醒了,而是都太應該覺醒了。就像高智晟律師說的,「真善忍」你不講,莫非要「假惡暴」嗎?這句話也應該問問中共領事館的人。

記者:慕尼黑中領館給籌辦這次神韻晚會的德國演出公司施加了很大壓力。您也聽說了?

遇羅錦:聽說了呀!他們太猖狂,就應該到法院去告他們,這樣他們就老實了。這是在德國,他們憑甚麼搗亂呀,簡直太猖狂了,而且派的到處都是特務。由於和中國做生意,西方國家太縱容他們,反間諜機構的工作做得太不夠。

就因為這些原因,這19年我自己很消沉。為甚麼?因為,想說一句真話太難了。我出國不是為了找個有錢的人,為了發財,我就是為了出一本不被刪改的書。我在中國雖然發了不少文章和小說,但都被砍的亂七八糟的。就像胡平說的一樣,他的文字在國內也發不全,也得被砍掉很多,所以他必須留在美國。

可是我到了國外發現中共的黑手伸得很長。我不知道該怎麼好。這19年我都很消沉,這是我的錯誤。我跟別人聯繫不多,不知道哪個出版商不親共。所以,我一下就消沉下去了。另一個原因是我最愛我的右派丈夫,我出國時跟他說,我一定把你接出來。結果我做了3次經濟擔保,他也不來。我覺得我的愛情也完了,我的書也出不來,我難受死了,一下子就消沉了,我的消沉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樣,整天在家哭,那倒不是。我完全變成了一個家庭婦女,就是種花,養花呀,散步,看電影,我告訴自己,就把過去忘了算了。

我現在過了19年的冬眠期,是因為胡平的一句話救了我。胡平是學富五車的人,他說我在認真地看你的《愛的呼喚》。這本書原來的題目是《一個大童話》,後來改成了《愛的呼喚》。去年我才把書送給胡平和他太太。我覺得我不能再消沉了,要不怎麼對得起胡平呀,更對不起我哥哥了。所以今年3月份,我終於把書又改了一遍。現在有人要把我哥哥的故事拍成電影。

我哥哥的那本《出身論》,現在依然有現實性。很多人都說中國經濟在「變好」,可還不是太子黨掌權?結果是少數人富起來了,而全國大多數人逐漸變成了邊緣人士。這些問題都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

記者:很高興在這里見到您,希望您的書早日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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